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 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
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
手工业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棉纺织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也大有改进。如去籽用搅车，工效大为提高，使用句容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使用太仓式搅车生产，两人可抵原来八人。弹弓原来是竹弓绳弦，这时改为木弓蜡丝弦，振动力加大了。元代的纺车仅有三个锭子，这时的纺车有四个锭子，甚至江西乐安的纺车有五个锭子。
丝织业也比以前更加发展。苏、杭二府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区，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闻名全国。这时用的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最值得称道的是提花机，它的结构复杂，提花技术巧变百出，能够织出各种繁杂的花纹，鲜艳美观。
这时冶铁技术有突出的进步。炼铁不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鼓风已经应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工具。炼铁炉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遵化的大铁炉，高一丈三尺，每炉可容矿砂二千多斤。
这时制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的制瓷业，技术多有革新。如瓷器施釉法改进了，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彩色瓷器也发展了，明初已有精美的青花瓷，这时又有斗彩（釉上釉下争美）、五彩（多种颜色）等新产品，这就为清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印刷业也有进步，已经应用铜活字印书了。
2、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 这时粮食、棉花、生丝、食盐、烟草、绸缎、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衣被天下”，苏州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景德镇的瓷器在全国东西南北“无所不至”。
工商业城市的繁荣 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苏、杭二州是丝织业的中心，芜湖是染业的中心，铅山（今属江西）是造纸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兰州等地，都是纺织业的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都是冶铁业的中心。至于商业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余，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南北不平衡的。
商业资本的活跃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在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
以银为货币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银代替了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时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3、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当然还很微弱，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如在苏州丝织业中最为明显。
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况。这里的机户有多少不详，但知总共使用机工数千人之多。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专赖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即是具有人身自由的人。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自由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之下，如果有的机户雇工较多，扩大了生产，那便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明人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复发家致富的故事。施复是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的小机户，夫妻两口辛勤经营，原本只有一张织绸机，后来扩大到了三四十张织绸机。象施复这样的机户，可以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主了。施复虽是小说里的人物，但他的发家故事却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实际施复式的人物，也的确见于当时的明代社会。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其祖上在成化末年，由购机一张增至二十余张，这也是工场手工业主。张瀚祖上的发家是在杭州，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总之，明代后期，在苏、杭，特别是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已有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出现。
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如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即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自万历以来，这里有暑袜店百余家，店主将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诸“男妇”各回家中做成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暑袜店的店主显然是包买商，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产的雇佣工人。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这样的油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又在广东韶州、惠州等处的冶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在云南的铜矿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属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社会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对外关系
