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帝宠金川立功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傅恒的姐姐为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故而他又是外戚。家族显贵使之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乾隆五年（1740）他被授予蓝翎侍卫，仅过三年，又被破格提升为户部侍郎。乾隆十年，乾隆帝以傅恒“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于是，又成为军机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户部尚书。十三年，孝贤纯皇后随从乾隆帝南巡，回来的路上死于德州，傅恒以皇后之弟又被加太子太保衔，晋升协办大学士。
傅恒以外戚望族骤登崇阶，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乾隆十一年（1746），御史万年茂弹劾学士陈邦彦和于振，他们两人在本年八月举行的瀛台赐宴中向傅恒屈膝请安。乾隆帝认为此事“关系陈邦彦、于振两人之名节，而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于是，他亲自召见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国等，当面询问有无此事。刘、汪、舒三人都说没有这事，只有王安国说他听到关于此事的传闻，但未亲眼见到。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就令大学士张廷玉和讷亲两人进一步查核。他们询问了陈邦彦和于振，以及与陈、于两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达等人，陈、于坚不承认，而裘和董则说未见到。根据张廷玉和讷亲所上的关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断定此事为“子虚乌有”。御史万年茂因此受到处罚。虽然这场轩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从中却反映出年轻气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
正当傅恒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金川地区燃起战火，土司莎罗奔攻打邻部，不听清政府裁处，清军进攻接连受挫。乾隆帝惩处经略讷亲和川陕总督张广泗后，以傅恒为经略，前往金川督师。谕旨指出：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汉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随之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也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因而对战前的准备做得很充分。他得知康熙年间征西藏时，威远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请各带两位，并令造办处员外郎西宁于城外交工部委员送金川军营”。乾隆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批准傅恒和其他军机大臣的建议，除调京师及东北三省军队外，还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调拨满汉兵三万名，“定期来年三月内全抵军营”。此外，关于驿站、兵器、军粮及马匹等事项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临行之际，乾隆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还“至东长安门外幄次，亲赐经略大学士酒，命于御幄前上马”。皇子和大学士来保还奉命到良乡为傅恒送行。典礼之隆重前所未见。
离开京城后，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进入四川境内后，山高路险，气候也十分恶劣，不是刮风就是下雪，行军异常艰难。加之四川屡遭战事，地方财力匮乏，军队所需马匹常常不能及时供给。傅恒为了尽早赶到金川前线，常常是“减从星发，竟至步行”。乾隆帝为此特颁旨嘉奖，“著晋衔太保，仍加军功三级”。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达卡撒（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军营后，立即捉拿和斩杀了为张广泗所宠信而实为金川莎罗奔安插的奸细——良尔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傅恒大力整顿军队纪律，任命冶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同时他亲临两军阵前，仔细观察地形，认真分析讷亲、张广泗失利的原因。时大金川莎罗奔据勒乌围（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县之东），其侄郎卡固守噶尔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两地都在大金川的东岸，阻山临河，形势极为险峻。莎罗奔依恃这复杂的地形，修筑很多碉堡。这碉堡是用石头垒成的，比中原地区的塔还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发射箭矢和枪弹。每一石碉只要有数名守军，就可以抵挡成百上千士兵的进攻。面对这险峻的地形和易守难攻的石碉，当初，讷亲和张广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强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傅恒以为这种办法最为荒唐，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说：“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客主劳佚，形势悬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基于此种认识，傅恒决定采取新的进攻策略，“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必有捷报”。
然而傅恒关于金川地险、石碉难攻的奏报，却使乾隆帝征剿金川的决心动摇了。当初金川战事伊始时，他本以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挡清朝大军。谁知劳师两载，寸土未获，反而因此诛杀讷亲、张广泗两位大臣。傅恒奉命督师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报四川路险，物力贫瘠的情况，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他在给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对这次出征金川颇有后悔之意：“讷亲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而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朕因军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设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今朕于此事颇为追侮。但办理已成，无中止之势。”所以，当乾隆帝接到傅恒关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难攻的奏报后，除了更加痛恨讷亲和张广泗隐匿实情不报外，也就产生了撤兵休战的想法。加之又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师回朝。但是傅恒却认为金川之事可成，反对中途撤兵。他上奏说：“金川军事误于初起之时，蛮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误再误，以汔（迄）于今。若轻率蒇事，则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使贼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强必成功？但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捣中坚，贼亦必出碉而内顾分拒。我兵且战且前，一面乘间夺碉，一面各携两旬干粮，由昔岭中峰直抵噶尔崖，实有破竹建瓴之势。今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命调兵大举，若不扫穴禽渠，亦何颜以返内地？不然，或贼震惕乞降，匍匐军门，则相机禽献，亦可奏凯。”因为乾隆帝已决计罢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继续进兵的要求，再次下达谕旨，要傅恒班师，且赐诗三章，中有“壮志无须效贰师”、“速归黄阁赞元功”之句。此时，傅恒和岳钟琪已兵分两路，率军深入。傅恒军由昔岭直取噶尔崖，岳钟琪军经党坝进攻勒乌围，连夺数个碉卡，声威大振。莎罗奔甚为恐惧，他自知力单势薄，难以抵挡清军凶猛的攻势，加之良尔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应，更无计可施，于是，只好利用过去曾隶岳钟琪手下、随岳入藏平叛的关系，遣人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抓紧时机，亲率十三名骑兵驰入敌军营中。莎罗奔见岳钟琪亲至，即随岳钟琪赴傅恒军营。傅恒升帐受降，莎罗奔保证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纳赋役，履行职责。于是，莎罗奔被免于治罪，仍为金川土司。至此，平定金川之役胜利结束。乾隆帝闻讯非常高兴，特地颁诏嘉奖，并沿袭功臣扬古利之例，赐给傅恒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同年三月，傅恒班师返京，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裕亲王到郊外迎接，又“御殿受贺，行饮至礼”，下令按开国元勋额亦都、佟国维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春秋官为致祭”，并于东安门内赐第一所，赋诗庆其落成。宠命优渥，无以复加。
任宰辅佐治国政
