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外面擂院门的声音。我妈在里屋床上叫我：“小爱！”
我把头埋进被窝，装睡。凭什么关院门的是我，开院门的也应该是我呢？再说，天有点冷了，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我不愿意早早起床。
擂门声更响，也更加急促，还夹杂着哀求一般的叫喊：“小爱！阿姨！阿姨啊！阿姨你救命啊！小爱！”
我听出来是鸽儿的声音。刚好前一天我看完了一本苏联的侦探小说：《红色保险箱》，心里盘旋着许多间谍和特工的影子，鸽儿凄声一叫，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有人要追杀鸽儿！我顿时情绪大振，飞快地穿衣起床，趿拉着鞋子走出去开门。
我妈也跟着起来了。她肯定也是认为鸽儿遭遇到了不测，否则她披着衣服冲出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不会如此慌张。
我们小跑着穿过堂屋，扑过去打开院门。几乎与此同时，鸽儿一头栽了进来，两手扯紧了我妈的衣服：“阿姨你救命！我妈要打死我了。”
我看见鸽儿的脸上果然有一条红红的突出来的印痕，还带了一点隐隐的血丝。她的头发散乱得像个疯子，鼻尖和额头上都有黑乎乎的污迹，衣服也穿得乱七八糟。
我妈使劲地皱着眉头。她不喜欢看见别人衣冠不整、疯疯颠颠的模样。“干什么虚虚乍乍的？吓人啊？”她呵斥鸽儿，“一早起床就弄得惊天动地。”
鸽儿满脸凄惶：“我妈拿桑树枝抽我！她说要打死我算数！”
“说谎！”我妈一口咬定。“你妈很久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鸽儿就指着脸上的血痕：“阿姨你看看。”
我妈扳起她的脸，迎着光亮端详了一下她的外伤，将信将疑：“你妈人呢？”
鸽儿伸手往外一指。我和我妈同时探身往门外看。这一看，我们两个人都吓一大跳：豁嘴婶婶被人用布条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嘴巴里还塞着东西。她走不脱又叫不出，就一个劲地跳着蹦着，脑袋咚咚地撞击树干，眼睛鼓突出来，像一只被人套进网里又拼命挣扎的青蛙。她的手里果然还拿着一根桑树枝，即便人身失去自由，还是没有舍得放下。
我妈急忙奔过去，帮她解开布条，抽出嘴巴里的一只破烂手套。
“怎么回事啊？谁绑了你？啊？”我妈显得很是气愤。
豁嘴婶婶瘫坐在树底下，呼呼地喘气，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鸽儿走过来承认：“是我绑的。”
我妈大惊：“鸽儿，你可真是了不起了，你敢绑你妈妈？”
鸽儿理直气壮：“我不绑她，她要拿树枝抽我。她把我的脸抽破了，我还怎么去考文工团？”
豁嘴婶婶歪歪倒倒地扶着树干站了起来。她这一站，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鸽儿已经比她整整高出半个头了。怪不得鸽儿能够轻而易举制服住她，瘦小的豁嘴婶婶根本就不再是鸽儿的对手。如果鸽儿愿意，她完全可以夺过那根桑树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豁嘴婶婶缓过了气，当着我妈的面，开始拍腿捶胸地对鸽儿进行控诉。她说鸽儿不肯念书了，心血来潮地要去报考县文工团。她说她别的不懂，就知道念书才有出息。鸽儿今年才多大啊？怎么就能够不念书了？不念书将来做什么呀？像她一样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她一把屎一把尿把鸽儿拉扯这么大，看不到鸽儿出息成人，死都不能闭眼的呀！
鸽儿反驳她：“当演员就没有出息啦？燕子姐姐没有出息吗？”
豁嘴婶婶说：“人家什么人？你什么人？你就能够跟人家比？”
鸽儿又举一例：“梧桐院里小妹的大哥呢？不是念到高中毕业吗？进厂当学徒，穿一身油渍麻花的衣服，早出晚归夹个饭盒，一个月拿不到二十块钱工资，有出息？”
豁嘴婶婶坚持：“那总是个正经工作，能端一辈子的饭碗。”
鸽儿还要说什么，我妈抬手止住了她，我妈说：“鸽儿，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你起码要念到初中毕业，要拿到一张初中文凭。在将来的社会里，没有文化的人是肯定不能立脚的。”
