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经济的发展
1、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人口流散、土地荒芜、城市萧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颁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由恢复而发展起来。这些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招民垦荒 清廷在顺治年间一再下令，允许各处流亡人民开垦“无主荒田”，所垦土地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凡农民垦荒，一般可以免税三年，个别的还可以免税五年或六年。但是顺治年间战争正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清廷一面宣布招民垦荒，一面又严令地方官吏迫逼赋税，以致三年或六年不起科（征税）的命令不易得到执行。所以农民以垦荒为畏途，裹足不前。康熙帝为了加速对荒田的开辟，从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即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宽至四年，又宽至六年，再宽至十年。在平定三藩之后，免去了浩大的军费负担，康熙帝更进一步放松起科令，对于农民开垦成熟应该按限起科的田地，则常常“未令起科”， “不事加征”。这样，康熙年间的垦荒措施得到较好的推行，而且获得效果。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开垦无遗”、“尽皆耕种”。
更名地 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来佃户耕种，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号为“更名（明）地”。这种“更名地”散布在很多省份，数目约为十六万顷，对于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及开荒是有积极作用的。
治河 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屡次泛滥成灾，淮河、运河受其影响，也随之梗塞不通。康熙帝即用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河，先后完成了许多重要工程，使河患大致平息，黄、淮各归故道，运河南北畅通，被淹没的农田也退水可耕。此外，康熙时还修治了永定河，消除了京东十余县的水患。
蠲免钱粮 康熙帝在位期间，屡次下令蠲（juān捐）免钱粮，或一年蠲免数省钱粮，或一省连续蠲免数年钱粮，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蠲免钱粮一年，而分三年轮免一周。计康熙六十余年中，“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以后雍正、乾隆年间，清廷继续大行蠲免钱粮。特别在乾隆年间，曾多次 “普免天下钱粮”。这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是有利的。
地丁合一 地丁合一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贪富不均的情况也在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税，就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因而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不仅使封建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又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流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因此，为了保证丁税征收，为了掌握人口实数，清廷不得不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第二步是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
实行地丁合一在表面看来虽仅仅是一种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但其进步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自改革之后，原来独立的丁税已不存在，而是丁随地起，田多者，丁税也多；田少者，丁税也少；无田者，亦无丁税。这就消除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贫民再也不必因担心丁税而杀生、逃匿。这对家庭人口增长、国家人口统计都有好处。我国自西汉至清初，每次人口统计，其最多时，数字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这显然是人口不实及人口增长缓慢的缘故。地丁合一之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一亿七千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三亿六千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四亿一千万，这显然是人口统计比较正确及人口增长加快的结果。
废除匠籍 明朝有许多官用工匠，被称为匠户，编入专门的匠籍，子孙世代为匠户，不得脱离匠籍改业。明中叶以后，匠户中的绝大部分即轮班工匠，被允许以银代役，由政府按匠籍向他们征收银两，称为“班匠银”，他们可以不必再轮班到京城服役。以银代役的办法自然使工匠的地位大有改善。然而匠籍没有废除，依然是束缚工匠的一条绳索。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以后，清初匠籍已经混乱不堪，很难按照匠籍来征收班匠银了，因而，清廷于顺治二年（1645年），下令废除匠籍，免征班匠银。但此后不久，清廷又恢复征收班匠银，以致流弊丛生，如有的匠户子孙已经改业，仍要被迫征班匠银；有的匠户子孙已经逃亡或死绝，班匠银则要由民户代为赔纳。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以来，即陆续将班匠银摊入田赋中征收，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匠籍的废除，使工匠对封建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大量荒地垦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清初荒地极多，随处可见，而到康熙末年，则大部被开垦耕种。因而耕地面积由1645年的四百余万顷，增加到1724年的六百八十余万顷。
二、水利的兴修。康熙时曾大举治理黄河，并兼治淮河、运河，又曾修治永定河。雍正时又修筑江苏、浙江的海塘，使沿海一带的农田免受海潮的破坏，也是一项大的工程。
三、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如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及东南沿海一带都是稻米高产区，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可达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时高产作物如玉蜀黍（即玉米）、番薯（俗称地瓜）的推广，对于粮食增产有重大影响。玉蜀黍原产美洲，明中叶传入我国，渐次种植于南北许多地方，到清代，几乎遍种于全国各省。番薯也原产于美洲，明后期传入我国，先是种植于福建等沿海地区，后来推广到北方，清代普遍种植于全国各地。玉蜀黍的产量远比麦类为高，番薯更是每亩可产数千斤。
