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鸦片战争前1368—1840）
明朝（1368—1644）
一、制度与律令
1、中央机构
六部 在中央机构方面，朱元璋建国之初，仍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综理政务。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正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等官。中书省下置六部，六部各有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这时六部是中书省的机构，尚书不过是丞相的属员，丞相大权独揽，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 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这个规定永为后人遵守。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升尚书为正二品，侍郎为正三品，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明政府经过这样的改革，一切大权就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出现了绝对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
六部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机构。六部各有尚书、侍郎，皆为堂上官，下设各司，以理事务，都称某某清吏司，每司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皆为司官、属官。吏部为六部之首，因掌用人大权，在六部中权最重。吏部主管文官的考核与任免，下设四个清吏司，其中最重要的是文选清吏司和考功清吏司。文官的考核与任免，即由这两个司的司官赞理尚书进行。六部中权重的，吏部以外，便是兵部。兵部主管军队调遣、武官及士官的升迁。有关军事的会议，也由兵部主持。明朝中后期，兵部尚书、侍郎常出外督师，参赞军务，甚至协理京营戎政，兼领禁军。兵部也下设四个清吏司，其中以武选清吏司最为重要。凡武官、士官的选用以及罢黜，皆归武选司。户部主管土地、户口、赋税、俸饷、粮仓、钱库、铸钱等等，其中主要是征收赋税。户部因为事务繁重，按省下设十三个清吏司，各管一省之事。刑部主管天下刑政，审定和执行律例，判案定罪，管理囚犯。因为讼事繁重，也按省分为十三个清吏司，各管一省刑政。刑部在六部中的权力较小，受到很多制约。首先大狱要由三法司审理，称为“三司会审”。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凡有大狱发生，由刑部负责审理，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又有朝审、大审、热审。朝审是每年霜降后，由公、侯、伯和三法司会审重囚，由吏部尚书主笔，有时大学士也参与。大审是由皇帝派宦官一员会同三法司长官，在大理寺审录罪囚，每五年举行一次，宦官居中坐大理寺大堂，刑部尚书等只能在旁列侍。热审是每年盛暑时在京师审录轻罪囚犯，或释放，或减罪等。此外，又有特殊司法机关厂（东厂）、卫（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礼部主管礼仪、祭祀、学校、朝贡、宴会等，也分四个司，事情也很多。工部主管修建宫殿、衙署、陵墓，以及开采、织造、治河、屯田等，也分为四个司，是容易贪污的部门。
内阁 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因此，朱元璋废丞相后，便设置殿（华盖殿、武英殿等）、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皆为正五品，使侍左右，备顾问，并不参预机务，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仅承旨办事而已。明成祖即位以后，则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得以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学士，渐升为大学士。内阁之名及阁臣参预机务自此始。但这时内阁仍是皇帝的秘书处，入阁者官位并不高，仅是六、七品的小官，有的升至大学士，也不过是五品官，而且不设置属官，不得干预诸衙门职掌，诸衙门奏事也不通告他们。阁臣虽说参预机务，仅备顾问而已，凡事不能有所参决，皆由皇帝决定。以后仁宗、宣宗时，阁臣逐渐进官，进至尚书、侍郎等。从这之后，阁臣的官衔一般是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这样他们的地位就高起来了。另外，内阁的职权也在发生变化。宣宗常到内阁，命阁臣票拟。特别到英宗时，小皇帝九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遂成为制度。所谓票拟，即是一切内外章奏送到内阁，由阁臣代替皇帝先看，提出处理意见，墨书在一张小票（纸条）上，附贴在章奏上，呈进皇帝。皇帝看过之后，把小票撕了，亲用红笔写批在章奏上，这叫作批红。内阁票拟经皇帝批红之后，就变成正式谕旨发下。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示才有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那里，然而很能左右皇帝的决定，所以票拟极其重要，这是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自从内阁职在票拟之后，内阁之权日重，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为避宰相之名，统称为辅臣，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票拟即由首辅执笔，其他辅臣不过参论而已。
五府、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 中央还设有五府、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机构，以管理军事、监察、刑法等事。
五府是军事机关，即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明初原设大都督府，节制天下兵马，大都督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即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府，使之分别统领在京及在外的军队。设左、右都督（正一品）为各府的长官，以治理府事。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掌兵权。兵部是任命将领、发布调遣命令的机构（调兵必须奉旨），但不直接统率军队。五军都督府则是主管军籍和军政的机构，虽然分领在京及在各地的军队，但不能自己调遣军队及任命将领。这二者互相钳制，又都不能指挥军队，以使最高统一指挥权操于皇帝手中。但是明成祖永乐以后，有关兵事大权尽归兵部，而五府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都察院为明代所创设，把历代相沿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但不完全承袭历代的御史台制。都察院是监察机关，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其下设有十三道（按省分为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共计一百一十人。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平行，合称七卿。都御史操弹劾及建言之权，关于官吏的考察升降，则会同吏部进行，关于重大刑狱，则会同刑部、大理寺审理。监察御史官品虽低，但权势很大，对王公大臣都有权加以纠劾。尤其监察御史在外稽察州县，则称为巡按，代表天子出巡，权力极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另外，在监察方面，朱元璋又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置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从七品）等官，共五十余人。这六科是独立的，其职在分别稽察六部事务，六部有违失，可以驳正。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合称为科道官。给事中权力很大，一是有封驳权，诏令有不当者，可以封还；一是有劾奏权，如官员有违法事实，可以劾奏；一是有论事权，朝政有失，可以上疏匡正。