鸽儿回她一句：“等我念完初中，我都老了，没有剧团肯收那么老的女人当演员的。”
我妈张了张嘴，一下子没有能说出话来。在我们家里，还从来没有人胆敢这么回她的嘴，所以她气得要命。她僵了一会儿，摆一摆手：“鸽儿，我是管不了你了，以后你有事也不必来找我。小爱，我们走。”
豁嘴婶婶一把拉住她：“小爱妈妈，你不能走，以前你说句话她都是听的。”
我妈气乎乎地哼了一声：“她现在大了，她连你都敢绑，还能听我什么？”
豁嘴婶婶眼巴巴地看着我妈拉着我的手扬长而去。我回头张望豁嘴婶婶的时候，发现她那张怪模怪样的脸苦得像霜打过的茄子。她的腰也更低地佝了下来，抽打鸽儿的那根桑树枝立在地上，成了支撑她身体的拐棍。
我妈一进家门，就把我推到墙角，余怒未休地告诫我：“小爱你给我听着，我不准你学鸽儿的样，我们家的孩子都得念书，念到不能念为止。”
我心里想，我当然要念书，我不念书干什么？我又没有鸽儿那样的本事，想考文工团也不会有人要我。
星期一，鸽儿果真没有去上学。中午我到她家里去看她，她把门窗关得死紧，把柜子椅子都搬到了门外，床板掀起来，腾出地方，自编自导一个独舞，准备对付文工团的招生考试。豁嘴婶婶坐在门口，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剥一笸箩晒干的玉米棒子，看见我就开始诉苦：“小爱，鸽儿她连门都不许我进……”我觉得豁嘴婶婶的态度跟前一天大有不同，她对我说这话的神情，好像带着一种炫耀或说是满足。
鸽儿听到我跟豁嘴婶婶说话的声音，哗地拉开门，伸手把我拖进去，又砰地把门关上。她说：“小爱，我好不容易哄她答应了我，你可不要再横插杠子。”
我说：“我不会。我希望你能够考上。”
她感动地拉了拉我的手，宣布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她就问我能不能帮她借到一件长一点的大衣？我说我爸就有一件，是军大衣，他从前的学生送给他的。我打量着鸽儿，觉得那件大衣如果穿在鸽儿身上，肯定太长了，要拖到脚踝了。鸽儿说：“我就是要这么长的。你借我吧，借一天就行。”
我把我爸的军大衣偷出来，借给了鸽儿。幸好天还没有太冷，还没到穿大衣的时候，我爸一点儿都不知道他的大衣曾经被我出借。
鸽儿就裹着我爸的军大衣上了考场。那么长那么肥的大衣，穿在一个娇小的女孩子身上，肯定窝囊得不成体统，所以鸽儿一开始裹着大衣缩在考场一角时，没有人注意到她。她在一群花技招展的女孩子当中，绝对是一个可怜巴巴的灰老鼠的形象。
可是，当鸽儿被点到名字，开始往小舞台上走的时候，她的面孔在一瞬间生动和飞扬起来。她边走边解开大衣的扣子，然后双肩轻轻往后一扳，大衣自然地滑落在地上。她的这个动作，绝对是风情万种的，带着一种成熟女人的卖弄和挑逗的。这样的动作放在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子身上，不免就带上了几分喜剧的意味，不显庸俗，反倒让人觉得好玩，有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台下的那一排考官当中果然发出不带恶意的笑声。
猜猜鸽儿在大衣里面穿了什么？老天爷，初冬时节，不带一丝取暖设备的小剧场里，冰冷冷的水泥台子上，鸽儿穿着那件从外地带回来的白底红点的布拉吉！小翻领、短袖、束腰的布拉吉丝丝入扣地托起鸽儿的身材，她挺胸收腹，像一个真正的舞蹈演员那样娉婷而立，脸上带着一点顽皮而稚气的笑。
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里，在那个时代，即便夏天穿上一件单色的半截裙，也算是大胆和出挑了，什么时候有人看见过冬天穿布拉吉的！鸽儿她真是敢想，也真是敢做啊。
就这样，考试还没有开始，鸽儿就已经用她的勇气和独特征服了大家。在千篇一律忸怩作态的女孩子当中，鸽儿是狂野的，恣意的，任性的，也是最有独创精神、给人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的。
鸽儿就这样被录取了。考官们说，这小女孩儿是块搞艺术的料子啊，培养培养，将来可以在剧团里挑大梁的呀。
