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
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这是中国古代经常实行的一种生产形式。元代屯田十分发达，其规模之大，组织之密，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早在元太祖时期，屯田已经出现。元太祖九年（1214），令镇海以征金所俘匠、民屯田于兀里羊欢（今蒙古吉尔格朗东南）之地。元太祖十六年（1221），木华黎麾下大将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元史·石抹孛迭儿传》）。元太宗至元宪宗时期，屯田逐渐推广，例如，元太宗七年（1235），发平阳路（治今山西临汾）等地居民二千户屯田于凤翔（今属陕西）；元宪宗三年（1253），立屯田万户府于邓州，组织屯田（《元史·世祖纪一》）。元世祖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元代屯田达于极盛。元世祖以后，元代屯田没有什么发展，而且逐渐遭到破坏，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便曾指出： “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元史·武宗纪一》）。
据《元史·兵志》所载，元代屯田人户达二十二万余，屯田总面积达十七万五千顷，分布于中书省和十一个行省的七十二个司路府州。
元代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元人记载说：“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横亘中原。”所谓“与民杂耕”，即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元朝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元史·世祖纪一》）。元朝统一后，大量抽调汉军和新附军为屯田军，屯田军遂遍布各地。
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内地屯田户，或来源于强制签充，或来源于招募。边疆屯田户，则主要通过迁徙内地无田农民而来。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民屯的分布范围也很广泛，规模亦大。
屯田土地的来源，大致有四。其一是利用荒闲土地，如两淮地区的屯田。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其二是利用前代的屯田，如洪泽、芍陂的屯田。其三是以一般官田拨充，如至元十三年（1276）以“系官田亩”拨充广元路（治今四川广元）民屯（《元史·兵志三》）；至元十九年（1282）以阿合马的没官田充屯田（《元史·世祖纪九》）。其四是屯户自备土地，如鹤庆路（治今云南鹤庆）军民屯田的土地，便都是屯种军、民的“己业”。
元代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书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之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或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有利。然而，由于屯田生产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加上吏治腐败、经营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屯田的经济效果却十分有限，甚至入不敷出。这样，元代中期以后，屯田制就逐渐衰落。
官田
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官田六万三千余顷。北宋末年，杨戬等括民田为官田，计数三万四千余顷。南宋除继承北宋在南方地区的旧有官田外，又使官田数量有所增加。南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地区强买民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宋史·理宗纪五》）。金代也有大量官田。金世宗一朝，在河北、山东等地拘括民田，总数达三十余万顷（宇文懋绍《大金国志》卷十二）。金宣宗时，河南地区“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官田数量为二十四万顷（《金史·食货志二》）。金、宋亡后，上述官田转为元廷所有，成为元代官田的主要来源。此外，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和军阀占有的土地，也多变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自然不小。元代中后期，封建政府又通过经理、籍没、接受呈献，行“助役田”和购买民田等多种途径来搜括土地，使官田日益扩大。
元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一般官田的收入，是元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便“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
元廷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一次赐给承天护圣寺的田土竟达十六万二千余顷。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田土为二千七百五十顷，赐给百官的田土为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七顷，赐给寺院的田土为十六万七千余顷。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泰定元年（1320），平章政事张珪上书指出：“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省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岔，农民窘窜。”（《元史·张珪传》）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后改廉访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至元三年（1266）定北方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1277）定按察司官员职田，今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列其数如下：
路官：达鲁花赤、总管，上路各十六顷，下路各十四顷；同知，上路八顷，下路七顷；治中，上路六顷；府判，上、下路同为一顷。
府官：达鲁花赤、知府各十二顷；同知六顷；府判四顷。
州官：达鲁花赤、州尹，上州各十顷，中州各八顷，下州各六顷；同知，上州五顷，中州四顷；州判，上州四顷，中、下州同为三顷。
警巡院官：达鲁花赤、警使各五顷；警副四顷；警判三顷。