大理寺是司法机关，主管复审大案，平反冤狱，长官为大理寺卿（正三品）。凡刑部、都察院问过案件，皆移送大理寺复审，听候指驳。
通政司是明代创设的，掌收内外一切章奏、封驳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长官为通政使（正三品）。朱元璋认为政务如水，应当使之常通，即下情上达之意，所以这个机关以通政为名。
2、地方制度
省、道、府、县 地方行政制度为省、府、县三级制。明初仍沿元制，在各地设行中书省，在各行省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简称为布政司。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意义实有不同。元朝的行中书省职权太大，几乎无所不统，而布政司的职权则仅限于掌管民政、财政。到宣德三年（1428年），全国除南北两京外，共有十三个布政司，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终明之世不变。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又设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均无定员。布政使俗称为藩司或藩台，掌管民政与财政，实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权重位尊。参政、参议掌管各道事务，详见于下。各省除布政司外，又有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合称为三司。按察司掌管司法和监察，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又设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均无定员。按察使不仅主管一省刑狱，也兼有纠劾官吏之责，俗称为按台或臬台。副使、佥事的职务是分道管事，详见于下。都司掌管军政，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都指挥使的官品高于布、按二司，号称为二品大帅，凡有联名公文，序衔皆在二司官之上。三司在省里是平行的，彼此不相统属，各同中央有关部门发生联系。如布政司与六部发生联系，也与都察院有联系。按察司听命于刑部、都察院，都司听命于兵部及五府。这样，三司分权鼎立，可以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形成独立局面。但事无总统，又有运转不灵之弊。所以明中期以后，朝廷纷纷派部院大臣出任总督、巡抚各差，以驾于三司之上。这些总督、巡抚并非官名，只是一种差遣。但日久之后，也变成定制，到清代便把总督、巡抚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
省以下有道的设置，但道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道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分守道与分巡道两种。凡由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粮的，称为分守道。各省分道数目不等，全国共有六十道。凡由按察司的佐官副使、佥事分理各道刑名的，称为分巡道。各省分道数目不等，全国共有六十九道。
省以下的行政单位为府，直隶于布政司。全国共有府一百五十九个。府有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俗称司马，正五品）、通判（俗称别驾，正六品）无定员，推官一人（俗称司理或司李，正七品）。知府掌一府之政，在明初很受重视，知府到任，多由皇帝赐给敕书，以加强威权。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推官掌理刑名。但两京府的组织不同，在府之上，没有布政使。北京称为顺天府，设府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六人（后减为三人，正六品），推官一人（从六品），等等。南京称为应天府，设官同于顺天府。
府以下为县，全国共有县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县有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知县掌一县之政。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
州 另外，还有州的设置，全国共有二百三十四州。州分为直隶州（隶于布政司）和散州（隶于府），直隶州地位同府，散州地位同县，但州官品秩皆相同。州有知州一人（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无定员。知州掌一州之政，同知掌清军或兼巡捕，判官督粮、管马、捕盗、治农、管河等事。
3、卫所制度
明朝的军队的基层组织分为卫、所两级，叫做“卫所制度”。大致五千六百人为一卫，称为卫指挥使司，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一卫辖有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设千户一人（正五品）。千户所辖有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一人（正六品）。百户所辖有总旗二，小旗十。约五十人为一总旗，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约十人为一小旗。卫、所遍布全国各地，自京师至府、县皆有卫、所。卫隶属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统计，全国卫、所兵数有一百二十余万。永乐以后，卫、所兵数达到二百七十余万。
为保证军队的兵源及供给，明初又实行军户和屯田制度。凡军士都是世袭的，单独编户籍，叫作军户。全国军户约有二百万家，占全国户数很大的比例。凡各地卫、所皆实行屯田，以保证军饷的供应。军士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屯田者专事耕垦，供应军粮；守城者专务防守操练。军士守城与屯种的比例，大致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一个时期之内，几乎无军不屯，军队大体能够屯田自养，屯田收入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国家免去养兵之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遇有战事发生，则由兵部奉旨调卫、所兵，临时命将充总兵官，发给印信，统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官交还印信，兵士回到卫、所。这样将不专军，军无私将，而军权集于中央。
4、明律与《大诰》