鸽儿正式退了学，成了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反正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子就已经能够拿工资，吃公家饭，在我们县城里是不多的例子。豁嘴婶婶因此很得意，她包了一手绢的糖，给我们院子里每家送了几颗，要求大家跟她“同喜”。我妈对这样的事情疑惑不解，私底下跟我爸说：“看起来念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爸回答她：“时代不一样啊，到什么山上要唱什么歌啊。”
隔一天，我爸上街给我买了画笔颜料，给小山买了篮球，给小水买了一把廉价提琴，安排我们分别学画、学打球、学拉琴。他希望我们都能走一走鸽儿的路子，免得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我爸为我们分门别类地请了老师，领着我们一家家地上门拜访，陪笑脸，说好话，送礼，连我们家留着过年的一篮子花生也送掉了。当然我们最终都没有学成。高中毕业之后，该插队的还是插队了。我们后来所做的工作跟画画、打球、拉琴完全无关。
艺术是需要天份的。那时候我爸我妈不懂，以为想学就能够学好，其实不是。
鸽儿把她第一个月的工资使用得十分排场。她给豁嘴婶婶扯了一件灰色的确凉衣料。豁嘴婶婶拿到衣料之后抱在怀里，大哭一场。她对我妈解释说：“鸽儿不过是我的养女。亲生女儿对妈妈也未必孝顺。”豁嘴婶婶把衣料拿到裁缝铺子里，做了一件很体面的棉袄罩衣。还没有过年呢，她就迫不及待地穿到身上了。之后的好几天，她总是穿得光光鲜鲜地站在路边，好像是闲着无事看野眼，其实是为了展示她那件“鸽儿买的衣服”。我觉得豁嘴婶婶打扮齐整了还挺好看，连她的豁嘴洞洞都变得可爱了许多。“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这句老话说得一点不错。
鸽儿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款待朋友。她的朋友就是我。她隆重地请我看了一次小人书。那一天我们真是气派，鸽儿当着书摊老头儿的面掏出一只玻璃丝编的钱夹子，翘着嫩白的小手指头，打开钱夹，抽出一张五角钱的纸票，食指和中指夹着递到老头儿面前，轻声轻气说了一句话：“都给你。我把这书摊儿包了。”
老天爷，满城里从南走到北，能找出第二个像鸽儿这么有派头的主顾吗？我当时激动得满脸通红。我觑着眼睛去看书摊老头儿，生怕他傲然拒绝。可是老头儿连想都没有多想，飞快地藏起鸽儿的那张钱票，动手驱赶书摊前留连不止的孩子们。他说：“都起来都起来，书摊有人包了啊，人家出五角钱要看全部的书呢。”胆小的孩子爬起来就走。胆大的赖在板凳上，声称他是出了钱的，出了钱就得把书看完。老头儿就掏出一分硬币，啪地拍在耍赖的人面前，说一声：“赔你的钱还不行吗？”人家只好拿了钱走路。
书摊前的顾客转瞬之间走得一个不剩。我和鸽儿每人占了两张凳子，一张坐在屁股下面，一张夹在两腿之间，当桌子使用。我们指挥着老头儿把一本本的书都拿下来，送到我们面前。有很多我从前看过的，略翻一翻，温习一下旧时的感觉，就挥挥手叫他拿走。有一些是新的，我让他堆在我的手边，我看一下内容简介，再翻几页内容，大概便知道了书中的故事能否让我喜欢。我先看诸如《红楼梦》这样的书，因为书里画的古装美女是我的最爱。然后我看《渡江侦察记》这样带惊险情节的书，再看《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既有爱情又有牺牲的书，最后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不太好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最不喜欢看的是样板戏改编成的书，因为太熟了，每一段对话每一句唱词都能够背得下来，翻开画页就觉得味同嚼腊了。
天气很好，太阳晒得后背上暖烘烘的。我们眯缝着眼睛惬意地坐着，由书摊老头儿殷勤地伺候在旁边，每一声啧嘴每一次皱眉都得到他的呼应。我们随心所欲地翻遍了所有想看的书页，碰上喜欢的画面，可是来回看上十次一百次，不会有人在旁边催着我们“快点”。我甚至可以用带来的薄绵纸覆在书上描摹，老头儿巴巴结结在我肩后看着，一个劲地竖大拇指，夸奖说我描得好。我觉得我享受到了做女王的待遇。那真是非常好的感觉，自尊心和虚荣心的极大的满足。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贵为女王，为了这个原因，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鸽儿。