四、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如棉花的种植已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都是著名的产棉区，这些地方的棉花大量外销，甚至连植棉较晚的奉天地区（今辽宁），每年也有许多棉花输往关内。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地都很普遍，如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甘蔗动辄千顷，其茂盛有如芦苇。台湾有蔗田万顷。明代传入我国的烟草，这时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植桑养蚕事业也很兴盛，如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植桑养蚕已成为农民的重要生产事项。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同时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手工业 清代最重要的手工业仍是纺织、陶瓷、矿冶等业。
纺织业中的丝织业，在清代有突出发展。苏州和杭州是明代的丝织业中心，这时依然保持其盛况。如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杭州东城也是“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江宁（今南京）在明代没有什么丝织业的名望，但到了清代，丝织业大为发展，已超过苏、杭而成为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这里缎的织造非常有名。缎的种类很多，织缎之机有百余种名目。乾隆、嘉庆年间，这里仅缎机就有三万多张，其他织机尚不在内。广州也是清代新兴起的丝绸产地，所产纱、绸、缎等都很名贵。特别是广纱的精美已胜过江宁、苏、杭，有“广纱甲于天下”之称。
棉织业也有发展。松江（包括上海）、苏州、无锡都是棉织业的中心地。松江出产的棉布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畅销全国各地。清政府时常在这里采购棉布。如康熙时，一次就在上海县采购青蓝布三十万匹。苏州的城乡普遍生产棉布，“苏布名称四方”，行销遍于天下。棉布的加工业，在苏州也很发达。如这里有许多专门经营棉布加工业务的字号出现，每一字号拥有工匠数十名，凡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专人作业。无锡号称“布码头”，许多富商巨贾在此开设花布行，大批收购棉布运往苏北等地发售，每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
制瓷业也有新的发展。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镇的范围极大，除官窑外，有“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其繁荣情况超过了明代。这里民窑所产的瓷器供应全国各地，并且大量输出国外。除景德镇外，瓷器产地还有几十处，分布于十数省。清代的制瓷技术比明代更有进步，突出地表现在彩色瓷器的工艺水平大有提高。清代的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珐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尤以粉彩和珐琅彩最称精美，驰名中外。
矿冶业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门是云南的铜矿开采业和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开采，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大厂有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不下万人。全省铜矿开采量最多时，每年可以达到一千多万斤，主要作为北京及各省官府铸钱之用。佛山镇是铁器制造业的中心，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所铸造铁器多而且好。其中以铁锅最为有名，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大量输出国外。
此外，制糖、制盐、造纸、造船、印刷等业也都有所发展。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商业也十分繁荣。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商品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如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以及烟、茶、糖等都是重要商品，行销于全国各地。
清代城市的发展又超过了明代。特别是东南一带，工商业城市普遍兴盛，著名的有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扬州、镇江、无锡等，这些城市都比明代更发展。如江宁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无不人烟稠密，作坊店铺到处都是，非常繁华。苏、杭二州的繁华，已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谚语。镇江称为“银码头”，无锡称为“布码头”。沿海城市如广州、福州、厦门等都以对外贸易的关系，日益繁荣。北方大的城市，首先是都城北京，此外又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也都比过去繁盛。甚至比较偏僻的宣化府（今河北宣化），也成为店铺林立、商贾争趋的繁华地方。至于各地方镇市的发展，在清代尤为突出。如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已经名闻天下，被称为“四大镇”，其中汉口镇又有“船码头”之称。此外，南北方农村的集市贸易也更加兴旺。
由于商业的发达，清代出现了许多大商人。最大的商人是两淮盐商、山西票号商和广东行商等。两淮盐商是享有特权的商人。那时盐是清政府控制的商品，由特许的商人掌握出卖。两淮盐商取得两淮食盐的专卖权，可赚五、六倍的利润，因而其富以千万两（银）计。票号是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的金融组织，最先由山西人开办，后来山西人开办的票号遍于各省，所以称作山西票号。山西大商人往往拥资数十万至数百万两（银），乃至数千万两。因而他们有力量开办票号，而开办票号后就愈加变成巨富。广东行（即“十三行”）商也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取得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其资本也多达数千万两（银）。
3、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增长起来。
在清代，江南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非常显著的发展。这时江宁（今南京）、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如江宁机户在道光年间“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苏州机户多半“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宁、镇江、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大的包买商，他们开设 “帐房”或“行号”，以从事资本主义的经营。这种“帐房”或“行号”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或自行设机督织，或将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为其生产。在这种帐房的周围有众多的小机户及织工受其支配，从帐房到小机户到织工，结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棉织业中也有不少的作坊和雇佣工人，资本主义萌芽甚为明显。如在苏州有许多踹坊出现，这种踹坊是为棉布染后的整理加工而设。踹坊的经营者称为包头。苏州共有包头三百四十余人，开设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纳踹匠数十人。包头备有包踹石、场房，招集踹匠居住，向布商（客店）或染坊领布发给踹匠踹压，布商付给踹布的加工费，每匹银一分一厘三毫，全为踹匠所得；踹匠则每人每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其房租家伙之费。在这里，踹匠和布商经由踹坊发生关系，布商是雇工的资本家，踹匠是受雇的工人，包头则居间谋利。此外，在广东的冶铁业、铸铁业中，在云南的采铜业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在四川的制盐业中，在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
