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没有写到的诸葛亮的功绩有很多，但是历史记录了，多部史书都有记载，以下仅列出五个，其实还有很多：
一、都江堰，《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於此。……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金堤”者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以下引用量产型闲人先生的原话：
我去过都江堰，亲眼目睹了诸葛亮签署的，维护都江堰的政令拓本，只有震撼能够形容，从此成为武侯崇拜者，坚信古往今来没有超过武侯的贤相（不否认有水准相当的）。
诸葛亮开了堰官之先河。
这份政令内容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详细到每年清淤工作的日期，掏挖深度，当年诸葛亮用于清淤维护的石标尺，直到80年代才被原样仿制的不锈钢标尺替换。而武侯立下的维护法规，直到今天仍被原样执行。
被严格执行了近2000年的政令，整个世界是否能找出第二个例子？
二、佤族抗英；远在公元225年，居住在葫芦王地的佤族人卡那曼卷部落与蜀汉丞相诸葛亮签盟归顺蜀汉朝廷，发誓镇守边关，抵遇外敌，永不反叛；整整 1700年，佤族人始终遵循了这个盟约，1934年的英军进攻班洪、班老地区，佤族人牢记了这个盟约，斑老王奋起抵抗，组织佤族武装，剽牛盟誓，效忠他们最尊崇的“阿祖阿公”－－－诸葛亮。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三、建立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六个少数民族供奉的“茶祖”
《普洱府志？古迹》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六大茶山中有一座就叫孔明山，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时至今日，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哈尼族、壮族各村寨，每年都要在诸葛亮诞辰这天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赏月歌舞，放孔明灯，祭拜诸葛亮。
四、蜀锦
蜀锦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用多色丝线织成彩色花纹，十分华丽名贵。由於它在长江上游，古称巴蜀的四川成都生产，因而得名。蜀锦在战国时期已开始生产，至汉代时已名闻全国。
汉代时，蜀锦的生产已非常发达，朝廷更设置锦官管理。三国时，诸葛亮治理蜀汉，深知蜀锦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所以便大力发展。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蜀锦：奖励种桑、加强锦官的权力、推行先进的纺织技术等等，提高了蜀锦的产量；又与吴国友好，扩大蜀锦的销售市场。蜀锦因而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军费的来源。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 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
五、休士劝农
诸葛亮为实现他全力辅佐蜀汉帝业，达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于建兴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234）率诸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即今勉县的汉江两岸，老城镇至旧州铺一带），以汉中为根据地，向曹魏展开五次北伐。为了解决北伐期间的粮草供给，诸葛亮在汉中曾“休士劝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既为北伐曹魏解决物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为汉中盆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诸葛亮休士功农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意义
三国之中，蜀汉国力最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割据政权，从规划立国蓝图，到人蜀建国开创帝业，以至偏安益州一隅而与魏、吴两国鼎立争雄达四十余年，是同诸葛亮智慧才能和鞠躬尽瘁的实干精神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要北伐，其目的就是要打破魏强蜀弱力量悬殊的严重局面。荆州失守后，蜀汉政权唯有益州一地，在国小民贫的情况下，又不断对外用兵，从章武元年刘备发动大规模东征与孙吴争夺荆州；接着就是诸葛亮的南征北伐，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大量加重在益州人民的兵役和劳役负担，既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又直接影响农副业的生产。如：魏、蜀争夺汉中时，前方告急，需要征调大批农业劳力补充兵源，时至春夏大忙，诸葛亮因此犹豫不决，但为了避免“家门之祸”，最后迫不得已采纳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主张，在农忙的关键时节抽调大批劳力脱离农事，对于粮食生产的损失和破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再如，每遇大的战役之后，还需征发大批兵丁充实军队。夷陵战后，仅巴西郡就立即征发兵士五千以补充军队缺额（见《蜀志·马忠传》）。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促使益州农业经济的日趋衰弱。
早在刘备夺取汉中之前，法正就建议攻取汉中然后“广农积谷”，在当时它只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而提出来的，但也反映了当时益州国库空虚，粮食不足，需要另外开辟粮食基地的要求。鉴于益州的经济状况，诸葛亮叹息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凡志存远图的贤能之士都尊崇“王者之治，崇本抑未，务农重谷。”决敌资应先是粮食，但蜀汉却不得不主要依赖于蜀锦的税收和贸易来维持战争的重负，足见蜀汉当时经济的恶化和粮食之短缺。同时也证实了诸葛亮北伐不仅有运粮之艰，而且有缺粮之患。因此，为了保证北伐中的军粮供应，减轻蜀国朝廷和百姓的负担，诸葛亮不但有实行屯田的必要，而且休士劝农迫在眉睫。
诸葛亮在汉中屯田，是因为汉中靠近北伐前线，也是产粮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据《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但曹操在放弃汉中时“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接着又使汉中“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曹操又“恐刘备北取武氏，以逼关中”于是又“徙氏五万余，落出扶风、天水”。因此蜀在夺取汉中后，只是“得地而不得民也”。诸葛亮在汉中可以掌握大片无主土地，但要实行屯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劳动力，故诸葛亮要在汉中体上劝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军屯。于是，从建兴十年起，诸葛亮暂停北伐的军事活动，“休上劝农于黄沙”重点在汉中发展粮食生产。