然后就到了中午。鸽儿请我吃了小摊子上八分钱一碗的馄饨。我们家的馄饨都是自己做的，我妈从来不准我们在外面买东西吃。家里的馄饨虽然包得大，份量足，可是远远没有摊子上的香。摊子上的馄饨包馅不多，皮儿却是薄薄的透明的，一个个像蜷曲的小猫耳朵，盛在雪白的汤汁里，撒上青蒜，浇上红油，再放一撮浅黄色的虾皮调味，喝一口，鲜得要掉眉毛！我的天啊，我真是喜欢吃摊子上的馄饨啊。我一边吃一边想，要是将来有了钱，我要每天都走过来吃一碗。
吃完馄饨，我想我应该回家了，我跟家里请的假只到中午。可是鸽儿磨磨蹭蹭不愿意走，她说：“小爱，我再请你喝一杯甘蔗水？”
鸽儿的这句话引起我的警惕。我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做这么多好事。我就告诉她说，喝甘蔗水不必了，我嘴巴再馋，也不想无功受禄这么多次，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就是。鸽儿这才吞吞吐吐说出她的想法：她想要我陪她搭汽车去小兔子的学校，她很想看一看他。“我就看一眼。决不多看。”鸽儿斩钉截铁对我发誓。
我相信她。鸽儿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再说，我那时候已经看过了太多的爱情小说，对爱情怀有极大的憧憬和好奇，希望知道恋爱中的人到底跟我们有什么不同，爱情为什么会像磁石一样吸引世上无数的痴人。我在十多岁的年纪开始产生探索人类心理的兴趣，这也是成年之后我会走上写作道路的原因。
我说：“鸽儿，我非常愿意陪你去。”我又说：“可是你不能告诉我家里。我妈知道了肯定要骂我。”
鸽儿用手臂环住我的脖子，用劲地勒了一勒。她用这个动作表示她心里的感谢。
我们走到城外的长途汽车站。鸽儿熟门熟路地去买票。车票是两角五分钱一张，我们两个人，来回需要花一块钱，代价也不能算小。卖票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使劲地盯住鸽儿的脸蛋看，直看得收了钱却忘记给我们票。鸽儿小声骂了他一句：“神经病！”我认为小伙子一点也不神经，他喜欢看鸽儿，说明鸽儿真的长大了，脸上开始有一些内容，有一点看头了。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不看我呢？我也并不是一个太丑的女孩啊！
车票上印着座位号，可是上车的人根本看都不看那些数目字，乱哄哄地往前面的座位上涌。那时候的人还不太习惯讲究秩序和文明。鸽儿嫌他们抽烟有味道，嫌他们带上车的鸡呀鸭呀会拉屎，还怕他们晕车乱吐，干脆拉着我往车的尾部走，坐到了最后一排。我说车后面太颠，鸽儿说颠怕什么？颠成了骑马那样子，才有意思呢。我于是也高兴起来。我喜欢像鸽儿这样，在一件本来无趣的事情上想像出无穷的浪漫。生活是因为想像才变得有滋有味。
汽车开起来不久，鸽儿就掏出口袋里的一面小圆镜子，举着，在脸上照来照去。我们的座位真是颠得很厉害，鸽儿的脸就在小圆镜子里上上下下跳舞。然后她好像发现了脸上的什么污迹，用食指沾了一点唾沫涂上去，再拼命地擦，还转头问我：“小爱，你看我脸上脏不脏？”我仔细看她，摇头。她还是不放心，又照，还自言自语：“不对啊，好像有土。”
我告诉她：“肯定没有土。我只闻见了口水味。”
她红着脸打了我一拳，把镜子收起来。
过不了五分钟，镜子又被她掏出来了，还是那么照来照去。甚至她脸上有一种焦躁和沮丧的神色。
我问她：“你到底照什么呢？”
她说：“我总是觉得脸上很脏。我每次看见小兔子都觉得脸上脏。”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医学上有“强迫症”这个名词，我只是意识到鸽儿的心理很怪，她在自己喜欢的男孩子面前竟然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鸽儿一直照到下车，才意犹未尽地收起了镜子。她脸颊和额头的好些部位已经被她用手指擦得通红，干干净净的脸上反显得红一块白一块不那么光洁。纵是如此，她对自己的外表仍然不那么自信，我们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她还探身对着河水最后一次审视了身体的全部。