《大明律》 朱元璋自称吴王时起，即命人议定律例。在洪武六年（1373年），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于次年初成书。此后《大明律》几经修定，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天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律，是依据唐律及明初实际情况写成的。全书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改变唐律的篇目，分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七律。《大明律》的刑名有五，即笞、杖、徒、流、死。但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刺字、充军等刑。《大明律》的主要内容是从各方面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制度。如为了镇压反抗、冒犯皇权及触犯纲常名教的行为，《大明律》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凡犯十恶之条者皆从重治罪，并且遇赦不赦。又如为了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大明律》专设“奸党”一条，用以禁治大臣结党弄权。又如为了保障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大明律》对于隐匿户口及田产以逃避赋役者，莫不加以处罚。此外，《大明律》还规定了各阶级和各等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如有所谓“八议”之条，即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兵，用以优待皇亲国戚及勋贵显宦之家。凡在“八议”者犯法，官吏不得擅自勾问，只能奏闻请旨。若奉旨推问，则开列应得之罪，由皇帝裁决。又如规定主人犯罪，奴婢不得首告。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家长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家长者则绞，骂家长者亦绞。若家长不告官府而殴死有罪奴婢者，仅杖一百，如果杀死无罪奴婢者，也只杖六十、徒一年。凡雇工人殴家长者杖一百，徒三年，折伤家长者绞，殴死家长者斩，故意杀家长者凌迟处死。若家长殴雇工人未折伤者勿论，折伤雇工人者较凡人减罪三等，殴死雇工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意杀雇工人者绞，过失杀雇工人者勿论。
《大诰》 明初的法律除《大明律》外，还有朱元璋所亲撰的《大诰》三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作《大诰》七十四条，又于次年作《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及《大诰三编》四十三条，皆颁示于天下学宫，作为师生必读的教本。并且规定一切军民也必须熟观，要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等罪，可以减罪一等；如果没有此本，则加罪一等。此令一出，于是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朱元璋皆赐钱遣归。《大诰》三编的主要内容是列举明政府用严刑峻法所处理的种种案件。凡所列凌迟、枭首、族诛等案件不只千百，而斩首以下等案件则至万余，这些案件大都出自朱元璋的亲裁。朱元璋决断这些案件，多是法外用刑，用刑要较《大明律》重得多。《大诰》三编中有种种酷刑，如有族诛、凌迟、枭首、挑筋、去指、断手、砍脚等，不下三十余种。朱元璋颁行《大诰》三编的目的，即在于公布一系列酷刑案件，用以威慑及警戒臣民，使之安分守己，不敢轻易犯法。《大诰》三编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的记录，也是朱元璋推行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
二、“分封”与“靖难”
明初的分封 朱元璋为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马队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除一子为皇太子、另一子出生不久即死外，先后分封二十四子为王，又分封一个从孙为王，共有二十五王，使之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以防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镇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镇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谷王朱橞镇守宣府（今河北宣化），辽王朱植镇守广宁（今辽宁北镇），代王朱桂镇守大同，晋王朱�镇守太原，庆王朱■（zhān占）镇守宁夏（今银川市），秦王朱樉镇守西安，肃王朱楧镇守甘州（今甘肃张掖），称为“守边”九王。其他诸王分驻内地。为了使诸王发挥作用，朱元璋规定各王府均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共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的势力最大。如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燕王和晋王权力尤高，如中央派来的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均受其节制，甚至朱元璋允许此二王扩展其军事势力，军中事大者方才奏闻。
为防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得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朱元璋以为事可万全了，但分封制度却造成分裂和割据，引起骨肉相残。朱元璋一死，分封之祸就降临了。
靖难之变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即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炆（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炆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建文帝以为准备停当了，便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是没有成功，燕王朱棣即起兵南下。这时建文帝已无大将可用，因为元功宿将早已被朱元璋除掉，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统兵北伐，又派纨袴子弟李景隆继续讨伐，均被朱棣打得大败。战争历时四年（1399—1402年），结果朱棣得胜，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于宫中自焚死，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
明成祖削藩 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他接受“靖难”的教训，首先积极进行削藩。在北方操兵柄的诸王，有的被迁至南方，如宁王被徙于南昌；有的被削去护卫，如代王、辽王；有的被废为庶人，如齐王、谷王，从此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了，军政大权更集中于皇帝。他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 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部边防，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三、明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经营蒙古地区 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永乐时，鞑靼和瓦剌不断兴兵南侵，因而明成祖曾先后五次率兵亲征，给予了沉重打击。