2、诸葛亮休士劝农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史载，从建兴十年（2s2年）起，诸葛亮“休士劝农于黄沙”重点发展农业生产，时间达二年左右，此间军队无作战任务，当时汉中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缺乏，诸葛亮又“每以粮少为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深通“务地之本”的诸葛亮是不会让十万大军终年坐食军饷，把大批精壮劳力放置不用。那么，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究竟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发展生产，扩大经济效益呢？
（1）设置“督家”官吏，兴修水利汲施。汉中盆地是一个“赋贡所出”的鱼米之乡，气候温和，粮食作物种类繁多，而稻米尤享盛誉。当年，诸葛亮率军到汉中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命吕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义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并把它视为粮食丰收的根本保证，对西汉初年萧何在汉中所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设施“遗迹增筑”、这些史实说明了诸葛亮在汉中曾把“督农”和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解决北伐军需物资的第一步措施来抓。
近年来，在汉中及勉县的蜀汉墓葬出土文物中，反映水利设施的有两类：一是陶陂地，多近圆形，基面积不大，蓄水量也小，但它能够依其地势，适应于浅山丘陵地带农田灌溉；二是陶陂塘，它适应于陕南平坦地带的小型蓄水设施，多为方型而规整，分布面广，对平川的农田灌溉较有实效。上述陂、塘模型的出土是蜀汉时期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兴修水利的实物例证，同时又说明了诸葛亮当年休士劝农时除整修延用了前人所开创的水利设施外，还在汉中因地制宜地增筑了一系列适应于浅山丘陵和平川地带农田灌溉的陂、槽畜水设施。
（2）开拓农田，实行军屯。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就是让军队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军屯。汉中的水稻产区，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江干、支流的沿岸。其稻田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平川地带的两季田，年产一稻一麦，较为正规，另一类则是浅山丘陵地区的冬水田，此类田因受气候与特定环境的限制，一年只种一季稻谷，故又叫一季田。冬水田多因地势而就，故多为不规则型，是丘陵地带的典型稻田。从汉中的自然条件来看，诸葛亮当年在此“督农”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而“筹度粮谷”和 “使给军食”的主要对象又是稻谷，所以，稻田的多寡优劣将是诸葛亮生产军粮的重要条件。诸葛亮当年休土劝农时，除耕种无主田地外，还需开拓新的田地，其中包括占一定比例的汉江谷地丘陵地带的荒地。据《诸葛亮传》载：“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黄沙在今勉县东25里的汉江北岸，南北两岸均为丘陵地带，也是开的范畴。所以诸葛亮当年开“黄沙屯”有可能是因地制宜开丘陵地带的冬水田，原因是靠近汉水两岸的平川田地早已有之，不在开的范围之内。从本地考古资料看，三国以前的两季田模型在“勉县”、“汉中”出土过，但蜀墓中出土的冬水田模型，除在勉县发现外，各地不见有例。据此而知“冬水田这种稻田形式应属于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休士劝农时首创于勉县黄沙一带，而且一直沿袭至今”。
除开拓农田外，诸葛亮还需动员北伐军将士实行“军屯”，即一边种田一边打仗，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和地理环境来发展生产，补充军需。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围祁山”时，曾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斜谷，在紧张而危险的御敌空隙中，赵云还在“赤崖屯田”，赤崖，在褒斜道的峡谷中，想必所屯的也是新开的“冬水田”之类，种的是水稻或蔬菜之类；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驻五丈原”时，仅仅百余大，诸葛亮还采取“分兵屯田”，令蜀军“耕者杂于”当地“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从上述史实看来，诸葛亮当时把“军屯耕战”看的是如何重要。1978年在老道寺一座蜀汉墓中，不但出土了陶陂塘模型和冬水田模型，还出土了二件持锸俑，两件红陶质，是军士装束，一件灰陶质，系农耕形象，这组持锸俑是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采取军屯耕战措施的珍贵实物例证。两件军士持锸俑和一件耕农俑的比例表明：当时军屯的将士多于当地居民。当这批考古资料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和美国的关注，1984—1986年，这两件持锸俑随《中国历代陶俑》珍展应邀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巡展，后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征调展出。上述考古资料真实地再现了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的措施。
（3）发展副业生产，促进备业兴旺。诸葛亮不仅重视粮食生产，重视农田水利，而且还重视副业生产，使各业兴旺，从考古资料而知，我国稻田养鱼最早见于东汉之前的汉中勉县一带，而冬水田中的养鱼资料，也始于勉县出土的蜀汉墓中，且冬水田模型中不但有菱角、莲花等水生植物，还有鲤鱼、鲫鱼等四种鱼类，这些水生植物与动物，再现了当时诸葛亮休上劝农期间发展淡水养殖业的情景；在池塘与稻田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必然是诸葛亮不可遗漏的副业生产措施之一。另据蜀墓中出土的陶鸡、陶鸭、滑石猪、陶狗，盘角羊等家畜家禽等陪葬明器来看，再现了蜀汉时期汉中地区家庭副业的繁荣景象。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物资无疑为当时诸葛亮的北伐军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各业繁荣发展的盛况，也可以说是诸葛亮在汉中休上劝农期间所提倡的结果。
另外，诸葛亮还号召将士节俭备荒，以此充实军资。他认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并且还把俭朴节流提高到“治人之道”的高度来看待，他提出以庶人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为了减轻蜀汉百姓的徭役负担，诸葛亮曾经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兵丁投入农业生产，也节俭了军队的支出。
3、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对汉中盆地农田水利的促进与发展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