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以发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 “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1636），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邪压正，无意受命，具疏辞职，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用自陈不职的形式，进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祯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纂集经书，为太子讲读。然而时过数月，黄道周又因上书言事被赶出都门。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时上三疏，一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一劾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一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议失算。是时，崇祯帝正为清兵频频进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南北交攻，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杨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宠，借机对黄道周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断章取义，大肆攻击。八月，遂以“朋串扰乱”的罪名，将其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这次，他没有遵旨赴任，而是以养病为由请求回家。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四，南归途中思绪万千，萧然感叹，对送别他的朋友吟了这样四句诗：“从此辞君各千载，故园门前千尺海；海中疏岛千高驼，记得投竿双膝在。”准备自此之后，要在山里老家谢绝一切宾客，不事应酬，安安静静地闭门守家，研究经史，著书立说，用笔墨伴随度过了“残生余年”。
可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很快就使黄道周隐居山林的生活愿望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血淋淋的严刑拷打的监狱生活。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举荐地方人材时，对黄道周推奖备至，而大学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邪正不辨，偏听偏信，也认为解学龙是“党庇行私”，将解学龙与黄道周加上“党邪乱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诏狱。黄道周亦于七月被捕至京，与解学龙各杖八十，下镇抚司狱论死。此时，与黄道周素无往来的户部主事叶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狱。在狱中，黄道周惨遭掠治，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他意志刚强，宁死不屈，仍然坚持日夜著述，手写经书一百二十本，并研理极数，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刑部的官员亦认为所加黄道周的罪状证据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谪戍湖广辰阳。十五年六月，赴谪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祯帝召见阁臣，再度入阁的周延儒欲用黄道周，乘间上言：道周家贫子幼，生活清苦，事亲极孝，学无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学，尚策励，特准赦罪还职。”此时，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罢，再也无心继续供职。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后，于闰十一月，遣义男上《免戍辞职疏》、《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即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家，重操旧业，次第完成《孝经集传》、《坊记》诸书。
崇祯十七年春，风云骤变，皇朝更迭。黄道周在家闻明亡如丧考妣，“袒发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以翌年为弘光元年。因众望所归，黄道周被命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义男上《时务疏》，献进取之策，谓：“窃意今日之事，类多伏莽，不设重臣，不能复驭。盖以南都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首藩。”应以闽之建阳、赣之雯镇、浙之衢州作为根本重地，积极组织力量，反击清军。疏呈上而不见施行，黄道周不欲出。首辅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潞王耶？”乃于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车之意，为人所劝，方继续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闻升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上《衢州闻升辞职疏》，不准，始决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入朝，见诸臣措置乖方，又闻刘宗周被逐，不欲久厕朝班，二月底疏请奉敕赴绍兴祭禹陵。祭祀毕，于四月就地疏请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此时，黄道周毫不畏惧，“誓死反清复明”，上疏潞王朱常涝及当时逃亡杭州的邹太后，令闽、赣、浙三省之兵奋起抗清。又草檄谕数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黄道周在衢州劝唐王朱聿键驻跸衢州，以号召两浙，联络江右，以期中兴，恢复大明江山。而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则一味退却，拥兵自重，于是月底挟唐王偷安入福州。黄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张不为所用，无奈尾随入闽，至浦城获悉唐王已于闰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监国位，因与诸臣政见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仅派人往贺，而己取道还山。唐王得报，遣使往迎之。“时百事草创，危疑未定”，人心涣散，大江江右诸臣又皆“拥众横行，蓄威自卫，而抱妻携子，藏马于舟，掠盗于道，经都越邑，嗷嗷瞻乌”。黄道周以为不早正帝位，难以挽回民心，号召天下，于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区划裁定大小礼节事务有功，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兵部尚书。在隆武政权中，唐王徒拥空名，实权掌握在福建总兵郑芝龙手里。道周观郑氏日图不轨，无法共事，上疏乞归。唐王留之再三，道周还是认为在朝廷中决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转而复请行边，督师征战。
从军事上看，福建东南际海，事可无虑。其余三面环山：东北有仙霞岭作屏障；西北一路，经光泽出杉关，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遥远，馈饷艰难；正北由崇安，出分水关，可入江西广信府，联络徽州抗清义军。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阳，是为闽北重镇；关外要害，则莫急于广信，可谓全闽北门。
据此，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闽。七月二十二日朝饯启行。第二天，他即带着“三五秀才”离福州，经延平，至建宁，先后募得闽、浙诸门人子弟及各地乡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扎营待饷。上疏唐王，郑芝龙拒不发饷。十月一日，黄道周至广信，闻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为清军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起初，出婺源之军尚有捷闻。可是，由于清军步步增兵压境，攻势凶猛；隆武小朝廷兵饷俱操之郑氏，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处处掣肘，多方刁难。黄道周名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一意报主”之心，但无调动兵饷之权，“于饷部实未尝有一毫之饷，于兵部实未尝有孑体之兵，于府库实未尝有一锥一粒火药器械之助”；各地兵、饷又皆不继。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单食尽的困地。另外，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月20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