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户口统计的范围和方法
户口统计，意义重大。它既是整个户口制度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又是维护和健全户口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及时发现户口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是否有变乱户籍、漏口、脱户、逃亡等。也唯有运用统计手段，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各种人口数据，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
严格说，户口统计的内容应是全面、准确的，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例如，各个行政区域（司、府、州、县、乡、都、保等）的户数和口数；男、女人数及其比例；各个年龄段人数；军、民、匠、灶等各类役户的户数与人数；各个时期（或各朝）户口数及其升降变动；各种民户（富户、贫户等）的产业（田土、耕牛、房屋等）占有情况；全国每年死亡与出生人口数等等，都属于户口统计的范畴。其中，最基本、最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对一代的总户数与总口数有一个比较完整、精确可靠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就连这一点在明代的户口统计中也难以做到（其他各代亦然）。以致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有明一代的户口数还是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确的说法，给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人口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明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这是明代户口统计中的首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种种推测和说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明代初年约有一亿人口；
明代万历中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
明代（或明末）人口总数为二亿左右。
除去时间差别，透过这三个不同数字，仍然可以发现各家观点的歧异。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与解释，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全，尤其是官府统计上的混乱。
对于明代的户口统计，首先需要明确它的统计范围。这里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和宗室人口登记范围。
明皇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幅员辽阔，而封疆代有变化。“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当时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边疆地区，都是大明帝国的领土，都与明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对明朝廷只是“岁时纳贽”而已，其户口数（包括田土数）始终没有包括在朝廷的统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的封疆如何变化，明朝廷户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从明初到明末一直只限于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北京）、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谓“全国”和“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另外，明朝宗室的人口也不在官府的户口统计数之内，而是自成系列，单独登入皇族的族谱“玉牒”。“天潢日繁”，宗室人口增长迅速，至明朝末年为三十万人左右。
对于明朝的户口统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深入探讨，亦即明朝官府统计的人口数，到底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还是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合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 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 “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 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含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 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 “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 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
户口统计混乱不堪
下面，再检讨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混乱现象。
明太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户口统计。早在明建国以前，他就为建立户口统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国以后，又不惜人力、物力，直至派遣大军下乡，和各级地方官一起，普查人口，核实登记。然后逐级汇总上报朝廷，每年年终由中书省将户口增减情况报告皇上。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省革除以后，这项工作改由户部负责。洪武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以后，户口登记和管理更加严格、细密。由里甲长督责挨家挨户登录人丁事产，审核造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分别保存于布政司、府、县，以便复核、比照。户口统计项目之详细，要求之严格，方法之完备，绝非前代所可比。按理说，明代的户口统计应是清清楚楚，人口数也应是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实偏偏不是这样。无论是地方司、府、州、县等基层单位编造的，还是中央有关部门（户部）进呈皇上的，可以说都是一团混乱。明太祖在世时已经出现不少问题，明太祖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检讨、分析，先将《明实录》所载历年人口数摘录于下（户数略）：
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
建文四年（1402）56301026人。
永乐元年（1403）66598337人。
永乐二年（1404）50950470人。
永乐三年（1405）51688500人。
永乐四年（1406）51524656人。
永乐五年（1407）51878572人。
永乐六年（1408）51502077人。
永乐七年（1409）51694769人。
永乐八年（1410）51795255人。
永乐九年（1411）51446834人。
永乐十年（1412）65377633人。
永乐十一年（1413）50950244人。
永乐十二年（1414）51618209人。
永乐十三年（1415）51524436人。
永乐十四年（1416）51878172人。
永乐十五年（1417）51501867人。
永乐十六年（1418）51694549人。
永乐十七年（1419）51794935人。
永乐十八年（1420）51446434人。
永乐十九年（1421）51794228人。
永乐二十年（1422）52688691人。
永乐二十一年（1423）52763178人。
永乐二十二年（1424）52468153人。
洪熙元年（1425）52083650人。
宣德元年（1426）51960119人。
宣德二年（1427）52070885人。
宣德三年（1428）52144021人。
宣德四年（1429）53184816人。
宣德五年（1430）51365851人。
宣德六年（1431）50565259人。
宣德七年（1432）50667805人。
宣德八年（1433）50628346人。
宣德九年（1434）50627456人。
宣德十年（1435）50627569人。
正统元年（1436）52323998人。
正统二年（1437）51790316人。
正统三年（1438）51841182人。
正统四年（1439）51740390人。
正统五年（1440）51811758人。
正统六年（1441）52056290人。
正统七年（1442）53949951人。
正统八年（1443）52993882人。
正统九年（1444）53655066人。
正统十年（1445）53773934人。
正统十一年（1446）53740321人。
