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农耕地区的残破
黄河下游的南北并东向直至东海之滨，为盛产粮食的地区，也是以关中为都城的皇朝漕粮取给的所在。这个地区虽宜于农业，却也是四战之地，每遇社会不安，就易受到摧残和破坏。赢秦末年的乱离，汉魏之际的荒残，都有惨痛的影响。其后南北两方的长期对立，所受的祸害尤烈。好在略事承平，仍可恢复旧观。隋朝初年稍作休整，又能运山东之粟，以实关中。当时所开凿的广通渠，就是用以转输山东的漕粮，祛除都城的困惑。
这样的情景直到隋唐之际还曾经出现过。隋唐之际，群雄并起，跨州连郡的比比皆是，所及的地方莫不受到涂炭。当时争战的所在，由关东至于黄河下游各处最为频繁。秦陇一隅虽也有薛举、李轨等的盘踞，较之中原还算稍为安谧。可是就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麹文泰入朝时，在秦陇之北所看到的，竟是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因而就轻视唐朝，不再臣顺。隔了两年，唐朝群臣请求封禅，以显示天下大治。其时上距唐朝开国已经十有五年，不能再说犹为短暂，可是魏微上疏谏止，说是“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所说当是实情，太宗也就接受建议，停止了封禅。不过旧史也有不同的记载，说是就在高昌王入朝那一年，“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其实，贞观元年关中尚饥，二年天下又大蝗，三年复大水，四年才获丰收，如何就有这样好光景？如果确是如此，魏徽谏封禅的话就未见得可靠，为什么太宗还会听从？
唐初虽有这样一些荒残景象，也和隋初一样，在经过相当休整之后，又可恢复原来的面貌，甚或较旧日更为繁荣昌盛。下至开元、天宝之际，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就愈形发展，下游南北各州尤为突出，都城长安所需要的漕粮，大半皆取之于这一地区，就是具体的证明。
可是经过安史之乱，竟然形成了巨大的转折，前后迥然不同。安史之乱，首尾不过七年，所扰乱的地区，虽不过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而河北、河南两道最为严重，黄河下游盛产粮食的地区，为之残破不堪，难以恢复。安史之乱平定未久，吐蕃又复入据长安，唐代宗避居陕州，听宦官程元振议，谋迁都洛阳，郭子仪因陈谏谓其不可。郭子仪说：“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些话近乎实际情形。稍后刘晏与元载书也说：“函、陕调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刘晏当时主管漕运，枚所涉及的仅是洛阳东西漕运道路所经地方的情形。这里只是安史之乱中所破坏的一部分，一部分之地尚如此，所有征战的地区都应该是相仿佛的。刘晏当时所运的乃是江湖之米，并不是山东之粟。残破的山东时已无粟可运，故所运的只能是江湖之米。
安史之乱，虽长达七年，如果能及时修补残缺，也许还能早日恢复旧观。实际上却未能如此。乱离甫行停止，安史部下的降将仍多处要津，寖假成了割据一方的跋扈藩镇。其中魏博（驻地在今河北大名）、成德（驻地在今河北正定）、卢龙（驻地在今北京）三镇，一直与唐朝相对立，迄至唐末，犹未完全消失，魏博一镇始自田承嗣。田承嗣为了要和唐朝抗衡，就阴图巩固自己所据有的地区，加重征收赋税，以修缮兵甲。并计户口的多寡，使老弱的人从事耕稼，年轻丁壮都从军作战。这样积聚了几年，就有劲旅十万。其他跋扈藩镇能够都拥有重兵，大抵皆是采用这样的手法。就是当地土壤晓薄如昭义者也未能免此。昭义节度使（驻地在今山西长治）辖有潞、泽、邢、洺、礠（治所在今河北磁县）诸州。邢、洺、礠三州位于太行山东，都在盛产粮食地区之列。潞、泽两州则在太行山西，和邢、洺、礠三州很不相同，当地土瘠赋重，居民已不堪负荷，更不要说养兵了。就是这样，李抱真为节度留后，还要登记人户中的成丁男子，三丁取一，令其习武，训练成两万名精兵，因而能够“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冠诸军”。李抱真并非安史余党，也是这样处理方法，可见当时竟然成为风气。其间也有例外，当史朝义尚未被灭之时，令狐彰以滑亳等州节度使镇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州在战乱中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过令狐彰的经营，不到几年，“田畴大辟，库藏充盈”。这应是难得的盛事，但在其他各州中实为少见，就不易扭转当时的风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争战之事还不时断断续续有所发生。唐朝和跋扈藩镇间的战争，藩镇之间的战争，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引起的战争，都曾经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处形成大致相似的影响。而秦宗权的骚乱摧残最甚。史载其“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也是以前所少见的。
这样的景象，东都洛阳可以作为例证。唐朝行将灭亡时，张全义为河南尹。时当大乱之后，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时，居民百户，赖全义悉心经营，努力劝农，数年之间，京畿无闲人，编户五六万。洛阳作为唐朝的陪都，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普通州县，可能还不如洛阳。洛阳还有一个张全义，其他各州谅没有洛阳这样的幸运，因而恢复旧观是艰难的，当然就说不上富庶了。
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萧条，却促成长江流域的富庶。长江流域的农业在隋唐以前早就形成发展的基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更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原残破、人口南移有以促成的。这样的促成主要是在长江的中下游，特别是在下游，至于长江上游，成都附近的平原，关系并不很大。当地是自成一个局面的。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本为盛产粮食的地区，远自秦时李冰凿离堆，引两江行成都中之后，农田水利灌溉即已有名于世。秦末，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即借巴蜀所产粮食以供给军糈。其后每遏分裂时期，巴蜀能够形成割据的局面，就是因为当地经济能够支撑得住一个政权，而当地的富庶就是有赖农业的发展。这样的情景，直至隋唐两代犹未稍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还曾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当时江陵、江都等处尚未平定，江路不通，剑南之米当系经由巴山秦岭北运的。其后天下大定，巴蜀常赋就可沿江而下，与江淮粟米共同运至关中。
长江中下游的产粮地区可以和成都平原相媲美，甚或还有超过的，当推荆州附近的洞庭湖周围各地和全吴的太湖流域。早在南北朝时，荆域就跨南楚之富，扬土又有全吴之沃，而江南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带海傍湖的会稽，“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就是这样的富庶地区，才能支撑东晋南朝几代王室的江山。虽然有这样的富庶，隋时及唐朝前期，都城长安所需要的粮食还未全力仰仗江南这样的产粮地区，因为关东各处的农业较之江南并不见得有所逊色，也许还有所超过。及安史之乱起，黄河流域备受摧残，江南却更趋于发展，因而有了转折的变化。
