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冲龄践祚，君临天下，确实具有治理好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亲政之后采取了不少有特色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的行动中又出现了不少自相矛盾、自坏章法之事。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政治上偏袒满人，一是性格上的偏颇。

偏袒满人

福临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他对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的五项政令，不仅从来不予触动，反而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不许放宽逃人之令。为了捕获所谓“逃人”，他批准设立督捕衙门，并“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员。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李、魏琯等流放东北，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元凶巨盗”李应试案。李应试又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漏网重犯。入清后，他“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他“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只“因别事发觉”，才罪状暴露。但鞫审之日，“诸臣畏不敢言。”大学士宁完我、陈之遴也“默无一语”。在奉命审理此案的济尔哈朗诘责下，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陈名夏上奏说：“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这确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当籍没其家时“得缙绅名札甚多”，福临也一概 “不问”。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为何如此呢？原来李应试有一种特殊本领：“事诸王贝勒等得其欢。时汉官疏隔，冀通肺腑，并藉径应试交关请托，势倾一时。”他是与满洲当权的王贝勒有密切关系之人，汉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满。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满洲贵族特权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国家，但福临由于偏袒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福临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无人敢揭、无从知晓了，当然也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十五年五月又发生了一起总督自杀事件。十四年年底福临因孙可望于洪承畴军前投降，特封其为义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满洲学士麻勒吉为使，专程前往赍送敕印，并偕其来京。当返回途中，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张悬锡迎接于顺德，遭到麻勒吉凌辱，斥其“失仪”。“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后又言“我们到南边，洪经略差人远接餽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还明言索贿，要求“餽送驼骡”。张悬锡以贿赂、党与为朝廷首禁之条，拒不纳贿，但又虑以后难熬，因愤极自刎未遂。福临得报后斥责张悬锡“殊失大臣之体”，降三级调用。“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福临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张悬锡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详察”。福临遂令吏部详察议奏。张悬锡在说出真象后，便于僧寺自缢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贿竟致总督以死，按福临一再强调的命令是要遭到严惩的。九卿科道会议遂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议上，福临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仍留原任”。这等于没有处分。福临竟如此同自己开玩笑，自乱章法，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这是偏袒满人造成的政治失明。

刚愎任性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斥责季开生不“言国家正务实事”，以“茫无的据之事”“妄捏■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象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从重议处”。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这种任性还算“谑而不虐，或者犹有童心”。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十六年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