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他精明干练，“文字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尤其是他办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从，不敢有一点专擅，更博得皇帝的宠信。乾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按照惯例，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以前只有讷亲一人当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后，以自己见识不广难于独立承旨为由，改为诸位军机大臣一同入见。这样，他既可以使其他军机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释独记之劳”。然而，乾隆帝还是经常在晚饭后，单独召见傅恒，和他商讨军政大事。时人称此为“晚面”。
傅恒在此期间，也确实参与不少军政大事的决策。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论是否要限制出海贸易人员回籍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染踹业、丝织业和矿冶业等行业中有了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外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出海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旧的官员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狭隘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抚陈宏谋在上奏中，提出了一个限制出海贸易的建议，他说出海贸易的民众，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国，就不允许再回到他的家乡。显然，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行，不仅会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乡而却步，而且也会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乡，这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对外贸易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而此项建议遭到一些务实官员的反对。两广总督杨应琚说：“现在开洋贸易之民源源不绝。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军机大臣讨论，拿出决策性的意见。傅恒不仅同意杨应琚的看法，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分远近概准回籍，仍令于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令其不必迟疑观望。至于责成船户出具保结之处，应如所议办理。其自番地回籍携有赀货者，如地方官役借端索扰，该上司访参治罪。”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提议。这一决定，使出海的人消除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另一件大事是，这一年清政府在决定是否出兵准噶尔，平定达瓦齐的过程中，傅恒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清初以来，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不断骚扰西北地区，成为清朝巩固统一的重大障碍。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先后对准部的进犯给予沉重的打击，但面对内部团结、武力强盛的准部，却无法彻底铲除，因而只得议和。乾隆四年，双方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已归顺清朝的喀尔喀部则在阿尔泰以东游牧，不能越过界西。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乾隆十年起，准噶尔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动乱。这一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为争夺汗位，封建贵族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都被杀身亡。乾隆十七年，得到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支持的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登上了汗位。此人庸碌无能，贪婪残暴，四处兴兵攻打各部，大肆掠夺牛羊和牧场。持续不息的战乱给准噶尔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归附清朝，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厄鲁特蒙古族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投向清朝，原与达瓦齐联盟的阿睦尔撒纳，也因在与达瓦齐争权夺利的火并中失败，而领属下两万余人投降清朝。准部四分五裂、众叛亲离的局面，给清朝铲除割据势力，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可是当乾隆帝召集满洲王公大臣商议出兵准噶尔时，却遭到大多数大臣的激烈反对。这些身居要职的勋戚显贵，早已没有开国初期八旗将领的那种勇于进取，锐不可挡的气势，他们只想干风险小、获利大的事，而对于到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的西北作战，本来就视为畏途，加之雍正九年（1731）清军进攻准部，在和通泊惨败的阴影又时时缠绕着他们，因而他们竭力阻止出兵准部。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傅恒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大力赞成出兵准部。这就给乾隆帝以很大的支持，他异常兴奋地说：“卿（指傅恒），朕之张华、斐度也。”傅恒的支持和赞助，促使乾隆帝很快做出出兵准部、平定达瓦齐的决策。乾隆二十年，清军兵分两路，大举征讨达瓦齐，短短时间内，达瓦齐土崩瓦解，清军进占伊犁。在山穷水尽之际，达瓦齐只得向清朝投降。这以后，清军又粉碎了原已归顺清朝的阿睦尔撒纳所发动的叛乱，从此，根除了准部割据势力，统一了天山南北，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傅恒的远见卓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此，乾隆帝也多次予以嘉奖。他指出：“因筹及两路兴师之举，而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傅恒为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上奏折恳请免授。乾隆帝虽允准其请求，但“仍于军机大臣内交该部从优加等议叙”，随后在紫光阁列功臣图像时，傅恒又排在第一位。
不过，傅恒在军机大臣任上并不都是成功的，也不时受到皇上的训斥。有一次，乾隆帝集臣工议事，傅恒来晚了，气喘吁吁地走进宫门，侍卫开玩笑地对他说：“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在一旁却板着面孔说：“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这是在批评傅恒对公事漫不经心。这句话吓得傅恒连忙“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乾隆十五年六月，帝令兵部、户部和吏部等三部讨论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的问题，但这三部互相推诿，迟迟不能拿出处理意见来。乾隆帝对此很生气，下令都察院议处这三部的堂司官。可是，都察院不仅拖了两个月才呈上奏文，而且在奏文中也仅议处吏部官员，而将由傅恒主管的户部和兵部另请吏部议处，这显然是有意庇护傅恒。乾隆帝也看出这一点，就降谕说：“盖因大学士傅恒管理部务，是以都察院徘徊观望，有心延搁，此所谓非曰爱之，其实害之。”于是，左都御史德通、彭维新和由傅恒荐举的左副都御史马灵阿都以瞻徇傅恒而受到降职和革职处分。更有甚者，就连傅恒的长兄广成，也因遭人弹劾而被解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恒已经失宠，这不过是乾隆帝“驭下”的一种手法，他有意地压一下当时地位显赫的傅恒，使其对帝更为忠顺。
击缅失败羞惭病故
真正动摇傅恒地位的，是他经营缅甸事务的失机。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自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氻）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
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来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质，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 “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孟拱、孟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已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都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濠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絙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霈，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后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后，又把宅赠于他。由于傅恒对下谦和，常为之解难，故人“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礼亲王昭琏甚至把乾隆后期和珅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这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