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到建文四年（1402年），始废除元朝国号，改称鞑靼，皇帝改称可汗。永乐七年（1409 年），明朝遣使与鞑靼通好，被鞑靼杀死。明即派兵讨伐鞑靼，被鞑靼击败。次年，明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第一次北征，在今鄂嫩河沿岸击败鞑靼主力军，鞑靼归降明朝。明封鞑靼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
瓦剌与鞑靼矛盾严重，曾攻杀鞑靼可汗。后又准备进攻明朝。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第二次北征，大败瓦剌军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瓦剌请降，明封其首领脱欢为顺宁王。
鞑靼后来又兴兵南下侵犯明的边区，明成祖连续北征，鞑靼也都北撤，未发生战斗。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是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他病死于归途中。
明成祖五次北征，打败了鞑靼和瓦剌，巩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
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时，恐宁王在后扼制，即胁迫宁王入关，又借用兀良哈三卫兵从征南京。明成祖即位以后，迁宁王于南昌，因为兀良哈兵从征有功，便把大宁割给兀良哈，仍为三卫。把大宁地方割让，是明成祖的一大失策。明成祖以后，兀良哈三卫不断南迁，迁徙到今辽河以西地区，一方面和明朝互市贸易，一方面对明朝叛服无常，不时入边抄掠，成为明朝北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
奴儿干都司 在东北地区，主要居住着女真族。明朝初年。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先是明太祖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用以控制女真各部。以后明成祖于永乐二年（1404年）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年），又在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下设许多卫、所，统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明成祖以后，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以后又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
对西藏的管理 西藏在明代称为乌斯藏，是藏族居住的地区。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 明朝在西南苗、瑶、壮、彝、傣等族聚居地区，仍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立土官统治，任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做土官。如湖广（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皆有若干土官。土官的机构有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官。此外，又有土府、土州、土县等，设官同于一般府州县。凡土官机构或隶于布政司，或隶于都司，或隶于行都司。土官一般是世袭的，流官较少，容易形成割据势力。有些土官图谋割据称雄，时常叛乱。明朝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乱区的土司废掉，改设流官，这叫作“改土归流”。
四、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措施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上，明初统治者采取了若干措施。
奖励垦荒与实行屯田 元末战乱之后，明初荒田很多，人民流亡未归。朱元璋即位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如果现在农户丁少原来田多，不得依前占田。如果现在丁多原来田少，地方官验丁拨给荒田。凡各处荒田均听民开垦作为己业；若原业主归来，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拨补给土地。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
此外，又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民屯是由政府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政府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又明政府曾在北方府县近城荒地上，招募农民开垦，每人给田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菜，这是募民屯种。民屯与一般的垦荒不同。一般垦荒是人民自行开垦，所垦田为人民自有。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组织，由官督民耕种，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军屯是令军队屯田，积谷自给，以减少政府的军费开支。明初各地卫、所兵士皆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大致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屯田总额达到六十余万顷，所生产的粮食十分可观。商屯是由盐商所举办的屯田。明初为了解决边地军粮问题，即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规定盐商运粮到边地以充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贩盐执照），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这叫作“开中”。以后商人为免去运粮的麻烦及费用，便在边地雇人屯田，就地缴粮，换取盐引，此即所谓商屯。商屯在明初对于供应军粮及开垦边地，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鼓励种植桑棉 明初朱元璋规定全国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凡不种桑者，要交纳绢一匹；不种麻者，交纳麻布一匹；不种棉者，交纳棉布一匹。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农民能再多种棉花，则蠲免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此后凡种植桑枣果树，都永不起科。从此棉花的种植与使用普遍起来，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兴修水利 朱元璋即位后，即命所在官吏陈奏有关水利事宜，并派官员分赴各地，乘农民农隙之时，督修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各处所开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明成祖时继续兴修水利，如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使苏、松农田大得其利。又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且建闸调节水量，不仅沟通了南北大运河，而且使许多农田获得灌溉之利。