1、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 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
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出于自卫。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以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载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线等等，载归的土特产品有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之类。因为所载都是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被称为“宝船”。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如1415年（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永乐皇帝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余人，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命为之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犹保存完好。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使者盈满朝廷。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2、倭寇之患
倭寇的侵扰 倭是当时对日本的通称。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
倭寇先是侵扰山东，以后渐次南下，经江苏，浙江而达于福建、广东沿海，所在出没无常，忽来忽去，杀伤居民，掠夺财货。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强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没有酿成大患。倭寇为患最烈的时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那时奸臣严嵩当权，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如明初沿海防倭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此无一足额，甚至仅余一半，惟余老弱。沿海防倭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因此倭寇所至，无力抵御。另外，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或与倭寇相勾结。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著名的头子有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或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徐海（徽州人）等，莫不建造巨舰，结穴于海中岛屿，不仅从事武装走私，又兼行劫掠活动，而且勾引倭寇劫掠。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倭寇更猖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与汪直，徐海等勾结，率战舰数百艘，分路进扰浙东、西及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流劫数省，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徽州等地，而至南京。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全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戚继光、俞大猷平倭寇 正当倭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明军中有两位抗倭名将出现，这就是戚继光和俞大猷。他们招募训练新军，依靠人民的支持，终于讨平了倭寇。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原在山东防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调到浙江，镇守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不久升为参将。
戚继光见卫所兵不习战，乃招募农民和矿夫三千人，组成一支新军，亲自练成精兵，人称为“戚家军”。他又针对江南的地形及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法，将兵士十二人分为一队，用长短兵器相配合，以便于短兵相接，有效地杀伤倭寇。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袭台州，焚掠海边的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与战，连战皆捷，全部歼灭倭寇。浙东的倭寇之患被扫除。随后，福建方面的倭寇又猖獗起来，戚继光又奉命入闽剿寇。时福建倭寇结大营于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今莆田）的林墩，互为声援。戚继光首先破横屿，又乘胜破牛田，然后袭破林墩，痛歼倭寇。倭寇三大巢穴全部荡平，戚继光班师回浙。不久，新倭又大量来到福建，攻陷兴化城，占据平海卫（在兴化城东南临海处）作为巢穴。明廷鉴于情势严重，升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升参将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在此之前，广东总兵刘显也已奉命入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率军赶到，与俞大猷、刘显合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首登敌垒，其他两军相继突入，遂大败倭寇，攻克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城。事后，戚继光升为总兵，俞大猷调入广东。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再败倭寇，福建倭寇完全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倭患转烈，有倭寇二万余人，侵扰潮州、惠州一带。嘉靖四十三年，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剿倭。在吴桂芳的支持下，俞大猷招收山区农民及矿夫组成新军，又调集许多官兵，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将倭寇擒斩殆尽。于是广东的倭寇也被肃清了。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完全解除，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3、援朝抗日
十六世纪下半叶，日本已逐渐因纷争割据走向统一局面。后来，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为了满足封建主与商人的要求，丰臣秀吉积极从事海外扩张，企图占有朝鲜，并借朝鲜为跳板，以侵略中国。
