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赋税
赋役征发南北有异，这是元代赋役制度的主要特点。元统治者因南北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赋役征发原则，“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赋役征发的原则既不相同，故南北赋税在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大类。
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纳地税。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等三处人户也征收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下者免税，超出四顷则超出部分缴纳地税。地税的税额屡有变更。元太宗八年（1336）规定：“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元元年（1264），改为白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至元十七年（1280）确定，不分白地水田，每亩税三升。
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丁税税额因户类不同而有差别：元管户中的全科户每丁粟二石，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协济户也是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每丁粟五斗，第二年一石，此后每年递增二斗五升，第六年全科二石。各类人户的驱丁均缴纳其主人的一半。
元廷规定，丁、地税不重复缴纳，但由于土地买卖等原因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丁、地税户之间转移，丁、地税的缴纳实际上比较混乱，并纳丁、地税的情况在元代前期便已经相当严重了。无论丁税、地税，除正额外，还有“鼠耗”、“分例”等附加税，“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元史·食货志一》）。
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丝料主要由民户负担，供政府及诸王、贵戚、勋臣享用。缴纳丝料的民户有两大类。一类是历次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有一部分归于其封主，元世祖时称“系官五户丝户”。一类是不属于封民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元世祖时称“系官户”。元太宗八年税制规定了丝料的基本内容：每二户出丝一斤输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给封主。因此，丝料又称“二五户丝”，缴纳给封主的部分称“五户丝”。宪宗时，五户丝赋额提高了一倍。上述规定是针对分封人户而言的，非分封人户的丝料负担应与之相当。元世祖时规定，五户丝不再直接缴纳给封主，而由政府统一征收后再行转支。具体情况见下表。
包银，又称包垛银，也主要由民户交纳。元太宗时，蒙古政府对汉民的各种不时需索甚多，为了避免随时科敛的烦琐，真定守臣史天泽便“会其岁费”，按户征银若干两，这便是包银的起源。元宪宗二年（1252），蒙古政府将包银制度化，推广到各路，定为每户征银四两。五年（1255），定为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到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包银全部以钞输纳。当时钞二两值银一两，故包银的征收额减少了一半。包银每户四两，是指全科户而言，其他人户的缴纳情况见上表。至元四年（1367），“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元史·世祖纪三》），称为“俸钞”。元成宗时加科止纳丝户俸钞，每户一两，而将包银户的俸钞减为每户二钱五分。丝料和包银按户定额，但实际征收时都是“验贫富品答均科”。因此，民户实际上的科差负担与定额颇不一致，如包银，有的上户纳至一百五十两。可是，元廷签发中、上户为军、匠等户时却只按定额除豁科差，逃亡人户的科差也要由见户分纳，民间的科差负担日益沉重。
江南赋税
《元史·食货志》说：“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夏、秋二税都是土地税，以秋税为主。
秋税收粮，其征收额各地区之间颇不一致，同一地区也因土地肥瘠而有差别。湖广地区仿北方税制，每亩三升。其他地区“纳粮的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大体是依宋代旧例。有的地区在二、三斗之间，有的地区在三升上下，最低的税额只有一升。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规定江南税粮就原额增加百分之二十，加重了江南的税粮负担。江南税粮也有附加税，“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
夏税的征收情况比较复杂。《元史·食货志》载：“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由此可知，元朝平宋后，最初只在江东、浙西两地继续征收夏税，江南其他地区则废除了夏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元史·成宗纪二》）。这次加征夏税的地区为浙东、福建、湖广，江西由于秋税交纳数额已较宋为重，故仍免征夏税。夏税的具体征收情况，各地不尽一致。江东、浙西两地区的夏税，大体上依宋代旧例，一般按土地等级定税额而征收丝、绢、布等实物，也有的地方折钞缴纳。元贞二年起征夏税的地区，当是以秋粮为夏税基准，其征收物品名义上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品为本色，但实际征收中基本上都是以钞折纳的，“秋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元史·食货志一》）。
