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到了清王朝时期中国对于外国的优越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么为什么在清朝的政策中有一项很奇怪的“闭关锁国”呢？我们应该回到清朝的开端去考查。

明朝发达的海外贸易想被清朝继承是有困难的，明朝的残余势力建立的政权——南明在长江流域抵抗了几年清朝的进攻，刚刚肃清南明的清朝又面临着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对大陆的攻击。在康熙初年的短暂平静之后，三藩之乱又波及到了东南沿海，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到康熙皇帝收复台湾才结束。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的兴趣也由于欧洲堪称浩劫的三十年战争而暂时减弱。荷兰人在台湾被郑成功打的灰头土脸的痛苦经历还历历在目，葡萄牙人暂时聚居在澳门，西班牙人拥有吕宋这个基地，他们的这两个贸易据点对于开展与中国的贸易来说已经很方便了，他们应该满意了。欧洲人并不想冒险，也没有实力扩张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传统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在1588年的海战中败给了英国，从此一蹶不振），西北太平洋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白银依然换取茶叶、瓷器和丝绸，为中国的长江流域提供丰厚的资本。但欧洲人发现他们进入中国贸易的孔洞越来越少，最后江苏、浙江、福建的一个个通商口岸都被清王朝关闭了。西方人面前的通商口岸只剩下广州。为什么会这样呢？

沿海地区的口岸被关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685年，康熙皇帝曾经宣布对外开放所有口岸。但是，从1715年开始，清朝陆续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所有通商口岸。[1]1757 年，乾隆皇帝下旨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仅仅是欧洲国家），从1715年到1757年经历了42年的过程，在这42年中，和之后重要的事件最有关联的无疑是1729年雍正皇帝的鸦片禁令（这是一连串无效的禁令当中的第一个）。清朝减少通商口岸并不是因为鸦片，有论者将所谓的这种闭关锁国归结于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到了一个僵化的阶段，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优越感，使清王朝看不起这些在他们看来和猴子差不多的外国人。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华夷之辨是和人兽之辨相连的。文化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可是如果一个文明发展到了极度自信的阶段其表现似乎应该是“海纳百川”的，而不是像清朝这样排外，这种包容性极强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就能找到，比如唐朝。另外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把所有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是广州海关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榨取油水，从而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在其它的海关，比如厦门、杭州也有，但是都没有广州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更大。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广州就取得了对外贸易垄断权。独享了这份利益。可是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之后考查鸦片走私和广州对外贸易时，我们会看到，贸易中的种种贿赂和黑幕所带来的利益，是遍布整个清朝官僚系统的。最后的决策者和最大的得益者都是皇帝，皇帝完全可以在各地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对外贸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地方性应该不是很明显。

笔者认为清朝对自身内部不安定因素的考量，才是减少通商口岸的政策制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像前边所说的，东南沿海一向是汉族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地区。也就是对满族统治者认同度最低的地区。这样，这个地区也就成为反清复明或者其他名号的造**者最活跃之处。而外国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很容易和造**者相勾结的。考查一下中国的地理形势我们也会发现，广州是广东的省会，广东省在地理上由于五岭山脉的存在，与中国的其它地方有很大程度的隔绝，一旦出现了造** 者，对清朝的威胁是远远不如浙江或者江苏沿海的。反观，如果是浙江或江苏沿海地区出现造**者，不仅会扰乱甚至占领这一清朝最大的税收来源地，而且会直接扼住清朝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大运河。

因此，我认为清朝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的真正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在东南沿海这个敏感地区对国内的反满势力进行压制，同样有必要对这里的外国势力进行限制。

既然贸易应该控制在国家手中，那么广州贸易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