正统十二年（1447）53949787人。
正统十三年（1448）53534498人。
正统十四年（1449）53171070人。
景泰元年（1450）53403954人。
景泰二年（1451）53433830人。
景泰三年（1452）53507730人。
景泰四年（1453）53369460人。
景泰五年（1454）53811196人。
景泰六年（1455）53807470人。
景泰七年（1456）53712925人。
天顺元年（1457）54338476人。
天顺二年（1458）54205069人。
天顺三年（1459）53710308人。
天顺四年（1460）53747400人。
天顺五年（1461）53748160人。
天顺六年（1462）54160634人。
天顺七年（1463）56370250人。
天顺八年（1464）60499330人。
成化元年（1465）60472540人。
成化二年（1466）60653724人。
成化三年（1467）59929455人。
成化四年（1468）61615850人。
成化五年（1469）61727584人。
成化六年（1470）61819814人。
成化七年（1471）61819945人。
成化八年（1472）61821232人。
成化九年（1473）61823480人。
成化十年（1474）61852810人。
成化十一年（1475）61852891人。
成化十二年（1476）61853281人。
成化十三年（1477）61853581人。
成化十四年（1478）61832198人。
成化十五年（1479）71850132人。
成化十六年（1480）62456993人。
成化十七年（1481）62457997人。
成化十八年（1482）62452677人。
成化十九年（1483）62452860人。
成化二十年（1484）62885829人。
成化二十一年（1485）62885930人。
成化二十二年（1486）65442680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50207134人。
弘治元年（1488）50207934人。
弘治二年（1489）50302769人。
弘治三年（1490）50307843人。
弘治四年（1491）50503356人。
弘治五年（1492）50506325人。
弘治六年（1493）50539561人。
弘治七年（1494）50614196人。
弘治八年（1495）50678953人。
弘治九年（1496）50727539人。
弘治十年（1497）50765186人。
弘治十一年（1498）50855375人。
弘治十二年（1499）50827568人。
弘治十三年（1500）50858937人。
弘治十四年（1501）50895236人。
弘治十五年（1502）50908672人。
弘治十六年（1503）50981289人。
弘治十七年（1504）60155835人。
弘治十八年（1505）59919822人。
正德元年（1506）46802050人。
正德二年（1507）55906806人。
正德三年（1508）59425208人。
正德四年（1509）59514145人。
正德五年（1510）59499759人。
正德六年（1511）60446135人。
正德七年（1512）60590309人。
正德八年（1513）63284203人。
正德九年（1514）62123324人。
正德十年（1515）62573730人。
正德十一年（1516）62573736人。
正德十二年（1517）62627810人。
正德十三年（1518）62664295人。
正德十四年（1519）62695812人。
正德十五年（1520）60606220人。
嘉靖元年（1522）61929862人。
嘉靖十一年（1532）61712993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63401252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2）63344107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63654248人。
隆庆元年（1567）62537419人。
隆庆二年（1568）62537419人。
隆庆三年（1569）62537419人。
隆庆四年（1570）62537419人。
隆庆五年（1571）62537419人。
万历三十年（1602）56355050人。
泰昌元年（1620）51655459人。
天启元年（1621）51655459人。
天启三年（1623）51655459人。
天启五年（1625）51655459.5（口半）。
天启六年（1626）51655459.5（口半）。
从上列《明实录》一组变化无常的数字中，可以明白看出，明朝官府的人口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有头无尾。按照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户口，“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而上列数字表明，从建文四年（1402）至天启六年（1626）的224年中，通过《明实录》显示出来的、有户口统计数字的只有136次（年）。其中，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泰昌九朝最为完整，年年都有统计数字。建文缺三年；正德缺一年；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仅有四次，缺四十一年；隆庆缺一年；万历朝计四十八年，仅有一次，缺四十七年；天启缺三年。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共有九十六年没有户口数字，不知是有司没有进行统计，还是《明实录》没有登记。但它至少说明明朝的户口统计制度，从嘉靖朝开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像当初那样为人重视。
还有，按规定户口之数载诸“赋役黄册”，“赋役黄册”始造于洪武十四年（1381）。尔后，“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即每十年造一次。据此，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 1644），则攒造黄册之年应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文三年（1401）、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九年（1421）宣德六年（1431）、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天顺五年（1461）、成化七年（1471）、成化十七年（1481）、弘治四年（1491）、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十年（1531）。嘉靖二十年（1541）、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四十年（1561）、隆庆五年（1571）、万历九年（1581）、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三十九年（1611）、天启元年（1621）、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四年（1641）。但在《明实录》里，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建文三年、正德十六年都没有记载户口统计数字；嘉靖朝只有四年有户口统计数字，而且皆非为造黄册之年；隆庆六年（1572）也没有户口统计数字（此年非造黄册之年）；万历朝只有一年有户口统计数字，但亦非造黄册之年；天启二、四、七年也未见有户口数字（皆非为造黄册之年）。这也同样足以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
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136 个人口数据中，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计为71850132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06），仅为 46802050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250480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134个数据中，6600余万者1；6500余万者 2；6300余万者4；6200多万者17；6100多万者13；6000万左右者7；5900多万者5；5700多万者1；5600余万者3；5500 余万者1；5400多万者4；530O多万者18；5200余万者9；5100多万者25；5000多万者24。其中，5000至5300多万者计76 个，5400至5900多万者14个，两项计90个。