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农民们来说，乡村的景象似乎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在17世纪，从美洲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之后，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在地域范围上还扩展到了中国几乎所有可以开垦的地区，这种扩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一、新作物对农业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人口在唐宋时期长期徘徊在五六千万。从北宋宋真宗时期开始随着向长江流域推广从越南引进的早熟稻米，使得能够更有效的开发南方地区，早熟稻米比传统品种的成熟期要缩短一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精耕细作有了可能。很快，中国农民培育出了成熟期更短的稻米品种。传统稻米品种生长期大约180天，最早从越南引进的早熟稻生长期是90天，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农民培育出了生长期为60天，甚至50天的品种，有一些品种的名称甚至把生长期夸大到只有三十天（不过显然不可信），这时南方的稻米区域成为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有理由认为到了南宋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上升到了一亿以上，这之后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末年。
在清朝人口随着马铃薯、玉米、甘薯、花生等更能适应不同环境的作物的引进而暴涨。首先对人口增长起到显著作用的是甘薯，因为这种作物不会和传统的谷物争夺肥沃的耕地，很快，甘薯就在北方的穷人中取得了主食的地位，并且全面压倒了本地原有的薯类。花生则在长江三角洲的沙质土壤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由于临海的这些土地并不适合种植谷物，长期以来农民们对这些土地的开发并没有兴趣，而花生改变了这一切。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同样也出现在以往被认为贫瘠的江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海南北部。相比之下，玉米的传播则是缓慢的，最初它只能在山坡上作为杉树之间的补充而种植，玉米对山坡的适应能力很快得到了“棚民”的注意，他们是被平原的农民驱赶到山坡上的。美洲的作物给了他们新的发展机会。而马铃薯的适应能力更是他们的福音，马铃薯使得原来的被认为是归于贫瘠而陡峭的山坡地带得到了有效的利用。陕西的地方志证明了这一点：“洋芋产西南山中，防近城一带有稻田，浅山中多苞谷，至深山处苞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亦间有积以致富者。”[1]这些美洲作物对之前人烟稀少的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云贵高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传统的水稻区域，河谷和平原的边缘的坡地也成了依靠这些美洲作物过活的棚民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