在上述措施之下，明初的荒地无不得到开垦。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天下土田共八百五十余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有余。粮食的产量也大为增加，这从明政府税粮的增长上反映出来，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税粮二千八十余万石，而到洪武二十六年，税粮则增加到三千二百余万石，和元代岁粮总数一千二百余万石相较，约多出一倍半。
2、改革工匠制度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工匠制度也有所变革。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但元朝的匠户完全没有自由，终年被勒令从事于官手工业品的制造，而明代的匠户则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应役时间大为缩短。明代工匠分为轮班工匠和住坐工匠两种。轮班工匠隶属于工部，是各地轮流赴京上工的工匠。工匠轮班制开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每三年一班，期限为三个月，服役完毕即回家。除班期外，其余时间均归自己支配。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地工匠轮班办法又有改变，有的五年一班，有的四年一班，有的三年一班，有的二年一班，有的一年一班。在这种新办法下，五年、四年、三年一班者，可得数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也可得一年休息。唯独苦了一年一班者，往返奔走于道路，没有休息之日。到景泰五年（1454年），全国轮班工匠又一律改为四年一班，此后终明之世不变。轮班工匠完全是无偿服役，不仅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的盘费也要自负。轮班工匠占据工匠的绝大部分，据1393年统计，共有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人。
住坐工匠是固定在京师工作的工匠，主要为皇家从事生产，隶属于内府内官监（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但其匠籍管理及征调仍归工部。住坐工匠的名称始于永乐年间。住坐工匠每月上工十日，其余二十日自由支配，并且享有一定待遇，一般每月支米三斗。明代的工匠制度仍是一种劳役制，但却给了工匠一定的自由，这对手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五、明中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张居正改革
1、政治腐败
宦官专权 明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导致宦官专权的局面。而宦官专权的结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败。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之祸，曾严厉禁止宦官干政。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开始信任宦官，不仅给以出使、专征、监军之权，而且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由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
明代宦官专权，自英宗时王振始。英宗即位时九岁，还不懂事，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呼为“先生”而不称名。当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渐败坏，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王振先后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献，其时政以贿成可以想见。
明英宗死后，儿子宪宗即位。宪宗信任宦官，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命宦官汪直掌管，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
明宪宗死后，儿子孝宗即位。孝宗注意勤政，政治比较清明。但孝宗死后，儿子武宗即位，年十五岁，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邱聚、谷大用等八人，谓之八党，又号称八虎，而刘瑾最为跋扈。时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完全侵夺了内阁权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阁，而在刘瑾私寓办理。当时内外所进章奏有红、白二本（按纸色区分），先送刘瑾者，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者，号白本。刘瑾又矫诏令吏、兵二部，凡遇进退文武官员，必先于刘瑾处详议。因而，吏、兵二部用人之权，也由刘瑾所操纵。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原来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是名义上的可汗，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明朝北方严重的边患。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大同。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饥寒交迫，死者满路。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
土木堡的败讯传来，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避瓦剌的兵锋。兵部侍郎于谦怒斥南迁之论，主张固守京师。他急调军队赴京师守卫，又转运通州仓粮入京以备守城。于谦升为兵部尚书，他与大臣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景泰帝），以稳定人心，全力抗敌。果然，不久瓦剌也先挟持英宗直逼北京城下，以英宗在手要挟明朝。于谦调二十二万大军分布于京师九门之外，他亲自率兵在德胜门外，然后关闭各城门，以示背城决以死战。瓦剌军主力进攻德胜门，被打得大败，也先之弟战死。攻其他城门亦失败，也先只有挟英宗退走。英宗在也先手中已无多大用处，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被放回。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和英宗的放回，于谦有巨大的功劳。
英宗归来之后，朝廷出现了策划英宗复辟的阴谋活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将军石亨、官僚徐有贞等勾结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强加于谦以“谋逆罪”而诛杀。宦官掌大权，正直官吏多被杀害、贬逐，政治更加腐败。