可见，绝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200多年的长期发展，经济又比较发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1432）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6000 余万人左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66598337人、永乐十年为65377633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5000 万至5100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大多数只有5100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增长为6200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7100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5000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度迅速回升为6000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6200余万至6300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5100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56301026 人，而且大大超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5000余万至5200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超过洪武年间）。二是“至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5400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5300余万人，七年为5600余万人，八年为6000余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5000余万至5300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5000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 46802050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55906806人，三年以后不断上升，从59425208人升至63284203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 6200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10008805、为口 62537419。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9835426、为口 51655459。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
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
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
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
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
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
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人。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
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人；
弘治四年（1491）53281158人；
万历六年（1578）60692856人。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 354797人， 二十六年降为259270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400001人；二十四年，则比总数多出49754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20069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3098744人，且南方除四川省增加 103139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
南直—179129人；
浙江—1888598人；
江西—826871人；
湖广—501165人；
广东—590231人；
广西—71137人；
福建—546806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4603937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
山西＋382983人；
陕西＋334805人；
河南＋215904人；
山东＋475828人；
北平＋87492人；
以上五省计增加 1497012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发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100876人、云南减少95527人）的人口全部增加，具体为：
南直＋674028人；
浙江＋1825927人；
江西＋826871人；
湖广＋610755人；
广东＋426181人；
广西＋90669人；
福建＋623362人。
以上七省计增5077793人。
北方各省下降的情况，分别为：
山西—34130人；
陕西—173236人；
河南—194449人；
山东—416667人；
北平—54300人。
以上五省总计减少872782人。
明太祖立法严猛，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已基本结束，各项典章制度亦基本建立，法制颇为健全；《大明律》、《大诰》等法令，即将公市施行；国家机关工作开始规范，颁行《诸司职掌》；经济立法方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均已实施；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项工作全面展开。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已开始由恢复阶段转入发展时期。因此，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口肯定出现增长。例如，云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以后，即不断移入不少居民（不算屯军），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岂能减少。北方山西等五省移民人数最多，但都是在这五省之内移动，并没有移到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说）。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人口也不应呈下降趋势。有人说，明初的人口升降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何以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南方各省全都进行反控制，而四川及北方各省皆没有反控制？洪武二十六年则倒过来，南方各省不进行反控制，四川、云南及北方各省又不约而同进行反控制？在赋役黄册颁行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户部官曾向皇上奏曰：“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如果说是黄册本身有问题，为何洪武二十四年南方各省的人口数都减少而北方各省都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又整个变了样，北方各省皆减少而南方各省均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根据洪武朝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恢复发展情况，我们以为可以对当时南北方人口增长问题作出一种最保守的推测，即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不会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若依此推测，则洪武二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六年南北各省的人口总和，应分别为：
洪武二十四年： 59873305（十四年总数）＋ 1497012（北方山西五省新增数）＋103139（四川新增数）＋354797（云南新计入人口数）＝61828253人。
洪武二十六年：61828253（二十四年总数）＋5077793（南直等七省新增数）＝66906046人。
以上两年全国人口数的推测，肯定不会超出实有人口数，因为：
第一，南直等七省人口基数大。洪武二十六年比二十四年增加 5077793人。两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2538896人，似乎偏大得多，是不可能的。但若与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0人相比，则十二年间亦仅增加 473856人。
第二，北方山西等五省，洪武二十四年比十四年增加1497012人，平均每省在十年内只增加 299402人，也肯定不会超过实际的增长数。
当然，不能以这些推测作为统计依据。所以，我们还必须回过来，以官府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探讨一下当时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