录事司官：达鲁花赤、录事各三顷，录判二顷。
县官：达鲁花赤、县尹各四顷；县丞三顷；县尉、主簿各二顷。
按察司官：按察使十六顷；副使八顷；佥事六顷。
至元二十一年（1284），定江南地方官和诸司官职田，其给付原则是比照北方相同职务官员的职田数减半。除依减半原则比照上列北方官员职田数可推知者外，兹据《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俸禄职田”将不能比照推知者具列如下：
路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提控案牍各一顷。
府首领官：提控案牍一顷。州首领官：上州提控牍一顷；中州都目半顷。录事司官：巡检、司狱各一顷。
按察司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一顷。
运司官及运司首领官：运使八顷；同知四顷；运副三顷；运判二顷半；经历二顷；知事一顷；提控案牍一顷。
盐司官：盐使、盐副各二顷；盐判一顷；正、同管勾各一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元代学田主要从继承前代学田而来。南宋时期学田数量相当可观，元初人估计，南宋旧有学田“该钱粮三百余万贯石”。金代的学田也为数不少，金章宗时规定：“每名生员给民佃官田六十亩”。元代统一前后，学田为寺观、豪强所侵夺的情况比较严重，尤以江南为甚。元中期以后，随着元政府对学校的日益重视，各地被侵学田逐渐得到了恢复。除沿袭和恢复旧有学田外，元代学田有所扩大。第一，不少旧有学校通过购置、官府拨给和私人捐赠等途径扩大了土地占有。第二，元代在各路府州县新创立了蒙古字学、阴阳学等，这些学校也通过官府拨给、购买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土地。第三，元代好事之家捐田创设书院之风甚盛，尤以东南为著，且捐田数量不少。元人陆文圭论及当时的学田情况说：“名都大邑，学廪以千石计；偏方小县，亦不下数百石焉”。事实的确如此。
学田的收入，按元廷的规定只能用于以下各项：（1）修理学舍；（2）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3）供给师生廪膳；（4）支付学官禄米和“贫寒老病之士”的口粮。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也颇为流行。所谓“包佃”，即承佃者充当“二地主”，将租佃来的土地转手出租。元代的包佃者多为权贵、官僚和豪户。在一般官田中，元政府公开允许包佃，所以包佃的规模很大，如两浙转运使瞿霆发一家包佃官田达七十余万亩。学田租额相对较轻，因而官僚、豪户趋之若鹜，或巧取，或豪夺，包佃以渔利，如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庆）儒学、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儒学、铅山州（治今江西铅山）儒学等，都有一部分学田落入了包佃者的手中。江南地区的一些学官也加入了包佃学田的行列，元代姚燧曾经指出：“又有身为学官而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名（各）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由于包佃学田的情况广泛存在，影响了学校收入，大德十年（1306）元政府曾下令予以禁止，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包佃制源于宋代，是封建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表现。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依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对于官田，元政府还允许佃户兑佃，因而兑佃在元代官田中比较流行。所谓“兑佃”，即转让租佃权，这也是封建租佃关系复杂化的产物。在宋代官田中，兑佃现象已不少见，但未得到朝廷在法令上的许可。元政府规定：“佃种官田人户欲行转兑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并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了。
寺观田
元代寺观土地名义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但除去政府拨赐的土地外，寺观从前代继承来的土地及通过各种途径续占的土地，其所有权都在寺观，新增田土还要向政府纳税，所以，寺观土地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元代尊崇宗教，故佛道二教鼎盛一时，“自王公戚里百执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响风，奔走附集”。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寺观的土地占有也显著扩张，尤其所谓“佛门子弟”更充当了土地兼并的突出角色。许多寺观，在前代便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入元后这些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受到元政府的保护。元政府又把大量官田拨赐给一部分著名寺观，动辄数万甚至十数万顷，急剧扩增了寺观的土地占有。寺观地主还采用各种手段大量攫取土地。一是购买，如镇江甘露寺“复增市丹阳吕城膏腴田二十顷”。二是强夺，如元仁宗时白云僧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达二万顷（《元史·仁宗纪三》）。三是接受施舍，这是元代寺观土地扩增的一个重要方式。终元一代，建寺立观之风极盛，至正年间有人指出：“近五十年间，四方人民推崇佛氏，大建佛刹，十倍于昔”。有寺观，必有田土，新建寺观的田土便大都靠施舍而来。不少官僚、地主不惜割舍巨额庄田兴建寺观以祈冥福，如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瞿霆发割田二百余顷建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昆山（今属江苏）胥舜举割田十顷有奇创崇福观，等等。至于旧有寺观接受施舍土地的，也在在多有。除官僚、地主外，也有一部分劳动人民不胜赋役之重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献给寺观。
寺观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土地占有的日益扩大，“天下之田一入于僧业遂固不可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元人傅与砺说：“大者一寺田至万亿，小者犹数百千”，反映了元代寺观占田的一般状况。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占有土地一千零四十万余亩。江南地区占田千亩以上的寺观比比皆是。寺观土地在不少地区的土地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人均土地约六亩，而僧尼占地达人均五十亩；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的土地竟为寺观占去三分之一以上（《至顺镇江志》卷三；《大德昌国州志》卷三）。