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茅虽然有所发展，但仍非常微弱。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重重障碍。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顽强存在，使商品经济很难发展。其次是封建政府多对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及内外贸易的发展。再次是商业资本多半用于购置土地，很少投之于手工业生产。所有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六、清代中期各族人民起义
1、社会矛盾的加剧
土地高度集中 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土地大都归入官僚、地主、富商之家，而小民所有无几。如康熙时的大官僚高士奇在家乡浙江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又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另一大官僚徐乾学在无锡置田万顷，曾任江宁布政使的慕天颜在无锡置田百万亩。江苏松江一带的一般地主，也 “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乾隆时，河北怀柔大地主郝氏有“膏腴万顷”。大学士和珅占田八千顷。道光时大学士琦善一家，有田二万五千顷。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愈来愈多地沦为佃农。康熙时，北方各地“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乾隆时，湖南“田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广西“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
赋税苛重 清政府的赋税逐渐繁重。地丁合一之后，地丁银的总数不断增加。如顺治末年，地税和丁税分征时，每年两税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余万两，康熙时每年为二千四百余万两，雍正初已实行地丁合一，每年所征为二千六百余万两，乾隆末年每年为二千九百余万两，嘉庆以后至清末每年约为三千万两左右。
在地丁银的征收中，还有所谓“耗羡”的加派。“耗羡”也叫“火耗”，这是地方官借口把零碎银子化成大块上缴要有折耗，因而在正额之外所附加的税。火耗少者每两银子加一钱，多者加二、三钱，四、五钱不等，甚至有加数倍于正额的。雍正时，朝廷宣布“耗羡归公”，从此火耗变成了一种正税，作为地方官吏养廉及地方公费之用。养廉银的数量很大，如各省文职官员的养廉银每年有二百八十余万两。官吏的养廉银往往要超过其俸银多少倍。如总督、巡抚每年俸银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两，而每年的养廉银可至一、二万两。又如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而每年的养廉银可至五、六百两或二千余两。养廉银名义上是要官吏廉洁，实际上是把官吏贪污合法化。
田赋除地丁之外，还有一项是漕粮。所谓漕粮，就是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征收粮米，输送京师，以供官兵俸饷之用，每年定额四百万石。漕粮有正兑、改兑、白粮等之分。各省漕粮运输到京仓者，叫作正兑米。各省漕粮运输到通州仓者，叫作改兑米。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每年输纳糯米于内务府，以供宫廷及百官俸禄之需，谓之白粮。漕粮的征收更是弊端丛生，造成人民莫大的负担。如正兑米一石要随征耗米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米一石要随征耗米一斗七升至四斗，白粮米一石要随征耗米三斗或四斗。
除正赋地丁银和漕粮外，清政府还征收盐课、茶税、渔税、牙税、契税、当税、关税等各种名目的杂赋。乾隆、嘉庆以后，清政府的赋税岁收总数可达到四千几百万两之多。
统治集团奢侈腐朽 乾隆以后，统治阶级日趋腐化，上自皇帝，下至大官僚、大地主，多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奢侈之风日甚一日。
乾隆帝，曾六巡江浙，名为巡视河工，实际全在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不惜劳民伤财，糜费极大。凡巡行所到之处，地方官曲意迎合，修行宫，搭戏台，结彩棚，制龙舟，办筵席，放烟火，大事铺张。有时所过街市，路旁牌楼、彩棚、点景、香亭不绝，绵亘数十里。有时巡幸船只千百艘，沿着运河行进，舳舻相接，旌旗蔽空。所有这些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后六十寿辰，乾隆帝为之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张设灯彩，结扎楼阁，大街两旁的店铺全被遮盖。乾隆帝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圃。在乾隆六十年间，圆明园无日不在建筑之中，所费以亿万计。
官僚贵族们的豪华浪费也很惊人，嘉庆时。湖南布政使郑源?随官家属有四百余人，养活戏班两班，后将部分家眷送回故乡丰润，用大船十二只装载。道光时，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粤，所携辎重人夫不计其数。在道经漳州城时，先期十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不下六、七百名，最后颜伯焘到达时，随从人夫又有三千名。
吏治败坏 康熙时，官吏已多贪污。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官场则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已极。乾隆时，最大的贪污者和珅，历任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二十余年，倚势弄权，贪婪无忌。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把他赐死，抄了他的家，约计其家产总值不下数万万两之多。除和珅外，乾隆时还屡有贪污巨案发生，总督、巡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莫不赃款累累。嘉庆年间，贪风愈甚，几乎无官不贪，贪污案件层出不穷。
2、各族人民起义
从乾隆到嘉庆年间，全国各地许多民族发生了反官府反地主的起义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支：
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由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引起的。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厅苗民石三保及乾州厅（今吉首西南）苗民吴八月相继起而响应。这次起义继续了十二年，直到庆十一年（1806年），才被镇压下去。
白莲教起义 在与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四川、陕西一带又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其教义是宣传弥勒佛下凡，人民可以得救。