小兔子寄读的学校在一个乡村小镇上，镇子很小，我们几乎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学校大门。因为是星期天，校园里的学生寥寥无几，基本上都是一些离家较远的寄宿生。农村学生特别用功，每一个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男孩，手里都抓着一本书或者作业本子什么的。他们也比较地害羞，看见我们，老远就把头低下来了，然后眼睛盯住脚尖，急匆匆地一溜小跑，有的人连耳根脖子都泛出了红。有好几次，鸽儿想拉住一个人打听小兔子的教室和宿舍，最终都没有能把人叫住，他们总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地逃之夭夭。
于是我们只好在校园里茫无目的地走。鸽儿说，校园就这么大，不相信我们不能够找到。
也真的是巧，鸽儿才说完这句话，小兔子就远远地拎着一个热水瓶往这边走了过来。鸽儿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身子摇晃了一下，才勉强站住。她半张着嘴，脸色有点发白，一动不动地盯住远处过来的身影，很长时间里声息全无。
小兔子看上去还是那么高挑白净。他甚至比以前更高了一些，大概因为有点消瘦的缘故吧。他的头发软软地披散在额前，走起路来身子微微地晃动着，步幅很大，但是并不匆忙，好像边走路边想着什么作业题目。他的眼神也是散漫无边，看人看物都有一股子似见非见的劲儿，迷迷茫茫，似是而非。
我一直以为他很早就看到了我们，其实他没有。直到我从路边跳出来大喊一声：“小兔子！”他才一个激灵，目光从迷茫处收回，转落到我们身上。
他笑起来，还是像以前那样温和的、好脾气的笑，但是绝对没有惊喜。他一点儿也不认为我们是特意坐汽车来看望他的。他说：“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我很自觉地退到鸽儿身后，让她跟小兔子说话。可是鸽儿仿佛失去了平日的灵气，嗯嗯啊啊怎么也说不到点子上。
鸽儿说：“你一点儿都没有变啊。”
小兔子表示奇怪：“我怎么会变呢？”
鸽儿告诉他：“我已经工作了。我考上了县文工团。”
小兔子“哦”了一声，有点替她高兴的意思：“真不错。”
“我请你到镇上吃馄饨吧，我带了钱的。”
“不不，”小兔子慌忙推辞，“我得回教室做作业。还有好多作业没做。”
鸽儿盯住他的眼睛：“你以前做作业很快的。”
小兔子做了个无奈的手势：“这个学校的作业太多。好学生也挺多，都很用功，稍微不抓紧就拿不到年级第一。”
鸽儿问：“非拿年级第一不可吗？”
小兔子说：“是啊，我爸我妈都是这么对我要求的啊。”
鸽儿就不说话了。小兔子也不说话。他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实际上他心里不太过意，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两个小女孩子。可是他应该拿我们如何是好呢？他就不知道了。他的家教、他的知识、他的年龄都不足以提供他这方面的经验。
僵持了一会儿，鸽儿轻声说：“你走吧，做作业去吧，我们不过是顺便来看看你。”
小兔子温和地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朵好看的花，说：“那我就走啦？”声音里很有点如释重负的意味。
我们站着不动，一直看着小兔子的身影消失在一排破旧的砖房里。然后我们就回头，穿过小镇，走到刚才下车的地方，等着搭回头的班车返城。
回去的车上，鸽儿不再照镜子了，她歪身靠在窗玻璃上，很快就打起了瞌睡，一直睡到汽车进站，我把她推醒。她清醒之后擦一擦流涎的嘴角，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会去那个学校。”
我那天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我是怎么应付我爸我妈的，编了一个什么样的谎，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连小妹也没有说。这是我和鸽儿之间的秘密。人的一生总会有诸多的秘密伴随我们长大。
