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本身学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行教化。他实行向孔子顶礼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针。雍正帝说：“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别的帝王只讲孔学对臣民的意义，他则坦白承认它对帝王的绝大好处，所以极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次年把临雍的“幸学”改称为“诣学”，表示君主对孔子的尊敬。又为孔子的名字避讳，致使后人用“丘”字处，除“圜丘”一词外，都得改写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别人认为他礼仪太过，他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将孔子诞辰的中祀礼，改为大祀，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的途径进行宣传。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敕谕负责科举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根据，故而加以提倡。后来乾隆帝也力行倡导，致使官方以四书文为唯一的正经学问，其他的则成了“杂学”、“杂作”。其实以朱注为标准的四书文取士的办法，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雍正帝还重视在科举中加试《孝经》。顺治时乡试第二场有《孝经》试题，康熙时罢废，雍正帝为讲求孝道，把它恢复了。童生复试，本来有“小学”试题，雍正帝把它取消，改从《孝经》出试题。其实《孝经》可出之题甚少，臣下提出这个问题，雍正帝拒不考虑，因为他认为通过科举进行孝道教育最重要。
雍正帝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钱塘举人，投到年羹尧幕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讥笑康熙帝书法，非议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还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为功臣说话。年羹尧案发，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处斩。侍讲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作诗盛赞年羹尧平青海的功绩，年案发生，雍正帝说他是儒门中好钻营的无耻文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以诛其心，并命臣工作诗以讽刺他，还叫他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成《名教罪人》一书。有的官员诗作讥刺无力，雍正帝还处罚了他们。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官礼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书蔡珽推荐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抄家革职，监禁致死，复遭戮尸之辱。汪、钱、查因与年、隆、蔡珽等案有牵连，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而被祸，但惩治他们的缘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写了触犯忌讳的话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认为浙江文人无耻至极，用停止该省乡会试的办法以示惩诫，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柟，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柟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前面说过的曾静案，又引出吕留良的案子。吕留良是清初理学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气节，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强调华夷之别，曾静供出受他的思想影响，雍正帝就将他开棺戮尸，处死他的儿子及徒孙，家属发遣宁古塔（今吉林省宁安），给披甲人为奴。
吕案发生后，纯因文字关系页产生的案子增多，如进士徐骏，因诗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反对清朝，雍正帝也认为这是讥讪悖乱的言论，将徐骏斩决。又如浙江人、宛平县丞吴茂育，作《求志编》，该书的一个版本，有请人写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纪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员“严加审究，毋涉疏纵”。这类文字狱的发生，是为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适足表现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和反动。
大搞祥瑞，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动，但也为一些君主所厌恶。雍正帝属于前一种人。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报告祯瑞的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名堂繁多，诸如嘉禾、瑞茧、蓍草、瑞芝、瑞麟、凤鸟、甘露、卿云、五星联珠、黄河清，应有尽有。地方官一报告，雍正帝就叫宣诸史馆，有时还要讲一讲天人感应极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诫一些人。他这样讲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诞之说，这从“卿云现”一事中表现得最清楚。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案发生，给雍正帝加上谋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折，声称圣寿节那天云南出现“卿云”，当地有的官员则说没有见到，否认出现“卿云”。雍正帝宁信其有，支持鄂尔泰，说他有强烈的爱君之心才这样奏报，而那些说没有发现的人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为此嘉奖鄂尔泰及云贵官员，为他们加级晋爵。原来古人认为卿云现，表示天子孝。雍正帝意图用此说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这种天象出现，而绝对不是曾静所讲的不孝逆子。所以他是利用报祯祥来同反对派作斗争，以巩固他的统治。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但因一时恼怒，又把一度称为“异人”的贾士芳处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释、道三方面统一用为统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强化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同时，因为用沙门做谋主，也必须提高兰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侣，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雍正帝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宣讲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自居，大量干预佛家内部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双重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而变得更加神圣。
雍正帝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姻、丧葬法规，并对它们的不完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顶带制度，比前朝的详细得多。在婚丧方面，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禁止出殡设宴演戏，禁用金银殉葬。娱乐方面，不许官员私设戏班，禁止盐商挟妓嬉游，不准旗人沉湎梨园，斗鸡赌博，甚至民间祈神赛会，也以糜费和男女混杂有碍风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动，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敷衍成《圣谕广训》一书，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宣扬三纲五常，令百姓甘当顺民，为使民人知晓，规定在军民中宣讲。民间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进行，届期，城里的官民齐集学宫的明伦堂，听主讲者宣读。农村由乡约主持、宣讲后，对村民进行善恶两类的登记，以惩恶扬善。《圣谕广训》不过万言，每次讲一条，八个月也就讲完了。雍正帝反复要求宣讲，也只能流于形式。曾静案后，雍正帝又命地方官宣讲《大义觉迷录》，若不用心，则予治罪。乾隆帝继位后不但不让宣讲，反把这本书作为禁书。雍正帝提倡拾金不昧，也搞得煞有介事。河南一个农民拾到一百七十两银子，交还失主，河南巡抚田文镜赏他五十两银子，并挂匾额，雍正帝又赏一百两，还给他七品顶带。他得的实惠已远远超过拾物。雍正帝以此鼓励、倡导民风淳朴，是真正的祥瑞。以重赏诱人不拾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于是报拾金不昧的很多，有不少是虚假的。所以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渲染与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