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中日间的学术讨论
2004年11月的一天，来自日本学前教育界的四位研究工作者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幼教理论工作者进行了一场学术讨论，讨论的议题涉及学前教育的许多方面，但日本学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的全托幼儿园。
就在两天前，日本的另外一个学术访问小组已经就这个问题与我院的部分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南京市的部分幼儿园教师交换了意见。据研究生反映，日本学者研讨的价值倾向主要是“全托幼儿园对早期儿童以及人的终身发展不利”。
当这次小范围的研讨再次被日本学者引导到这一主题时，我们同样听到许多附和的声音，但同时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国的全托幼儿园是一个历史生态的产物，它的诞生是由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社会需要所引发的。
我国学前教育史专家唐淑教授告诉大家：中国近代全托幼儿园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因为抗日将士要上前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特地为这些为人民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抗日将士的后代设立了“保育院”这种保教一体的社会教育机构。从一些反映那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保教人员和护卫保育院的战士为了保障这些孩子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怎样呕心沥血不惜牺牲生命的。当我们唱着“八月十五月儿明，爷爷为我打月饼，圆圆月饼甜又香，一块月饼一片心”这首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歌曲时，我们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张张稚嫩的延安保育院孩子的小脸和一双双充满复杂眼神的眼睛。当他们的父母、老师、炊事员以及专门保护他们恼绞棵潜徊锌岬恼秸?崛ド??保??堑男牧槭艿搅嗽跹?恼鸷?/SPAN>?这些经验今后又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了，我们也不希望将来的孩子再遭遇残酷的战争。但是，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许多年轻有为的公民去奉献甚至作出牺牲。20世纪90年代，我在福建的一个部队幼儿园参观时听说，为了让长年坚守在海岛上的部队官兵的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幼儿园开办了365天全托班，只要官兵有需要，幼儿园就能提供服务。没有在这种野战部队、国防基地工作过的人一定不能体会到：母亲在农村，承担家庭的责任，劳动很艰苦；父亲在部队，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工作很繁忙。这两种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条件一般都比较差。比较而言，小孩子生活在大城市的全托幼儿园里，受教育的条件要好得多。
二、我的全托生涯
听说我是在全托幼儿园长大的，日本学者非常关心我的身心是否受到过伤害，家庭生活是否正常。于是，我就给他们讲述了我的全托生涯。
我的父母曾是军人，我从小在部队军事院校的大院里长大，1岁半开始上全托幼儿园。父母后来告诉我，每个星期天下午，父母一送我到车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抱住汽车站牌的铁柱大哭。但只要汽车一到，父母就会硬将我塞进车门，交到同样有力的老师的手上。
回忆我的全托生涯，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伤痛印记。
对理发、打针的回忆：在我小时候的照片上，我的头发都被理得短短的，非常可爱。但在我的记忆深处，总是藏着这样一些碎片：我抱着自己的脑袋，躲在床底下自以为大人不那么容易够着的地方，大哭着哀求：不要，不要……我还有另外的印象：1岁半的弟弟来到幼儿园后，为了逃避打针，跑到我班上来向我求救，那哭喊声也是“姐姐，不要，不要……”如果要说“悲惨”的回忆，这就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部分了。
对睡觉的回忆：在幼儿园晚上睡不着觉的情景，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部分，回忆起来似乎还能感觉一丝淡淡的惆怅，但那些惆怅并不是不能摆脱的。我清楚地记得：摆脱这种惆怅的最常用手法就是从棉被中拽出一小片棉絮，再抹上一点“百雀羚”，然后用这片抹了油的棉絮轻轻地揉擦自己的肚脐，直到进入梦乡。
对关禁闭的回忆：可以说小时候我是一个组织纪律性“比较差”的人，在集体教学活动中难免给教师和别人制造一点麻烦。在部队，老师对于我这样的麻烦制造者一般都采用“关禁闭”的方法。老师每次都把一大群“捣乱分子”同时弄到寝室“隔离”，而不管我们在关禁闭期间是否老老实实“面壁思过”。于是，隔离室成了我们这些“捣乱分子”的天堂。我们可以在那里做各种各样的游戏，也可以从钥匙孔中观察和研究隔壁老师和同伴在干些什么，真该感谢老师的“点到为止”。
对各种愉快经验的回忆：早上起床后大家在等待梳洗时一起大唱：“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裤子上茅房……”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由著名歌曲《卖花姑娘》改编而来的。我最喜欢的游戏叫作“狐狸蒙上眼”，长大了才知道它使用的也是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题为《军民大生产》。另外我还喜欢唱新疆民歌《青春舞曲》、匈牙利民歌《小杜鹃》等。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有泥工、纸工和画画，周末回到家几乎都在反复享受这些“工作”。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是采集和种植。郊游的时候我们采集各种昆虫和野菜，一种叫作灰灰菜的野菜至今我都记得它的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如何充满情感地去“看望”我们班种的篦麻、玉米和向日葵，一片一片数叶子，替它们清除虫子。后来我去了农村，虽然农活很艰苦，但我真的很爱那些庄稼。再后来我去美国访学，为了这一种植情结，我还在公寓的后窗下开辟了两大块菜地。我真的很感谢我当年的老师，是她们帮我挽起了最初的与体悟生命有关的美妙的“种植情结”。
