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
天启七年（16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 “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