如此一败再败,道光皇帝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在10月,他任命自己的堂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去浙江组织反攻,参加反攻的部队依然像一块马赛克拼版一样来自全国各地,于是这次反攻就变成了一场闹剧。

离开京城以后,奕经慢慢的走,速度让身在前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非常恼火,本来只要三十多天的路程,奕经走了四个月。1842年1月份,就在奕经达到江苏之后,他居然停了下来,理由倒是很坚挺,各地的部队还没到。接着奕经开始展示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举行一场征文比赛,寻求破敌之策,参加的文人不少,提出的作战方案自然没有一个切合实际,奕经手下的几百名随从像黄蜂一样在一路上掠过,其奢侈程度让人咋舌,以至于当时有一句歌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2月份,在刘韵珂的一再催促下奕经终于姗姗来到浙江,接着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反攻计划,从全国各地调来的15000士兵分三路向定海、镇海、宁波实施反攻。通过一次求签,奕经选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公历1842年3月10日凌晨3点到5点)进行反攻。作战方式还是老办法,火攻。

反攻时刻一到,大约1500名清军士兵向三个地方进军,其他士兵被奕经部署在了能保护他安全逃跑的方向上,结果可想而知了。准备好的火筏被英军的战舰顺利的引开,对定海的进攻没有成型。其他两地也遭到了惨败。宁波的英国守军居然打开城门主动把清军引进城里来进行歼灭战。参加战斗的藏族士兵只好变成了英军的枪下之鬼。

无论是多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奕经的这种表现只能是无话可说,我们也只能感叹这个皇家的浪荡子实在不适合做军事统帅。

奕经拙劣的反攻表演和可耻的失败,终于使刘韵珂获得了机会,向道光皇帝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他在奕经兵败后马上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指出了 10个问题,作为休战的理由,这就是著名的“十可虑”奏折,这十个问题包含了清朝面对的几乎所有问题。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从国内各地调集部队和给养的困难、财政上的拮据、清朝内部的社会动乱等等。道光皇帝在获得奕经惨败的消息之后两天接到了刘韵珂的奏折,他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此时,由盛京将军调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正好路过北京,准备觐见皇帝,道光皇帝召见了他,征求他的意见,耆英提出了一个令道光皇帝有点为难的建议,重新启用伊里布,由于一年之前伊里布对待英国俘虏的态度和释放俘虏的行为,伊里布获得了英国人的好感。另外,熟悉与外国人交涉事务的官员中,林则徐正在黄河治理工程的工作上戴罪立功,琦善道光皇帝则不好意思立刻召回,可用的也只有伊里布了,于是皇帝勉强同意了耆英的提议,给了伊里布一个临时的四品官头衔,随耆英南下,处理与英国人的交涉工作。耆英和伊里布于4月中旬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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