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晚清史的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系列的对抗，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对抗，湘系与淮系的对抗，阶级之间统治者与起义者和革命者的对抗，甚至起义者、革命者内部也存在着对抗。对抗中最激烈的是中西方之间的对抗，无论是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
对抗源自于分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晚清时期无疑是社会分裂最剧烈的时期。传统中国的统治阶级，皇族、官僚、乡绅以及一切旧式的社会精英，他们对整个社会有着两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领导社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民众的剥削。当他们对民众的剥削超过他们领导社会的作用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的领导职能就出现了履行上的障碍。这是阶级社会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到极限时的必然状态。传统的中国在技术和制度上并没发生剧烈的变革，已经无法应付这样的状态。那些新式的社会精英，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受过西方式的教育）、新式军人等等，也无法在这个传统的社会当中获得权利和社会影响。传统中国的最根本的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化。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走到尽头。
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似乎这些变化都是由于西方势力的渗透，他们鼓吹的是西方把中国带入了现代文明。的确，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西方的入侵只是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和新型现代社会的诞生，变得更加曲折和快速。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社会转型有可能会更加漫长。但不会停留在某一阶段上，因为中国社会是有自行变革的能力的。
既然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发展到了极限，那么除了分裂之外，在面对这种挑战之时，社会的整合也是必不可少的。新的阶级和社会势力出现了。前面叙述的中国社会自行发展能力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社会势力，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的资产阶级无论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依然是脱胎于传统社会中商业势力，山西票号、江苏盐商等等。新型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但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