在听我讲述了我的全托生涯之后，日本学者问我：你现在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我的家庭很幸福，我个人的身心也很健康。
三、关于“依恋理论”和“自组织理论”
随后，日本学者又提到“依恋理论”，指出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证实，早年缺乏正常亲子依恋经验的儿童，在日后的发展中往往更容易产生各种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社会适应问题。我方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支持性的例证，如上过全托的孩子被发现有语言发展问题、社会情感行为障碍问题、强迫性行为问题(如睡觉咬被子)等。
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全托”的方式来锻炼年幼的儿童，如果有些父母没有认识到幼儿需要亲子沟通和获得必需的亲子依恋经验，只顾自己的学业、事业和两人世界，而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那就很不应该。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宣传来教育年轻的父母。我国全托幼儿园的发展并不像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红红火火”，事实是：南京市目前公立的全托幼儿园只有一所，另外也只有两所公立幼儿园招收部分全托班级，而南京市的公立幼儿园一共有496所。
“自组织理论”最早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现在被普遍应用于各种科学研究。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系统通过和外界交换信息产生不平衡，然后通过自我调节达到新的平衡，系统就是这样不断主动保持自身的生命状态——生生不息的运动。如果系统一直保持“静态平衡”，而没有不断追求“动态平衡”的过程，就是“死态”。
但如果持续达不到新的平衡，系统就会“崩溃”，崩溃也是另外一种死亡的状态。生物界所说的“适者生存”，其实已包含上述两种状态。今天，我们应该同样重视“适者生存”理论，那是因为，如果我们越担心儿童会受到什么伤害，而且可能越来越过分地担心儿童承受压力的能力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存适应本能”是否有可能“退化”呢?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入托适应阶段，男孩子更高比例、更长时间地哭闹；而在大学生中，女孩子更高比例获奖、更长时间地读书。这些现象是否可能与中国家长对男孩子的过度担心、过度呵护有某种内在联系呢?
四、来自美国的观点
我曾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冯晓霞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兢教授一起去美国参加全美学前教育研究会的年会。会议期间，我们拜访了美国的一些相关机构。其中周兢教授曾经就读过的一个教育机构已经将学前教育系改成人类发展与终身教育系。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改变。如果我们再不将学前教育放到终身教育的大视野中考察，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一定不能避免“人生的断裂问题”。
我们拜访了哈佛大学的凯瑟琳教授，她向我们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她的研究表明，正常依恋关系的建立并不取决于儿童是否由母亲亲自照看，而是取决于照看者能否使儿童获得正常的依恋经验。这项研究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搜集资料的手段，并进行长期的跟踪和深入的背景信息研究。研究最终发现：照看者的人格特点是儿童能否获得正常依恋经验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问题尚未引起我们重视，那就是：在美国母亲中有相当比例的抑郁症患者，有这种疾病或疾病倾向的母亲不能使儿童获得正常的依恋经验。
当然，其他有人格缺陷的照看者也一样，无论他们是保姆、托管家庭人员、托幼机构保教人员还是其他临时托管人员。
陈会昌、杨丽珠等我国著名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在我院做学术报告时多次提到“溺爱”这样的古老话题。可以这样说：儿童如果“过度依恋”，也是由一种不正常依恋经验造成的。这种“毛病”也会影响终身：小时候过度依恋父母，长大了过度依恋婚姻对象，老年时过度依恋子女……这种人在情感上始终不能独立，生活也不会正常和幸福。
五、本次讨论的结语与反思
这次讨论所引发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全托幼儿园”本身，进入“教育和人的生存适应素质关系”的反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反思，那就是：无论什么理论都必须拿到历史生态的具体情境中进行检验。比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存发展条件和不同的生存发展问题，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关于生存发展权的考虑。同时，学前教育的研究绝不能割断与人的终身发展教育研究的联系，否则就不能给人的终身发展教育提供合理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