1590年（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曾致书朝鲜国王李昖，要求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并要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书中说道：“吾 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当然，朝鲜国王没有听从其计。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军十余万，战舰数百艘，侵入朝鲜，攻破釜山，连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诸地，“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朝鲜国王李昖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这年年底，明朝即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统领援军过鸭绿江。1593年，在朝鲜军队的配合下，明军进攻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部队，光复平壤。平壤大捷对于战争胜利有决定性意义。不久，明军与朝鲜军队又收复开城，随后又恢复王京及汉江以南千余里的疆土。残败日军退据釜山。
正当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力主议和，遂与日本和谈，撤兵而归。丰臣秀吉则假意和谈，准备卷土重来。最后明朝上当，遣使至日本，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不受，于是和谈破裂。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明朝再派兵部尚书邢玠率军入朝抵抗。在明军与朝鲜军合力战斗之下，日军又遭受到很大的挫折。次年，丰臣秀吉死，中朝军队趁机反攻，日军入海逃走，明将陈璘督水师邀击于釜山南海，日军死伤无数，余者狼狈逃去。在这次海战中，明朝老将邓子龙与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也壮烈牺牲。日本侵略朝鲜七年，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万历时的援朝战争，是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正义战争，它在中朝两国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西欧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时期。欧洲的商人、探险家及传教士们，都希望到东方来进行贸易与殖民活动，尤其希望到中国和印度。
葡萄牙占据澳门 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殖民者，当时明朝称之为佛郎机。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首先抵达广东屯门岛（今宝安县南头附近），并在此建筑堡垒，大造火铳，杀人抢船，掠卖良民。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军收复屯门岛，逐走葡萄牙殖民者。
葡萄牙殖民者屡次被逐，总是不肯从中国离去，最后终于占据了澳门。澳门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端的一个小半岛，又称香山澳，也称濠镜澳。明朝原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管理广东对外贸易事宜。后来广东市舶司屡易地方。嘉靖时，移于澳门。从此澳门便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托言商船遇到风涛，请求在澳门晾晒货物，贿赂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允准，遂得入据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开始不过塔棚栖息，不久渐次筑室居住，聚众至万余人，有庐舍数百区，或千区以上。又在澳门半岛以北的青洲建立大教堂，后来又借口防御荷兰人来攻，公然在澳门建筑城墙。葡萄牙殖民者以澳门为基地，从事公开及走私贸易，贩进运出各种货物，每年得利无算。
葡萄牙殖民者得以窃据澳门，完全是明朝地方官吏及朝廷腐败姑息的结果。但明朝政府并未将澳门地方让与葡萄牙殖民者，中国澳门的主权仍在，葡萄牙殖民者每年缴纳地租银五百两，明朝政府每年在澳门征收税银二万余两。
荷兰侵占台湾 十七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势力渐衰，荷兰殖民者的势力突起，掌握了东方海上的霸权、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摩鹿加岛（今马鲁古岛）等，同时也把触角伸进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殖民者首次闯入广东沿海。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南部，明军未能穷追，从此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南部。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已占据台湾北部， 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击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直到郑成功时，始被驱逐。
传教士来中国 自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东来。其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抵澳门，后在广东及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同另一耶稣会士庞迪我，由南京来到北京，向皇帝献上天主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万国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诸方物。明神宗大喜，即留利玛窦住在北京，于宣武门内赐给房屋，并允许设堂传教，生活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此后，利玛窦遂寄居北京几十年，至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年五十九岁。明神宗赐葬地于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以后这里又建教堂，成为北京传教士公墓。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根据中国情况，开创新的传教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传教方式，主要有三条。第一，走上层路线，与官僚士大夫交接，结识公卿及大儒学者等，并且争取皇帝的支持，因而得以在中国立足。第二，随从中国风尚，以减少传教的阻力。如学习中国语言，读儒家书籍，改穿儒服，又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力图说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甚至不惜修改教规，允许教徒祭天、祭祖、拜孔等。第三，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此作为传教的门径，由于这些科学知识有益于实用，可补中国之不足，因而得以取信于士大夫，见重于当局，徐徐引人入教。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这些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所开创的方法，在中国各地传教。至明朝末年，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莫不有教堂，教徒已不下数万人。到了清初，教徒更增至十五万人。