洪武朝为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立法严明，有令必行，官民多畏法，人口欺隐之数相对少些。洪武十四年为明朝第一次大造赋役黄册之年，也是明朝第一次出现官府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有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按照官府的统计，洪武十四年为59873305 人，洪武二十六年为60545812人，年增长率为0.093％。从洪武朝到万历初，社会生产虽有波动，但总的是不断向前发展，又没有发生绝灭人口的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据此，可以在承认这些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为基数，以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年增长率0.093％作为以后历年增长率的标准，对万历六年全国人口数作出估计。自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如下式：59873305×（1＋0.093％）197＝71905705（人），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多11212849人。
自然，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仅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字，而非实际人口数字。
以下，再看第二组内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的两个官方数字。
弘治四年的数字，最令人怀疑。
万历六年的数字，亦不无问题。
南方各省，在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是人口最为稠密之区。这个地区人口增减，对全国人口数量影响最大。因此是探析明代人口变化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检讨，兹将南直等七省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人口升降走势，分别表列于后：
（一）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
（续表）
（二）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
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总计98 年。按《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记载，全国在籍人口减少7264654人。如按《明孝宗实录》卷五八的记录，则减额更多，达到 10042456人。弘治四年人口数字如此锐减，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很不协调的。如前所说，成化时农民大量逃亡，流民蜂起，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仍绝大多数在 6200万以上。而到了弘治年，流民大潮已经结束，成千上万的流民纷纷还乡复业或随地附籍，仅湖广荆襄山区这类人就有上百万。这些还乡复业者或随地附籍者，户口自然在官府的控制与统计之列。再说，明中叶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亦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华北农村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何以随着皇位易主，明宪宗死，明孝宗即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也马上跟着骤减千万左右。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问题更大。
自洪武至弘治，南方经济日趋繁荣，江南苏、松诸府这个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发展尤其迅速。而上列表一显示，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除广西之外，其余六省人口皆大为减少。最严重的是浙江，竟然比洪武十四年减少49.8％，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38.8％，比洪武二十六年减少49.4％。其次是福建，分别减少45％、36％、46％。
从万历元年起，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政，执法严猛，讲求富国强兵，凡事务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赋役管理和户口问题。而由表二可见，弘治四年到万历六年的八十七年间，按官府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增加 7411698人。内中，南直等七省通算只增加 1758486人，约占全国新增数的23％。这种增长速度，不仅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而且与其原来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为逊色。按官府的人口统计，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0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5％；洪武二十四年计为38238194人，占全国的67.4％；洪武二十六年计为43315986人，亦占全国的71.5％。即使到了弘治四年，共计为29220593人，仍占全国的54.8％。就是到了万历六年的 30979079人，其人口数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1％，为何其新增数仅占全国新增数的23％？难道是其出生率比北方各省低，或者其死亡率比北方各省高？南直等省除嘉靖中一度遭受“倭患”之苦外，其他条件均大大优于北方地区。人口减于洪武年，实属反常。
因此，对于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还得根据洪武年间的人口数进行估算。
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3315986 人，比洪武十四年的42842130人增加473856人，年增长率为0.092％，恰与前面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相同。现在仍然采用全国人口的估算方法，以洪武十四年42842130人为基数，以0.092％的增长率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数，可如下式估算：
42842130×（1＋0.092％）197＝51350704（人）。
比《大明会典》统计的30979079人，多出20371625人。
最后，再检索一下官府统计的北方山西等五省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明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走向。此八省，弘治四年计为24058564 人，万历六年为29815762人。八十七年间，共增加5757198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的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计4030454人、陕西 2155000人、河南1891087人、山东5196715人、北平1893403人、四川1465515人。六省合计为16632174人。洪武二十六年这六省合计为16950487人，比洪武十四年增加 318313人，年增长率为 0.16％。由于云南洪武十四年无人口统计数，而贵州则直到永乐以后始有人口统计数。况且这两个省人口少，于大局关系不大。为了与前面的估计方法保持一致，这里仍以16632174人作为洪武十四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六省的人口基数，以0.16％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人口总数，当如下式：
16632174×（1＋0. 16％）197＝22789208（人）
比《大明会典》所记少5258890人。
万历六年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七省的人口数为 51350704人，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的人口数为22789208人，两项合计为74139912人。如再加上万历六年云南 1476692人、贵州 290972人，总计为 75907576人。则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的60692856人，多出15214720人。这是采取南北分别估计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上述进行全国统一估计的71923108人，只相差 3984468人。如果考虑到洪武十四年全国人口基数没有云、贵两省人口的因素，则相差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