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救国的途径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 laha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
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Boy’s Home）、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 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for Chinese.Hong 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 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创立兴中会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10月26日）为起义日期。但在发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Cantlie，Sir 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 年8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年余。他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H.A.Bl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郑士良率600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发展至2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包围，在坚持了10多天后，乃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坚如则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成，被捕牺牲。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就在惠州起义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迅速膨胀，处处侵占革命派的阵地。甚至连孙中山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变质和瓦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名为“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与原来的兴中会主张相比，这个新纲领的民主共和要求更为明确，而且增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他为了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还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与此同时，他在《檀山新报》上撰文与保皇派论战，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他转赴旧金山，协助致公堂（洪门堂号）在美国各城市对其会众实行注册，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这些活动，虽对削弱保皇派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华侨对民主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
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正当孙中山在美国努力寻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时，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的盛行，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爱国走向革命，在东京、上海等地编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由他们所发起组织的民主革命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等也相继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国内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又纷纷逃到了日本。孙中山深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大团体内以协调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他离开美国往欧洲，先将旅居比、德、法等国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来到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东京。
孙中山一到东京，便前往拜访华兴会领袖黄兴，商谈联合，深得黄兴赞同。随后又与其他革命者和进步留学生频频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日），孙中山约集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其中有兴中会、华兴会部分会员）共70余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1000多名留学生隆重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号召与会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并争取在20年内把祖国建设成为超过日本和西方的强国。这次集会，起了从思想上动员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孙中山主持了约 100人出席的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时确定了各部职员的人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领导核心由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邓家彦、张继、朱炳麟、陈天华、田桐、胡汉民、程家柽、廖仲恺、何天瀚、宋教仁、朱执信等组成。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指导中心。数年之内，海内外纷纷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会员激增至数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孙中山对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16 字宗旨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此时的三民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要通过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取代清朝君主专制统治；至于民生主义，则企图通过“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三民主义是一面富有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它把散居各地的广大革命者集结成为具有共同理想基础的伟大战斗力量。《民报》在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阐发同盟会的政纲即三民主义学说，论证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性，并对保皇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广销海内外，对提高人们的民主革命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0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 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发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首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发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游勇首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发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速镇压。是年共发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发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发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3 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000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000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16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B.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 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发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0）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速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发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7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数月之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发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发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于3天之内占领武汉三镇。1个月后，南方已有12个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十月底，光复省份更增加到了17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发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国各地演说筹款的计划，决定回国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
是月二十九日（10 月20日），孙中山到达纽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希望他们对革命同情与帮助。并发表告各国书，宣布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警告各国不得给清廷提供军事援助，否则将以敌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孙中山抵伦敦。他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举行两次会谈，要求停止对清廷贷款，并给予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他还写信给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家，呼吁他们借款50万英镑给民国政府。又委托友人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对清廷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属各殖民当局的放逐令以让他取道回国等三项要求。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孙中山抵巴黎，访问法国众议院时，请议员们促进法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又在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会谈中，要求贷款给民国政府，表示将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希望法国能阻止俄、日勾结干预中国革命。孙中山在欧美三国办理外交历时1个多月，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和敌视态度，致使他屡遭冷遇，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
孙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党人催促他回国的电报，便缩短在欧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 月24日）从马赛港启航回国。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抵达上海。初十日，他被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当众庄严宣誓，决计履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责任。同日颁布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各省领土、军事、民政、财政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5日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睦谊”，并应取得国际承认，共同为促进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时，承认革命前清廷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所让与的种种权利继续有效。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陆续颁发了数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权方面，禁止对犯人刑讯体罚；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华工；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理发匠、优伶、娼妓、杂役、兵卒等歧视，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改良社会习俗方面：禁止赌博，劝禁妇女缠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爷”称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违背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发展生产方面：鼓励华侨投资，保护工商业，振兴农垦，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而当他还在国外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方代表在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赞同下曾与北方代表约定：如果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便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但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不满，悍然中断谈判，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孙中山乃于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占领徐州，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实权为各派系的军人所掌握，孙中山无法实行统一指挥。临时政府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无法保证军饷的供给，连日常的行政经费也难以支持。同盟会大多数领导骨干又都不赞成武力统一，而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以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认和它的财政困难来施加压力，催促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派人与袁世凯谈判，但坚持一切解决办法均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为前提。袁世凯急于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玩弄了各种政治权术，在设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让步的同时，又指使北洋将领接连发出几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电。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至此，宣告了统治268年之久的清皇朝的灭亡，也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 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弃民主共和原则，于卸职前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通过各项条文保证国民应享的民主权利，确立共和政体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卸职后，他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便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宣传，提倡在中国兴办实业和修筑铁路，并为此前往国内各地和日本访问考察。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8月，同盟会与另4个小党在北京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担任代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争取成立“政党内阁”而积极活动，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他。接着又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协议，企图用作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军费。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日赶回上海，力主“先发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独立，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各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在北洋军队的攻击下，南方各省讨袁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失败。孙中山原打算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8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由他担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继续部署反袁斗争。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并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他的忠实助手宋庆龄结婚。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的激流冲毁了洪宪帝制，袁世凯也随即殒命。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对内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势力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起了“护法”运动。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不久便遭到桂系军阀的排挤，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1920年，命粤军陈炯明部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11月重回广州。次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橥护法旗帜，部署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坚持战斗50余天后退居上海。在此前后，孙中山曾与俄国共产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3年，陈炯明的部队被滇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部署北伐。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6月创办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训练培养革命武装干部。10月，亲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广州的商团叛乱。11月，应北京政变领导人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他提出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同北洋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时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战斗”的宝贵遗嘱。
孙中山的著作甚丰，版本不少。中华书局1981年至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凡11卷），是迄今为止收录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孙中山的论著、文告、公牍、函电、演说、谈话纪录等约8200篇，4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