除了传教以外，耶稣会士还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火器制造等。这些科学知识的输入，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可惜这些科学知识仅能为少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如象徐光启、李之藻等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而未能在广大社会上引起反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八、满 族 建 国
1、 努尔哈赤建国
女真三部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女真族在明初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明中叶以后，三大部女真不断迁徙，到努尔哈赤起兵以前，按地域分作建州、长白、东海与扈伦四大部分。建州所属有五部，即哲陈部、浑河部、苏克素护河部、董额部、完颜部（王甲部）。长白所属有三部，即珠舍哩部、讷殷部、鸭绿江部。此建州五部和长白三部，就是过去的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至鸭绿江、长白山一带。东海所属有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此东海三部就是过去的野人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在黑龙江流域直到东海之滨。扈伦所属有四部，即哈达部、叶赫部、乌喇部、辉发部。此扈伦四部就是过去的海西女真，分布在辽宁开原、铁岭东至吉林地区。当时女真族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在这种混战的局面之下，人们逐渐产生了统一女真各部的要求，努尔哈赤就成为实现这一历史要求的英雄人物。
统一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左卫都督、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姓爱新觉罗氏。“爱新”是满语“金”的意思，“觉罗”是“族”的意思，所谓“爱新觉罗”即金朝的遗族。因为女真族自以为是历史上金国之后，所以便以金为姓。努尔哈赤十岁时丧母，因不堪继母虐待，十九岁离家，入山采参至抚顺出售，由于经商关系，得以长住抚顺，能通汉语，识汉字；又精于骑射，骁勇无比，深有政治谋略，长于策划，有军事才能，善于用兵。
努尔哈赤的活动，首先是统一女真各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征服建州五部。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以祖上遗甲十三副、不满百人起兵，至万历十六年，即统一了五部。万历十七年，明朝晋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次年，努尔哈赤即亲自入京朝贡及“谢恩”。第二阶段，打败九部联军及合并长白三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后，于万历十九年，又兼并长白鸭绿江部，引起其他部族不安。万历二十一年，以叶赫为首的扈伦四部、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长白二部（珠舍哩、讷殷）等九部联军，合兵三万分三路来攻，被努尔哈赤大败于浑河附近，努尔哈赤又乘胜消灭长白珠舍哩、讷殷二部。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又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次年，努尔哈赤再次赴京入贡及“谢恩”。第三阶段，消灭扈化四部及东海诸部的大部分。努尔哈赤首先于万历二十七年灭掉哈达，又于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于万历四十一年灭乌喇，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灭叶赫。在兼并扈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又先后用兵于东海的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渥集部，统一了东海诸部的主要部分。这样，从1583年至1619年，三十余年之中，努尔哈赤就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族氏族社会的一种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原来女真族凡出征狩猎，每人取箭一支，十人中设一首领，统率九人行进，此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汉语“大箭”的意思。额真，汉语“主”的意思。）这种牛录组织不是固定的组织，只是遇到出征及行猎，才临时编制起来，事毕即散。牛录额真也非常设的首领，乃是临时推选的指挥者，事毕即罢职。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征服及来归的女真部族日多，即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女真族的传统习惯，把原来的牛录组织加以扩充，逐步建立了八旗制度，用以编制女真族人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先建立四旗，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称为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于原有四旗外，又增设四旗，共为八旗。增设四旗是镶边的旗，将黄、白、蓝旗帜镶上红边，红色旗帜镶上白边，称为镶黄旗（俗写厢黄旗）、镶白旗（厢白旗）、镶蓝旗（厢蓝旗）、镶红旗（厢红旗）。原有不镶边的四旗，则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俗称正黄旗）、整白旗（正白旗）、整蓝旗（正蓝旗）、整红旗（正红旗）。每一旗内的组织分为三级，三百丁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汉称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汉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设一固山额真（汉称都统），在固山额真左右，又设两个梅勒额真（汉称副都统），作为副手。
八旗各有旗主，由努尔哈赤的亲近子侄任之，称作八固山贝勒，也称八和硕贝勒。又有八固山额真，是旗主之下的总管大臣，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及亲臣担任。努尔哈赤则为八旗旗主之上的最高君长。八旗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凡努尔哈赤麾下的各部族人户都要被编进牛录，受牛录额真的管辖，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当兵。
建立后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被推尊为“英明汗”，年号天命。数年之后，努尔哈赤又定国号为后金，表示要恢复女真先世完颜阿骨打的事业。这样，一个新兴的后金政权就在东北地区正式出现了。