除土地税外，江南个别地区也有丁税，江西行省的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其所属各县民户的税粮中丁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清远县每丁税米五斗九升。
江南地区也有科差，一是江南户钞，一是一度征收的江南包银。江南户钞是中原五户丝制的推广和变形。元世祖平宋后，将部分江南民户封赐给诸王、贵戚，每户纳中统钞五钱，“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世祖纪九》），这便是江南户钞。成宗即位之初，江南户钞增为每户二两，但所增加的一两五钱由政府支出，民户的负担仍为五钱。
南包银的征收，始于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之初。科征的对象是没有田地而从事商业、运输的人户，数额是每户二两。包银的征收，在江南造成了很大的骚扰，因而遭到不少官僚、儒臣和民间的反对，故难以长期实行。至治二年（1322）十月，“诏今年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元史·英宗纪二》）。此后，江南包银实际上再未征收，到泰定二年（1325）正式革除。元政府在江南征收包银的同时，向全国各地散居的回回、也里可温、答失蛮户起征包银，每户二两，折纳至元钞十一贯，称回回包银。江南包银行之即废，但回回包银却一直征收到元末。
江南赋税中还有一项湖广门摊。所谓门摊，就是按户摊派之意。《元史·食货志》说：“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此说不确。姚燧《阿里海涯神道碑》记：“初，北上田租亩取三升，户调岁惟四两。及定湖广税法，亩取三升，尽除宋他名征。后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权宜抽户调三之一佐军”。所谓户调，当即北方的包银。所谓“抽户调三之一佐军”，即包银四两的三分之一，大致为一两二钱。由此可知，湖广门摊的征收实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征海南前夕，此时湖广税法已定，初科门摊是为了弥补征海南的军费不足，与夏税的罢废并无直接关系。这种湖广门摊，实际上是包银在湖广的变相形态，故元人直接将其与北方包银相提并论，其赋税性质属于科差。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湖南的一些地方官要求改变当地人户“除纳商税、酒醋课程外，每一年滚纳门摊地亩一两二钱”的状况，中书省议定：“自至元二十九年为头，通行依额认办。除离城郭十里之内并镇店立务办课去处，离城郭十里外乡村住坐，不以是何计户计，验各家实有地备均科，许令各家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户，再不重复纳税。”这样，湖广门摊便演变为一种按户摊派的酒醋课。大德三年（1299）后，作为酒醋课的湖广门摊依然存在，并未并入夏税。
诸色课程
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课，在元代统称诸色课程。元太宗元年（1229），初定中原税法，“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取课于民，岁定白银万锭，六色均办之”。后税额逐渐增至二万二千锭。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奥都剌合蛮扑买天下税课，将税额提高到四万四千锭。到元世祖初年，诸色课额达十余万锭。全国统一后，诸色课额仍不断加重。元政府以课额增亏作为办课官吏升降的标准，更导致了课程征办上的苛征暴敛，严重增加了广大百姓的负担。
盐课是诸色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元史·食货志二》）。因此，元政府对盐的生产采取垄断政策，佥派专门的灶户熬波产盐，在各地设盐运司或提举司加以管理，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元政府采取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种形式。商运商销，有“行盐法”和“市籴法”，以“行盐法”为主。“行盐法”是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市籴法”的实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粮食需要，因而影响不大。在盐的商运商销中，政府的盐税包含在盐引之中。官运官销，主要是“食盐法”。元世祖时期行“食盐法”于部分地区，元中叶在更多的地区加以推广，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罢废。所谓“食盐法”，即按人口强行抑配盐额，收取盐价。盐额不断加重，元成宗时“口岁至五十斤”，结果是“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此外，元世祖时还一度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
元代的盐价，元太宗二年（1230）规定，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减为银七两。此后不断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统钞三锭。元文宗天历年间，一年盐课总额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