很快就到了寒假考试的日子。在七十年代的县城中学，读书肯定不是一件苦事，作业不会太多，除了期中和期末的两次大考，临时测验是很少见的，“突然袭击”更不可能，至于分出快慢班、以成绩给学生排名次，几乎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想都想不出来。
话又说回头，期末大考还是被我们重视的，起码我们家里会重视，我们梧桐院里的家家户户也会重视。每次班主任分发成绩报告单的日子，总是令我胆战心惊的时刻。为了使成绩单上的数目字看上去赏心悦目，考试前的那段时间我总要临阵磨枪，白天黑夜嘴巴里和尚念经一样，背单词背定理背公式背诗词华章。背诵下来的结果，基本上能够让我妈满意。
考完最后一门功课，我妈开始盘问我们考试的感觉。她是教语文的，数理化那些玩意儿弄不太懂，就总是盯着盘问我们作文的内容。那一回我们年级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个值得我敬佩的人》。我妈问我写了谁？我说我写了鸽儿。我妈一愣，脸色就沉下来了。
“完了完了。”她说，“你怎么想得起来写鸽儿呢？鸽儿又不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式的英雄，她怎么会值得你敬佩？”
我振振有词：“鸽儿她出身好，做事认真，练功刻苦，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我认为这很好啊。”
“小爱你错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不都是好，要看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我妈苦口婆心开导我。“你想想啊，她不是一心要当工农兵为人民服务，而是想着跳舞出风头，纯粹是个人主义思想作怪。你这篇文章写出来，起码立意就不高。”
我坚持说：“热爱跳舞有什么不好？样板戏里的芭蕾舞，人人都爱看，毛主席也爱看，毛主席还接见了演员呢。”
我妈没有能够说服我，很生气，她断言我的作文得不到高分。
高分不高分先不管，考试的这么多日子里没有看见鸽儿，我想她了。我跑到豁嘴婶婶家里去打听她的情况，豁嘴婶婶告诉我说，鸽儿现在住集体宿舍，节假日才回家。我掐指一算，到星期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我决定到文工团宿舍去找她。
文工团宿舍是一个破旧的小院落，比我们的梧桐院要破了很多。铺地的青砖从前也许很诗意，现在已经风化得有一块没一块。门框窗棂旧漆剥落，有一种风尘女人荣华不再的意味。天井里晾满了男人女人的衣服，胸罩内裤袜子什么都有。我惊讶衣服主人的这种满不地乎，在我们院子里，我妈她们的胸罩一般都是藏在外衣里面晾的，至少外面也要盖上一条毛巾。我想象演员们上班下班时从这些胸罩内裤下面钻进钻出的样子，忍不住就有点替他们不好意思。接着我拐进走廊，闻到一股刺鼻的阴暗潮湿的霉腥味，脚底下也是潮乎乎滑溜溜，一不小心能摔个跟头。肯定是那些住宿舍的演员们不讲公德，随地泼水，弄得墙边地上到处长毛。我忽然觉得我妈的话有道理，当演员的人是不是都自私，都比较的“个人主义”啊？
正是傍晚时分，院子里来来回回都是夹着饭盒敲着碗筷去食堂吃饭的人。男人秀气，女人妖气，这是我对他们的总体印象。我向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打听鸽儿住哪个房间，她站住了，眼皮一撩：“谁叫鸽儿？”
我想了想，觉得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我尽量把鸽儿具象化：“十五岁，比我高一点，长得挺漂亮，头发这么长，眼睛是这样的……刚考进你们团里不久。”
她很聪明，马上就明白了，“哦”了一声，说：“那个拉幕的呀！”然后她用手随意对某个地方一指。那是院子里烧开水的地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看见鸽儿低头冲开水的背影。我喊她，她抬起头，先是惊讶，不敢相信似的，然后她扔下热水瓶扑过来，用力抱住我的腰，把我抱离了地面，原地转了一圈。我吓得尖声直叫，拼命地喊：“快放下快放下，要滑跌跟头的！”
她开心地说：“你没有吃晚饭吧？我给你打饭去，今晚我们吃花卷。”