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积极准备对明作战。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发布“七大恨”告天征明。“七大恨”中第一条是要报明朝杀父祖之仇，有四条责备明朝援助叶赫防御，另两条指斥明军越境不许满人收割禾稼。这年努尔哈赤亲率步骑二万进攻抚顺，明朝将军李永芳出降，于是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山附近，与明军发生了决定辽东形势的一次大战。萨尔浒在赫图阿拉西北，抚顺关以东，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处。明朝为保持它在辽东的统治，企图一举消灭后金，调集大军九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以杨镐为经略，分四路进兵，扑向赫图阿拉。明军主力一路为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至萨尔浒山，为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所击败，杜松战死。其他三路有的被击败，有的狼狈溃逃。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辽沈之战 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集兵十几万，分布各要隘，小警自保、大警互援，防守甚固。努尔哈赤见无隙可乘，一年多没有进攻。可是明朝的朝中却谤议四起，攻击熊廷弼不战，结果熊廷弼被罢职，改由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应泰虽然实心任事，而兵事非其所长。努尔哈赤即于天启元年（1621年）大举进攻，夺取沈阳、辽阳，占有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袁应泰兵败自杀，这就是辽沈之战。不久，努尔哈赤迁都辽阳。
辽沈既失，明廷大震，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又用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提出以主力屯驻广宁，以守为主，伺机进攻。这个主张比较正确。但王化贞却要领兵六万进战，声言一举荡平辽东。明廷竟然采纳了王化贞的错误主张，而排斥熊廷弼的正确主张。王化贞在广宁拥兵十三万，而熊廷弼仅有兵一万。天启二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渡过辽河，明兵一触大溃。王化贞弃广宁而逃。熊廷弼只好焚烧积聚，退守关内。努尔哈赤即轻取广宁。天启五年，努尔哈赤又由辽阳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
宁远之战 广宁败后，熊廷弼、王化贞均被逮捕下狱。后来熊廷弼却先于王化贞被处斩，并且传首九边。熊廷弼之死，主要由于阉党魏忠贤欲借熊廷弼为题目倾陷东林党人。天启二年，明朝任用孙承宗为蓟辽经略。孙承宗在任四年，采取袁崇焕的意见，使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坚守关外二百余里地方，又命诸将修筑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开拓地方二百余里，几乎收复辽河以西旧地。以后孙承宗被阉党魏忠贤所排斥罢职，明朝任用阉党高第为经略。高第怯懦无能，认为关外不可守，遂尽撤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诸城守兵迁入关内，并要袁崇焕撤出宁远，袁崇焕死守不去。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大举西渡辽河，进抵宁远，用兵十三万围城。袁崇焕集兵固守。努尔哈赤屡次督兵攻城不下，城上矢石如雨，并且发炮轰击，金兵损伤甚多，努尔哈赤也受重创。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忿恨退回沈阳，这年八月病死。
2、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改国号，称皇帝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此时金国已成为塞外大国，人口包括满、蒙、汉三族，疆土东北达黑龙江口，西边至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南面与明朝锦州、宁远为界。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已不满足于称金国汗，而想比拟于一统天下的中原皇帝，因此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称清国皇帝，欲进占中原，成为全中国的封建帝王。
皇太极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进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积极吸收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发展了八旗制度；对外统一了内蒙古，继续南下伐明。
继续伐明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用名将袁崇焕守北边。袁崇焕整顿防务，布置周密，修筑坚城，多置大炮，以守为主，相机出战。这是很正确的方略。皇太极见袁崇焕的坚城难攻，便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自山海关疾驰入援。皇太极非常忌恨袁崇焕，就利用俘虏又放回的两个太监行反间计，向崇祯帝报告，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崇祯帝深信不疑，即将袁崇焕下狱，后来处死。皇太极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军退还沈阳。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连下四十三城。次年，南下至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出塞，所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两。崇祯十四年，皇太极又发大兵南下，围攻锦州。明朝忙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三万人增援。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可是朝廷却迫其刻期进兵。洪承畴在松山（今锦县西南）被围，明兵溃散。次年，洪承畴战败被俘，押至沈阳投降。锦州、塔山、杏山（今锦县西南）相继为清军攻陷。又次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其子福临继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以年才六岁，由叔父多尔衮辅政。这时山海关以外几乎都入于清。
九、明后期社会、政治矛盾尖锐
1、土地兼并与三饷加派
土地兼并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宗室勋戚庄田的规模更大。如万历时，潞王（朱翊镠）有庄田四万顷，神宗也诏赐福王（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后经群臣力争，始减为二万顷。天启时，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及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皆以万顷计算。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几乎全为宗室所占。河南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宗室勋戚庄田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据不完全的估计，天启年间为五十万顷。
一般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万历年间，南直隶（今安徽、江苏）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浙江奉化全县的钱粮是二万两银子，而乡官载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祯时，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也不下五、七百顷。
