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发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显著发展。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衰敝的气象。
元朝虽囊括了金宋旧土，统治者面临的却是“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的残败景象。在中原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下，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为加强新政权的物质基础，很快接受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元史·食货志一》）的观念，全面而又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或“劝农”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立“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绩制度。中统元年（1260）下令以各路通晓农事者充任随路劝农官，次年，朝廷设劝农司，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八十人充劝农使，分路督察。至元七年改立司农司，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专掌农桑水利，再次派劝农官及通晓水利者，分赴各地考绩地方官勤惰。二十五年，在江南设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主持垦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员二，兼察农事。地方官员亦以“劝农”为要务，一般都兼有劝农官的职衔。与此相配合，逐步制定了考绩地方官吏的制度。此种考核，至迟始于太宗经略汉地时（《元史·张荣传》），中统五年又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平、赋役平等五事考较县尹。此后，以上述标准迁赏和罢黜地方官员逐步形成制度，并在至元五年劝农官举察勤惰时，对高唐州和河南陕县官分别作出升秩和降职的处置，“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元史·食货志一》）。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 的标准倡导于上，象董文用、燕公楠这类劝农大臣又以显著政绩表率天下，于是，地方官员多以督励农桑为己任，许多官府衙门还一度绘有耕织之图，“使为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劝农”形成一时风尚。
其次，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规定，“逃户复业者”有权收回原有产业，“合着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再“依例验等”科征，荒闲之地则“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元史·食货志一》）。至元元年、十三年、十六年元廷多次下令拨给牛具种子，让南宋“新附民”和贫民垦荒，起科年限从三年展宽到六年，杂役则并予免除。此外，还制定出原主认领田产的年限，弃田过期“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二十八年七月，元廷招募百姓进一步开垦江南旷土，每户限五顷，官府发放田券，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三年后征租（《元史·世祖纪十三》）。桑麻果树的栽植同样受到鼓励，规定百姓垦辟的熟地，从栽种桑树和杂果等树之日起算，分别在八年和十五年后才“定夺差科”。对于“勤务农桑、增置家业”的农户，则要求本处官司“不得添加差役”。
为保证农民全力垦作，元廷向江南地区颁布过“永为定例”的减免私租的规定，并于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明文强调，豪强势要不得强占田产、户计，已占者必须归还或转拨无地百姓。蒙元之际，各地诸王军将或抢占大片农田“专放孳畜”，或放纵牲畜“犯桑枣禾稼”，或“辄入人家求索酒食”，或“围猎扰民”，忽必烈即位以来，屡屡诏令禁止，大量牧地得到清退。同时，通过下达禁令、颁布《户口条画》和设立阑遗监，限止抑良为奴，将权豪势要非法占有的奴隶理为民籍，散布各处的奴隶也被政府收编，通过这些措施，又从权豪势要手中夺回了大批劳动人手。
其三，推广“锄社”互助，设置“义仓”备荒。元政府将北方一些地区农户为生产互助而自发组成的“锄社”加以推广，其制规定，凡民户五十家为一社，社长由“高年晓事者”担任，增至百家、不足五十家或地远人稀者，则分别情况另行组社；田边树立木牌，上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社中的疾病凶丧之家，由众人合力相助，一社内如受灾民户较多，则“两社助之”；社长的徭役予以免除，地方官府不可另派科差。
至元六年，各路、府、州、县建常平仓以平抑物价。同年，每社置义仓一处，社长主持，丰年每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者可以杂粮代替；各社还应按规定“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和鹅鸭家禽，栽植莲藕、菱角等，“以助衣食”（《元史·食货志一》）。
其四，编修农书，制定农桑之制，组织、指导农业生产。在 “重农”政策的推动下，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纷纷问世，官修的有《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私人撰写的各类农书约十七种之多，传世的有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陆泳《吴下田家志》及《田家五行志佚文》、刘美之《续竹谱》、柳贯《打枣谱》。俞宗本有《种树书》、《田牧志》等五种，其中以《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影响最大，是元代农技图书的代表之作。
其五，元代建设水利的制度也非常周密，中央设都水监，下设河道提举司，任用郭守敬、王允中等，“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史·河渠志一》），并责成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督察。“农桑之制”十四条还对组织整治水利的事宜作出更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