世宗修道与严嵩当国 明朝中期，世宗的年号是嘉靖，他在位四十五年，虽不重用宦官，但崇奉道教所给政治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他信用方士，妄求长生，欲成神仙，登位不久，即于宫中，日事祷祀。先是召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拜为礼部尚书，宠信十五、六年。邵元节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也封为真人，授为礼部尚书，并加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衔，给予伯爵，恩遇二十年。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世宗即不视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乾清宫里发生宫婢之变，杨金英等宫女十余人，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把他勒死，但未成功，均被处死。自此之后，世宗遂移居西苑，不入宫内，益求长生，日夜祷祀。
世宗专意修道，喜好青词。青词是道士写在青藤纸上的祷词，用来焚化祭天。凡进青词中意者，便能入阁，称为青词宰相。凡辅臣必须力赞修道，并且善写青词，才能得到信任，否则便失帝意而去。世宗又独断自是，拒谏护短，因而直言敢谏者无所容身，只有阿意顺旨者能专宠固位。所以世宗一朝，正直的大臣日少，奸佞之徒日多，以致内阁中倾轧，首辅之争激烈，终至造成奸相柄国。
严嵩在嘉靖年间为首辅最久，影响政治也最大。他做了很多坏事，害了不少好人，成为有名的奸相。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用心供奉青词，并尽力至西苑，勤谨伺候。尤善揣帝意，利用世宗护短的毛病，因事挑动帝怒，以倾陷他人。凡攻严嵩者，均被严嵩报复，不是得罪而去，便是被置死地。严嵩窃权谋私，卖官受贿，引用私人遍居要地，四方官员争进贿赂，先后专政十四年始败，弄得政治极端黑暗，边防松弛不堪。
庚戌之变 严嵩当权之际，边患严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八月，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时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领兵来。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篙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2、土地兼并与赋税加重
土地兼并 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趋剧烈，皇室、功臣、贵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户，无不大肆掠夺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现象。
皇室占地，称为皇庄。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曾在北平宛平县建立王庄，即帝位后改称皇庄。仁宗洪熙时，立有仁寿宫庄，又有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宪宗即位以后，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后来皇庄越来越多。孝宗弘治时，京畿已有皇庄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正德时，先是京畿皇庄有数十处，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皇庄又增加到三百多处，占地当然更多。
至于诸王及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又远超过皇庄之数。诸王及勋戚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土地，其中一种是皇帝赐田。明初赐田之制，亲王不过千顷，勋戚大臣不过百顷。宣宗宣德以后，亲王及勋戚即逐渐通过“奏乞”和“投献”的方式，得到逾额的土地。所谓“奏乞”，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处为“空地”、“荒地”，某处为“闲地”，“退滩地”，取得皇帝允许，便可占为己有，实则以这些名义，强占官民田地。所谓“投献”，本是指民人将己业自动献给贵族，或因不胜赋役负担，或者为求得庇护，而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投献者多为豪**滑之徒，所献并非己业，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空闲”交给贵族。明中叶以来，所谓“奏乞”、“投献”不绝于书，诸王及勋戚的庄田不断增广。同时，诸王及勋戚并不以“奏乞”、“投献”土地为满足，又对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这类情形更是多见。诸王及勋戚的庄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总面积极大，如嘉靖年间统计，仅北京附近一带的各类庄田，即达二十万九百余顷。
皇室勋戚之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在大量吞并土地。如嘉靖时首辅严嵩有许多良田，遍布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凡数十处。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军屯制度也逐渐破坏了，屯田不是被占于卫所将校，便是被占于豪强地主。如宣宗宣德时，镇守宁夏的宁阳侯陈懋私役军士种田三千余顷。宪宗成化时，大同、宣府等处土地数十万顷，全为豪强所占。由于失掉屯田，兵士无以为生，便纷纷逃亡。据正统三年（1438年）统计，逃军积数已达一百二十余万。至弘治、正德年间，天下军屯已是名存实亡了。
土地兼并发展的结果，明政府所掌握的土地数字大大减少。明初全国土地总数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而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则只有四百二十余万顷，减少了一半，这些土地均被官僚地主兼并隐占而去，因而土地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赋税繁重 明代中期，赋税日益加重。明初“永不起科”的田地，这时也全部征收赋税。明初赋税主要是征米麦，称为本色。其他折征之物，称为折色。从正统元年（1436 年）开始，明政府把江南的赋税一概折银征收，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四石折银一两，共四百余万石折成百余万两，称之为金花银。但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银米准折率大变，每粮一石征银一两，这样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三倍。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政府又开始实行“加派”，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此后不久，又在江南地区加派役银四十万两，称为“提编”。
在赋税加重中，江浙官田的赋税尤重。自明朝初年，这一地区的官田赋税即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数额征收税粮。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又有许多要转输到北京交纳运输的消耗和费用均由人民承担。所以，这一地区除正额税粮外，尚有耗米之征，加耗米往往“以一征三”。如永乐时苏州官田粮总额二百七十余万石，而加耗之后达到八百余万石。在重额税粮的压榨下，农民不断破产失业。