豪强地主不仅在本乡占田，而且跨越省县设立寄庄田。许多地方寄庄田占地比例极大，如福建南靖县的土地，属于他县豪强者十之七、八。山东曹县共有土地二万五千余顷，寄庄田占去一万余顷。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之下，大多数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如顾炎武说，江南“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三饷加派 明朝后期，皇室、贵族，官僚的生活挥霍日益严重。如明神宗修陵（定陵），用银八百余万两，为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婚冠等事，用银九百三十余万两，采办珠宝用银二千四百万两。当时全国田赋每年只有四百万两。因此，财政危机严重。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明朝先后实行“三饷加派”。所谓“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辽饷是万历时为与后金（清）作战而增征的军费，共五百二十万两。剿饷是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增征的军费，共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为训练军队而增征的军费，共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饷合计每年增征约一千六百万两，超过正常赋税（一千四百六十万两）的一倍以上。农民承受不起这残酷的剥削，到处逃亡，地大量荒芜。
2、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统治者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的另一做法是对城市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监（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在各大城市中莫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这就引起一系列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人民反对宦官马堂的斗争，二十八年开始的湖广人民反对宦官陈奉的斗争，二十九年苏州织工反对宦官孙隆的斗争，三十四年云南人民反对宦官杨荣的斗争。此外，又有万历三十年江西景德镇窑工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三十六年辽东锦州军民反对税监高淮的斗争，等等。总之，万历年间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几遍全国各大城市，先后不下二十余起。参加斗争的主要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这样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开始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
3、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东林党 明后期政治黑暗。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由张居正当国，政治比较清明，内阁也有威权，能够驾驭吏部及众多言官（给事中、御史等官）。但自张居正死后，内阁再无有作为的人物，内阁、吏部、言官各为一派，互相斗争。而皇帝本人又怠于政事，凡三十余年不上朝，几与大臣隔绝，一切章奏皆不答批，谓之留中。尤其晚年，怠荒更甚，官缺也多不补，以致内阁、部院各衙门多空无人，地方官也缺十之六、七。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罢官，从北京回到家乡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宋代杨时讲学之处。顾宪成倡议修复，遂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在讲习之余，批评朝政，议论人物。当时不仅那些“抱道忤时”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的名声大著，而忌者也多。东林党人的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对宦官专权肆恶，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宗室贵戚无限占田。如神宗要赐给福王庄田四万顷，东林党人礼部侍郎孙慎行即起而谏阻，说祖宗朝赐田没有过千顷者，并“拼一死”力争。又如东林党人凤阳巡抚李三才一再上疏，责备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害民，言词非常激烈，说道：陛下爱珠玉，小民也慕温饱；陛下爱孙子，小民也恋妻子。为何陛下欲聚财货，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
阉党打击东林党人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道（十三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盛。但是局面不久便翻了过来，变作阉党的天下。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结，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则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且提督东厂，魏忠贤的爪牙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狱。熹宗深居宫中，政事一听魏忠贤所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即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打击。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时群僚响应，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反扑，逮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狱，乃借边事加以陷害，诬其曾受杨镐、熊廷弼贿。六人均死于狱中，时称为六君子。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东林党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投水死，其余六人死狱中，时称为后七君子。魏忠贤党羽又撰《缙绅便览》、《点将录》、《同志录》，提供东林党人名单，按名捕杀斥逐。魏忠贤又命人编纂《三朝要典》，颠倒三案是非，定东林党人王之寀、孙慎行、杨涟为三案罪首。至此，东林党人被杀逐殆尽。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莫不遍置死党。朝中官僚为其走狗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凡内外章奏无敢称魏忠贤名者，均称为“厂臣”。即内阁票旨，也必称“朕与厂臣”。诸官皆称魏忠贤为九千岁，甚至称为九千九百岁。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于西湖。由是四方效尤，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又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其时魏忠贤毒焰之烈可以想见。
