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原名轸，字厪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 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 “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发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发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创立华兴会
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
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厪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0月24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
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出走长沙。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7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
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发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发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发生重大分裂。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 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200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 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月24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 “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 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0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民国初建
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0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
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
南京讨袁
1913年3月 20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月25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月14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 15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 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流亡日、美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和享受。
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发动“三次革命”。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发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对联意味深长。1914年6月30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1914 年7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发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年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 年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1916 年4月22日自旧金山启航，5月9日到达东京，即发表讨袁声明。5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16年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0月10日，黄兴胃病复发，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10月31日溘然长逝。1917年4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