元代茶课，承唐宋旧制，通过榷茶方式办理。元世祖时，随着元朝领有产茶地区，其榷茶制度日渐形成。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至元十七年（1280），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总理江南各地茶税。在榷茶都转运使司下，先后设立十五处榷茶提举司，两处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办征收茶课的具体事宜。
元代茶叶生产，除贡茶由官府经营外，主要由民间经营。元代茶法，主要承袭了宋代的“卖引法”。元代“卖引法”的实施情况是：茶商向茶司纳钱为茶课，领取买茶公据，凭公据赴指定山场向茶户买茶，然后向茶司缴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运销。茶商运茶到江淮地区以北发卖，须另向商税机构缴纳茶税。产茶区的茶户食茶，也要缴纳茶课，由政府确定数额，“有茶树之家，验物力多寡贫富均办”。除“卖引法”外，至元十七年（1280）曾一度推行按户摊派茶课的办法，天历年间（1328—1329）一度由地方政府直接经办茶政，但都为时甚短，影响不大。
元代茶课，至元十三年（1276）定长引、短引之法，长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至元十七年（1280），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此后，茶课不断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钞十二两五钱，与上述情况相应，茶课总额不断增大，至元十三年仅一千二百余锭，到延祐五年已剧增至二十万锭。（钞币贬值因素参见本书钞法章）
酒醋课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元代酒政迭有变化。元太宗二年（1230）始征酒课。次年，蒙古政府在各地设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酒由政府专营的“榷酤法”，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北方城市酒课仍行“榷酤法”，大体情况是：由政府出备工本，指定专门的人户为酒户，造酒发卖，输纳酒课。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令酒户自备工本造酒，由政府拘卖。元世祖前期，北方乡村地区酒课由农民认办，具体情况不详。元朝灭宋后，随即在江南全面推行官制官销的“榷酤法”，由政府设立酒库，备办工本，选差专人造酒发卖；后许乡民造酒；迄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才全面罢废“榷酤法”，推行“散办法”。
“散办法”，在离城郭十里外的农村地面，为按户摊派酒醋课，“有地之家纳门摊酒醋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赴务投税”。门摊酒醋课按户定额，实际征收时则多以税粮或田亩多寡为标准。在城市地区， “散办法”有多种形式：一是由居民摊纳；一是上户自愿认办；一是勒派役户包办；还有一种是由酒户或设肆之家办纳。对于醋，元政府的控制较松，纳课即可自酿。至元二十二年（1285），免收乡村醋课。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乡村醋课与酒课同行门摊。元代酒课，除门摊酒课外，主要采取税米，即按米的数量征课的办法，课率不断提高。实行“榷酤法”时，酒课连工本一起征收。至元十年（1263），米一石收钞四两，内米价三两，酒课一两。至元二十二年（1285），米一石收钞十两，当时糯米一石及酒曲等工本约为七两，则酒课为三两左右。同年改令酒户自备工本，米一石收酒课五两。此外，有的地区实行过按酒征课的办法，如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每坛税钞一贯”。元代的酒课总额也是不断增大，至元二十二年，全国课额钞一千四百四十锭；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课额即达钞三十六万锭。商税也是元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由设在各地的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元太宗六年（1234），始征商税。至元七年（1270），定商税三十取一，总额四万五千锭。至元二十六年（1289），大增天下商税额，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此后商税额不断提高，至元文宗时，“视其初倍蓰不侔矣”。市舶税，是对海外贸易所征的税课，起征于灭宋之后，由市舶司负责征收。市舶税主要是货物抽分，从1283年起，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1293年市舶法则确定，抽分以外，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延祐元年（1314）将抽分率提高一倍，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此外，至元二十二年（1285）规定，泉州、福州（当时置市舶司）等处抽分过的舶货贩往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发卖，还要再加抽分，细物二十五分抽一，粗物三十分抽一。