3、农民起义
明中期以来，流民已达数百万，散布至十余省。后来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主要有如下几支。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叶宗留，浙江庆元人，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便结聚千余人，进入浙、闽、赣交界山区采银矿。这里是封禁山区，叶宗留等被官军追捕，后出没于浙江、福建、江西边境地区，劫杀豪富，势力日盛。邓茂七，福建沙县佃农，正统十三年（1448年），率众杀掉知县起义，自称“铲平王”，连下二十余县，并进围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但后来这两支起义军都为官军击败，叶宗留、邓茂七相继战死。
刘通、李原起义 这次起义发生在川、陕、豫、鄂四省交界的荆襄山区。这里自明初以来属于禁山，人民被严禁流入。但四方破产的农民仍然冒禁不断流来垦荒开矿。到成化时，这里已汇集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
成化元年（1465年），荆襄流民在刘通（又名赵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等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聚众数万。官军前来镇压，刘通被擒杀。石龙率残部退入四川，后亦被杀，起义失败。
成化六年（1470年），荆襄流民又在刘通的部下李原（绰号李胡子）等人的领导下，再度揭起义旗，众至百万。明政府调动大军二十五万，分兵八路围攻起义军。次年，李原等兵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至此，荆襄流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刘六、杨虎起义 刘六（刘宠）、刘七（刘宸），河北文安人。杨虎，河北交河人。他们最初是劫富济贫，被称为“响马盗”，后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今霸县）举行起义，有众数千人。文安县生员赵鐩也加入农民军中。次年，农民军扩大到数万人，分为两支活动。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为一支，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活动；杨虎、刘惠（又称刘三）、赵鐩（绰号赵风子）等为一支，主要在河南一带活动。杨虎一支先是在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时，受到明军袭击，杨虎不幸翻船溺死，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刘六一支曾三次威胁京师，有五、六万人，正德七年，明政府大举镇压农民军，刘惠与赵鐩相继死去，河南农民军失败。刘六等势力孤单，遂走湖北，在黄州（湖北黄冈）兵败，投水而死。刘七与齐彦名夺舟入江，顺流东下，直至南通州（江苏南通市）。后，齐彦名战死，刘七也中箭溺死。刘六、杨虎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4、张居正改革
明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张居正的改革，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为内阁首辅。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种种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整顿吏治 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监察机关）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抚（巡抚）、按（巡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明朝本有考核成宪，但年久因循，虚应故事，已成空文。张居正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往昔因循苟且之风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
整饬边防 在整饬边防方面，张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命名其城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蒙古进行贸易。
又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俺答受封以后，约束各部不来犯边，于是西北边塞安宁，二十余年没有战争。
戚继光在蓟门十六年，因受张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经营规划，守备强国，边境无事。李成梁在辽东屡战却敌，多所立功，至封伯爵。
兴修水利 在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
清丈田地 清丈田地是整顿赋役的一项措施。明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种种手段，隐瞒田地与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赋役，官府还要洒派小民负担。因而，“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赋役不均是个严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此项工作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进行，开始于万历六年（1578年），告竣于万历九年（1581年）。田地清丈的结果，总计全国田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增加了三百多万顷。这个数字有浮夸之处，因为有些官吏改用小弓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额。但这个数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状况。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整顿赋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解决“役”的征收问题。
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赋是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的，按田亩计算；役是以人为对象征收的，又分为按户和按丁征收两种。按户所征的役，叫作里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实物和劳役折银的只是小量的。这种赋役制度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相联系的。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劳役，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只有直接向人民征取。但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在嘉靖十年（1531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
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