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贫苦家世

朱元璋(1328 —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

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