寺观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制进行生产，寺观佃户的数量很大，江南地区一度被冒入僧籍的佃户达五十万户有余（《通制条格》卷三）。一般寺观的田地都分设田庄，派庄主、甲干、监收等管理佃户和收取田租。
民田
民田，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民田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金和南宋时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充分发展，入元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活动并未受到遏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成了土地掠夺中的重要势力。元朝廷将大量官田赐给贵族，仅《元史》所载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土地达二十七万五千亩，赐给其他蒙古勋臣、官僚的土地达一百四十七万余亩。蒙古贵族又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侵占土地。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曾上疏指出：“今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元世祖第三子安西王侵占民田竟达三十万顷。征南主将伯颜、阿术、阿里海牙都在江南地区据有不少土地（《元史·成宗纪二》）。蒙古贵族还通过接受投献的方式把官私田土变为己有。这种情况在元代相当严重，以致元廷不得不规定，“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
汉族地主仍然是元代的主要土地占有者。金元易代之际，北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拥兵自雄的汉族军阀，他们乘机占有大片土地，“断阡陌占屋宇跨州连郡又各万焉”，这批人是元代北方汉人中最大的地主。蒙元朝廷曾在北方地区陆续签发汉族富户为军户，大量的汉人军户中有不少中小地主，有些人甚至是“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的大地主。军户地主构成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人数颇多的一个阶层。此外，北方汉族官僚地主与平民地主，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元朝灭宋，虽然使一部分南宋宗室、官僚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也使一部分地主大家受到打击，但大部分南宋旧家大族仍然是“其隆未替”，嘉兴（今属浙江）的“故宋大族”入元后仍“家富饶，田连阡陌”，便是显例。不仅如此，这些旧家大族还在扩大其土地占有，如建康（今江苏南京）王氏在南宋“以致丰裕”，到元代更“增益其田数十顷”。江南地区的元朝新贵也大肆攘夺土地，为元朝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园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下），以致“田园宅馆遍天下”。土地买卖在元代江南地区仍然盛行不衰，购买或强买是江南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强夺民田或用高利贷准折民田，也是江南地区官僚、豪强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事例在元代资料中屡见不鲜。通过种种兼并活动，江南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日益扩大，到处都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松江（今属上海）瞿霆发“有民田二千七百顷”；兰溪（今属浙江）姜思齐“环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吉安（今属江西）贺良叔“有田入稻岁万石”；崇安（今属福建）一县五十余户地主占有全县土地的六分之五。土地的集中，在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
由于地主阶级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元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人数甚少，所占土地亦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因而成了封建国家和各类地主的佃户。
元代地主土地上的生产形式，北方与南方有所差别。北方地区，蒙古贵族、汉族军阀和军户地主在战争时期俘掠了大量驱奴，一户占有驱奴甚至多达数百乃至数千。不少驱奴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北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土地是由驱奴耕种的。金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租佃制在金元易代之际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租佃制生产在元代北方地主土地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南方地区，租佃关系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佃农是南方地主的基本剥削对象。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浙省臣奏称：“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六年（1302），山南廉访司的一件呈文中也说道：“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顾，或佃地作客过日。”这些材料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租佃关系的普遍性。江南大地主占有佃户的数量很大，“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地主阶级除对佃户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外，还对佃户实行严重的人身压迫，主佃之间有着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南方地主土地上的封建租佃关系也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就是兑佃制在一些地区，如扬州和江阴等地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