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竹、木等山林川泽之产，元代皆“定其岁入之课”（《元史·食货志二》）。矿物的开采冶炼，元代称为“洞冶”，或由政府经营，或由民间经营。政府经营者，称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政府在矿区设场置官，佥派部分人户为淘金、炉冶等户，按户或按佥派前的税粮数定出每户的课额（生产定额）；民间经营者，称自备工本洞冶，由民户自备工本组织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自备工本洞冶的纳课形式有定额制和抽分制，以抽分制为主。抽分率，金、银大致为十分之三，铁为十分之二。上述诸课，常有“呈献”而来，呈献者往往妄献以要名爵，所献非所产的情况在在有之。但元政府著定课额之后，轻易不予改变。这样，课额的办纳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签发的淘金、炉冶等户抽纳，一是由地方官府向民户抑配，其结果都是“民往往贵市入输”。
元代课程中还有“额外课”一类，其名目《元史·食货志》所记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三十二种。其中有些课目是全面征收的，有些则只征收于部分地区或个别地区。这些课入不在元代税课的定额之内，故称“额外课”，“然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元史·食货志二》）。
役法
元代的力役和职役，合称为“杂泛差役”。杂泛，就是力役，也称夫役，其基本内容是征发人夫及车、牛从事工程兴造、河渠治理、官物运送等役作。差役，就是职役，基本内容是差派民户承充政府需要的部分职事。元代差役的项目，严格地说只有六种，即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库子。里正、主首、隅正、坊正属基层行政职事。元代的基层行政区划，农村为乡、都，城市为隅、坊。乡设里正，都设主首，隅设隅正，坊设坊正，设置的数目，或一名，或数名，未有定制。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征办各种赋役，也负责地方治安。仓官、库子，是地方上各类仓库的职事，负责看守、出纳官物。此外，社长一职也具有差役的性质。社长本为劝农而设，最初是“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充当，但后来改为轮充，并也承担为官府征办赋役的责任，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差役。
杂泛差役在元代前期主要由民户承当，其他名色户计大多可以免役。杂泛差役的科派，按规定是“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资产的多寡是科派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民户中投充其他户计规避差徭者日益增多，影响了政府杂泛差役的科派，后来元政府对免役的范围作了较大的限制。自大德八年（1303）起，元政府不断颁发诏令，限制免役，大体内容是：除边远出征军人，大都（今北京）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自备使臣饮食的站户及僧道的部分土地（前朝旧有和皇帝赏赐的土地）可以免役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体均当”。由于当时政治上的混乱，元政府在不断重申其他各色户计须与民户一体当役的同时，又时常颁布诏令，给予某种户计以免役的特权，反复无常。这种情况到元顺帝时期才告结束，“一体均当”的原则在法令上得以贯彻。
夫役的科派对象为全体役户。有些夫役只在上、中户内科派，如至顺三年（1332）永嘉（今浙江温州）修海堤，“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大多数情况则是按税粮或包银数科派，如至正十二年（1352）绍兴（今属浙江）修城，“赋于有田之家，俾随苗税之高低而致其力”。
差役科派的对象主要为上、中户，也就是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差役的派充办法各地不尽一致，大多数地区是依据资产、户等或税粮数推排出应当役人户，然后，按资产等情况排定次序，按次序先后轮充。有些地方则采取 “随产定税”的办法，将差役在全体役户中摊派，按资产或税粮数的多寡决定当役时间的长短。
元代的派役原则虽然是以资产为依据，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户籍的混乱，赋役不均的情况极为严重，按资产派役的规定往往成为具文。富户豪民，往往通过投充免役户计、诡名析户和勾结官府胥吏舞弊等方式来逃避差徭，其结果必然是“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止令贫难下户承当里正、主首”的状况。元代的杂泛差役是民间的一项沉重负担。夫役的承担者主要是贫苦农民、大规模的夫役征发往往役及数万或数十万人，且劳苦备至，甚至性命不保。元成宗时征八百媳妇国，“驱民转粟饷军。溪谷山洞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元史·董士选传》）。其他夫役的情况不一定有这么严重，但应役者“有妨农业，废弃生理，饥饿病困，死于道途”，却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差役的负担是一种经常性的负担，其危害更大。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催征赋役，如赋催征不齐，必须赔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役者“破家荡产往往有之”。仓官、库子看守官物，如有损失，也必须赔补，故“多至破产”。因此，尽管也有人借承当里正、主首等职役之机把持乡里，甚至渔利自肥，但大多数当役者都是“每岁差役，争破家求免”。由于差役的负担过重，从民间到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旨在减轻当役人户负担的方法，如“义役”和“雇役”，但这远不能解决沉重差役所带来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