我说我吃过饭了，半碗蛋炒饭加一碗麦糁粥，很饱很饱了。我还说，我们刚刚考完试，一身都轻松，所以有空来看她。她夸张地拍着胸脯：“考试啊！幸亏我不用再考试了。”
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个女孩的话，就问她：“人家为什么叫你‘拉幕的’？”
鸽儿的脸一下子阴沉下去。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我：“是谁对你这么说？”
我告诉她，是怎样怎样的一个女孩。她点点头，回身走向那一排等着灌开水的热水瓶，低头辨认瓶壳上的记号，找出其中的一个，揭开瓶盖，朝里面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我大吃一惊，同时也感觉非常恶心，好像我自己已经喝下了那瓶带唾沫的开水。我料想不到鸽儿会做这么恶心的事。
鸽儿咬着牙齿说：“谁让她们喊我拉幕的？谁喊我就吐谁的唾沫。”
然后她才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的确是被团里分配拉幕了，拉不动大幕，拉的是侧幕。因为她暂时无别的事可干。跳独舞，她不够格；跳群舞，她年纪太小，身材个头都比别人小了一号，把她排上去，队伍就不整齐。团里面想不出让她干什么好。团里那些岁数大的女孩子还排挤她，瞧不起她，欺负她。在演员堆里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提防着别人抢了自己的风头。
我意识到她又一次重复了在县中宣传队的遭遇。我觉得鸽儿很不幸，为什么总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碰到不公平的命运？人生难道就是这些不幸命运的重复吗？这么想着，我忍不住替她委屈，眼圈儿就有些发红。
倒是鸽儿比我坚强，她强作欢笑地？安慰我：“小爱你干什么呀？你不值得为我伤心的，我不可能一辈子倒霉。报纸上有一句话常说的，叫什么来着什么笑到最后？”
我说：“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她笑眯了眼睛：“就是啊，谁知道哪个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呢？我比她们都小，这个人应该是我。小爱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人肯定是我。”
我很想相信，可是我又不敢相信。我已经长大了，开始从轻信一切的混沌状态中走出来，走进人生中怀疑一切的阶段。
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鸽儿能够成功。即便为了燕子姐姐送她的那张照片，为了我们对于“天鹅之舞”的共同梦想，我也希望她能成功。
春节期间，鸽儿一直在家里休息。她们团里排了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最后的造型带有技巧表演性质，演员们一个个垒宝塔一样叠上去，最高位的演员单脚站在别人的肩头上，还得做一个“凌空展翅”的动作。鸽儿年纪最小，体重最轻，这个人自然非她莫属。鸽儿自己也是愿意的，毕竟是出台亮相了，而且因为带点儿刺激，观众会记得住她。没想到排练的时候，演员们都不太乐意做她的垫底，一个个漫不经心，稀里马虎，鸽儿一不留神从高处摔了下来，好在下面的一个男演员伸手接了她一下，她没出大事，只是脚脖子扭了，敷了膏药，十天半个月不能动弹，只好在家里休息。
鸽儿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没有闲着，她花一个月的工资，请人帮她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然后她从早到晚靠在床上，听歌，听戏，听新闻，听播音员拿腔拿调地读那些社论、评论员文章、长篇通讯。听下来的结果，鸽儿的普通话大为长进，她居然能够分得清舌前音和舌后音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儿简直是个奇迹，我们县里很多人出门工作几十年，普通话的这些音节都没法区分清楚。我妈教语文，每回备课，她都要翻着字典在有关字词下面注音，注一回，读准了，下一回还是不敢确定，还得查字典。有一回我妈走过豁嘴婶婶家门口，刚好听到鸽儿在家里朗诵《雷锋之歌》，我妈大吃一惊，以为是鸽儿家里来了一个北京客人。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鸽儿的普通话会练得这么好。