长江中下游农业得到更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颇有关系。安史之乱及其后跋扈藩镇据地称雄所引起的争战，户口大为缩减，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曾有奏议，说是当时天下有户百三十万，经过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和开元、天宝中的九百余万相较，相差殊巨。户口虽说是普遍减少，某些地方却还有增添，长江中游的荆州就是显著的例证。史书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放，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偌其初”。不仅荆州如此，就是其附近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衡州（今湖南衡阳）也都多于开元天宝之际的户口数字。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也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就唐宪宗无和年间的户口数字来说，太湖周围诸州，除苏州而外，都较开元年间为减少。虽然如此，如果以之和黄河下游相比较，减少的幅度还是小的。因为在中原乱离的时候，避难江淮的并不下于荆州附近。苏州户口显著的增多，就是由于侨寓的“中夏衣冠”占了三分之一的缘故。其实不仅苏州一地如此，当时是“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甚至多趋向浙东，因而“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这些南迁的人是会带去若干附庸的人户的，增加了劳动力，当然有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也带去中原各地农事的经验，使当地农业技术有所改进。唐末陆龟蒙曾撰《耒耜经》，记载农具诸事。龟蒙为吴江人，所记自是其习见的农具。其中论及磟碡。江东磟碡皆以木制，而磟碡两字皆从石旁，当系本用石制。北方多石，则此物当始制于北方，其后始传至南方。何时南传不可具知，既然陆龟蒙书中有所记载，则当时已习用于场圃了。
隋唐时人重农业，更多从事农田水利的兴修。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所修农田水利事，皆详加记载。据其所记载，散见于全国各处，而淮南道和江南东道为独多。北起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南迄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南）海滨，络绎不绝。近人统计，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各地水利措施的次数，在今浙江省中，隋时有二次，唐时四十四次；江苏省中，隋时一次，唐时十八次；安徽省中，隋时一次，盾对十二次。其中今浙江一省在当时全国水利措施中实居首位。这些农田水利措施的兴修，无疑会更促进当地农业的兴盛和发展。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流域和今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当时已是水乡泽国，偶有水流不至的地方，还引渠凿沟，有了这样一些经营，无怪乎当地到处禾苗繁殖，地无遗利。
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
前面说过，隋及唐代前期，都城长安所需的粮食，率多取之于关东及汾、晋各地，江南虽有进贡，大致只是常赋，不见重于当世。唐开元年间，始重视江南漕运，然关东、汾、晋各地的粮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至于天宝初年，韦坚主持漕运，集江南船只，载运各地宝物，汇聚于长安广运潭中，各船虽载宝物，舱中皆实以米粟，江南粮食更为关中所珍视。及安史乱起，中原荒残，皇朝粮食就只能惟江淮以南是赖了。当唐玄宗避乱于成都时，第五琦上言，就已指出，当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与第五琦同时的萧颖士也曾说过，“兵食所资在东南”；后来韩愈也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杜牧同样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甚至店宪宗在所颁布的《上尊号赦》中更公然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这样江淮财富已成唐朝立国的支柱，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局面。按照当时情况来说，江淮财富主要出自农业产品，而粮食实为大宗。就是中央所需的漕粮也完全仰给于江南各地。
江南农业的发展，太湖周围各州自是重要的所在，就是长江中游各处也都是可以称道的。安史之乱初平之后，刘晏总绾漕事，就特别提到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桂阳为郴州原来的郡名，其治所在今湖南郴州，皆在湘水流域，故刘晏就接着说：“漕引潇、湘、洞庭。”后来到唐宪宗初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说是“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这十五道都在黄河流域，不申报户口，更说不上运输漕粮了。据说：“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这是漕粮的主要供给地。浙江东道驻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道驻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宣歙道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淮南道驻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江西道驻洪州、鄂岳道驻鄂州、福建道驻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湖南道驻潭州。这是北起淮水，南迄五岭，西起湘水、东至海滨的广大地区，这是唐朝中叶以后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唐朝政府财赋所依赖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之外的长江流域其他州郡也并不是不再担负漕粮的取给。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为江淮水陆转运使，曾拟疏导秦汉时旧运道，漕运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稍后至贞元年间，元琇判盐铁诸事，增江淮漕运数，除浙江东西外，兼增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漕粮。杜佑所说还是在计议之中，未知确否施行，元琇所列则确有具体石数可稽，应非虚语。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论汴渠的效益，也曾说过：“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可见益州和交、广等州的上供漕粮也都是少不了的。虽然这些地方都能上供漕粮，但皇朝的取给，还是以东南八道为主，交、广等州恐不易与之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