这次农民起义，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宜都、枝江人民在张正谟等领导下，首先举起义旗。接着，襄阳姚之富和女艺人王聪儿（齐王氏）等起而响应，不到两月，有众数万人。随后，四川达州（今达县）徐天德和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等也相继而起。次年，湖北起义军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分路进攻河南、陕西。嘉庆三年，作战失利，王聪儿、姚之富一同牺牲。此后四川的徐天德等继续斗争。这次起义共历时九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到嘉庆九年（1804 年）被镇压下去。
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又名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教首。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遂提前起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号召四方。林清则按期行事，在北京南之黄村组织队伍，以二百人潜入城内，于九月十五日，在入教太监的导引下，分由东、西华门攻进清宫。由东华门入者因门急闭，仅进入十余人，其余被阻于门外散回。由西华门入者因未被阻，全队进入，聚攻隆宗门。时嘉庆帝在热河围猎未归，皇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在宫内，以鸟枪射击起义军。镇国公奕灏则急调火器营兵千余人入宫，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现在故宫隆宗门的匾额上，还保存着一支当年农民军射入的箭头。李文成在滑县起初声势很大，后为清军击败，退至辉县山中，自焚而死。
上述农民起义虽都失败了，但给予清朝统治者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林清攻打清宫的行动，使清廷大为震惊。
七、闭关政策
1、闭关的背景
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
自然经济 当时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太需要外国货物，因而清朝统治者尽量限制对外贸易，把允许外国与中国通商看作是一种恩赐。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致英国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这种看法便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思想保守 清朝统治者保守自大，在世界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邦，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抵不上中国的大经大法（如孔孟之道等），所以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和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落后，看不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必要和好处，关起大门来孤芳自赏。
海防需要 清朝统治者害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来侵害，又害怕中国人民出海结聚反抗，所以把闭关政策当作是一种防御手段，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者，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2、闭关政策的实行
清初的海禁与开禁 清朝在统一台湾以前，曾经历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同时对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很严。只许其驶泊澳门，在澳门进行贸易，并且规定大小船不得超过二十五只。这种海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抗清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准许民间装载五百石以下的船往海上贸易、捕鱼，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
清中期的闭关政策 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
所谓闭关政策，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主要内容有：
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这一规定未变。
二、严格约束外商活动——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行商打交道。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又称洋商，也叫做官商。这些商人设立洋行，专门经营对外贸易。洋行通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沿自明朝，实际洋行未必十三家，或多或少。行商的职权和责任至重，凡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由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清政府又有许多条例和章程，如外国商人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附近的商馆（或称夷馆）内，不得擅自外出。又外国商人不得携带妇女居住商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乘轿子；不得雇用中国人服役，不得雇人传递消息等。
三、限制中国商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装载五百石以上的船出海者，一律发到边境充军。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3、闭关的后果
闭关政策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对外来说，闭关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只能暂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不能根本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防御力量，真正的防御力量应当是富国强兵。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恃强来攻，这种政策便会立刻被打破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此外，这种政策也限制了中外正当贸易的发展。对内来说，闭关政策起了作茧自缚的作用，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又限制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的形成，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这种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使清朝统治集团更加闭目塞听，保守自大，拒绝进步，形成一种顽强地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