春节过后，文工团从上海请来一个歌舞剧院的导演，为团里指导几个重点节目。其中一个小歌剧，有很多对白和唱词，导演连换几个演员，都觉得她们普通话太差，一开口就冒出来乡音，怎么听怎么别扭。这时候鸽儿脚伤已经好了，已经回团里上班了。鸽儿很想演那个角色，但是她不敢提，怕团里的人不同意。鸽儿就想了个办法：导演排戏的剧场离厕所比较远，中间要经过一个道具仓库，鸽儿提前躲进仓库里，瞄着导演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她突然大声地朗读歌剧对白，读得声情并茂，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导演听进了耳朵，连厕所都忘记去了，在仓库门外屏息静气站了十多分钟。导演以为发现了人才，激动地把鸽儿叫出来见面，见了之后才知道鸽儿太小，还是个小女孩子，根本不适合演歌剧里的角色。
但是导演已经记住了鸽儿，他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子有了印象。
春节之后，节令才进入“五九”，天气还冷得很。我们那儿的冬天不比上海，上海比较地接近海洋性气候，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会太热。我们那儿的冬天就不同了，西北风咬手咬脚，没有阳光的日子，寒气能浸到骨髓里去，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剧场和招待所都没有取暖设备，导演习惯了上海的温暖，对我们那儿的严寒不太能够适应，尤其是他那双穿着单鞋的脚，脚后跟脚趾头都起了冻疮，忽疼忽痒，弄得他哭笑不得。有时候他在剧场排戏，冻疮忽然发作起来，他两只脚轮流着在地上跳，脚趾头在脚背上搓，脚后跟在小腿上搓，简直就像演一出搞笑的小品。
团里没有人注意到导演的温暖问题，只有鸽儿看在了眼里。她回家拆了一件半新的毛线背心，连夜赶织出一双暖茸茸的毛线厚袜，送到导演手上。我前面说过，鸽儿做这些事情绝对的心灵手巧，她有本事把一双普通的毛线袜子织出不普通的色彩和花纹，叫人一看就非常喜欢。
导演真的就喜欢上了鸽儿。导演五十出头，家庭比较地不幸，有一个弱智的儿子。儿子那一年二十来岁吧，他是导演心里最大的痛，导演时时刻刻要在心里想：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照顾儿子，死了以后儿子该怎么办？导演知道鸽儿在团里的处境，就打上了鸽儿的主意，暗示她说，他可以把她调到上海，到他任职的歌舞剧院工作，条件是她长大后嫁给他的儿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屈辱的条件。考虑到导演身为慈父的心情，我们当然不能过多地责怪他的自私，因为鸽儿是自由的，她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
最后的结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鸽儿选择了接受。她认为，跟一个人的梦想比起来，生活的幸福与否都不重要。人家将来看到的只是她在舞台上流光溢彩的形象，至于脱了舞衣、卸掉彩妆之后她怎么活着，不会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乐意知道。
鸽儿办好手续离开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我永远记得她离开豁嘴婶婶家的样子。她的全部行装都是上海导演在南京路上置办齐全了给她寄过来的，包括一只漂亮的皮箱和一身粉色泡泡纱的连衣裙。鸽儿在豁嘴婶婶家低矮的屋檐下亭亭玉立，眉眼生动，像极了一只从灰暗生活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美丽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