崇祯帝继位后，始除掉客氏及魏忠贤，并清洗阉党，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仍未停止，直到明朝灭亡。
十、明末农民战争
1、起义爆发与早期斗争
王二起义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灾荒，遍地都是饥民，澄城知县张平耀不顾人民死活，还严催赋税，于是王二团结几百个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响应者四起，主嘉允、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先后加入农民军。农民军最初只在陕西、山西一带分散活动，逐粮就食。从崇祯六年（1633年）起，农民军活动的区域扩大，转战于河南、湖广（今湖南、湖北）、南直隶（今安徽、江苏）、四川、陕西诸省，农民起义开始形成全国性的规模。
荥阳大会 这时农民军中以闯王高迎祥一支最强，在群雄中最具有号召力。从崇祯七年（1634年）起，明政府连续组织大规模的围剿，以期消灭农民军。这年洪承畴受命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调兵七万人向农民军展开进攻。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主要的农民军首领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都聚集在河南，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为粉碎明军的进攻，首领们在荥阳举行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上，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主张，就是联合作战，分兵出击，得到大家的赞同。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即率军离开荥阳东进。正月十五日，一举攻克凤阳，焚毁明朝皇陵。凤阳是明朝的中都，又是南北大运河的重镇。起义军袭破凤阳，明廷大为震动。不久，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又都转进入陕西。洪承畴的围攻计划全盘破产。
2、张献忠农民军的战斗
转战湖广、江西 崇祯九年（1636年）秋，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由闯将被推为闯王，但这时他的势力还小，起义军中以张献忠的势力最强，实际成为支撑局面的主力。崇祯十一、二年间，在明军的围攻下，很多起义军先后投降了明朝，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伪降熊文灿；李自成在四川北部梓潼打了败仗，退入陕南商洛山中，因而一时出现了起义军斗争的沉寂局面。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重举义旗，李自成也出山战斗，起义军又活跃起来。明政府急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统兵十万，对张献忠大举围剿。张献忠奋力突破包围，进入四川，杨嗣昌也领兵人川追击。张献忠采用“以走致敌”的战略，领兵疾走不停，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到十四年正月，在半年之内，几乎走遍全川，行程五、六千里，使明军疲于奔命，无法追及，仅尾随而已。当明军精锐都聚集在四川的时候，张献忠急由四川开县东下，进入湖广，昼夜疾驰，仅用了八天时间，行军一千多里，突然出现在襄阳城下，一举破城，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时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杨嗣昌愤惧交集，自缢于军中。这年正月，李自成也乘势进入河南，攻破洛阳。从此，农民军形成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主力，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战斗，并获得节节胜利。
建立大西政权 张献忠自攻下襄阳后，又几经挫折，北进河南，被明军打败，便去投奔李自成；但二人不能合作，又东走今安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然后向西挺进，再度进入湖广。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为人民平了大愤。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后转战湘赣一带。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兵进入四川，七月克重庆，八月破成都，随后分兵四出，几乎占了四川的全部。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在行政组织方面，成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内阁有左右丞相，六部各设尚书。在军制方面，设有五军都督府，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约有数十万人。此外，又颁行新的历书，叫作“通天历”。设立铸钱局，铸造“大顺通宝”。开科取士，分为举人、进士等名目，录取者大都用为地方官吏。
3、李自成农民军的战斗
建立大顺政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后，李自成率领着五十骑人马，经湖广郧阳到了河南。这时河南正闹饥荒，所在饥民蜂起。李自成一入河南，饥民从者如流，农民军很快扩大到数万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掘发福王府和富户金银窖藏赈济贫民，深得人民拥护。农民军发展到五十万人，号称百万。
李自成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入伍。如河南杞县诸生李岩，卢氏举人牛金星和宋献策等，都在这时加入农民军。李自成用他们做谋士，他们在农民军中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造舆论，二是出主意，对李部农民军有重大影响。
李自成在李岩的帮助下，在河南明确地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极符合广大人民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希望，因而很能鼓舞和号召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崇祯十四、五年间，明军曾连续几次集兵往河南，企图消灭李自成，但都遭到失败。李自成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的巨大胜利，消灭明军十几万人，遂占有河南全省之地。
李自成又统兵南下湖广，在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攻破襄阳、荆州（今湖北江陵），不过数月，占有湖广北部（今湖北）各州县。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初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在中央设内阁，成立六政府。在地方上设置府尹、州牧、县令等。在军制方面，实行精兵制度，每一精兵配置司牧、司柴、司器械等二十多人，精兵共约五、六万，军数实际超过百万。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明朝命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出关，向李自成进攻。李自成亲提大军北上，在河南郏县和明军对垒，先出轻骑切断敌人粮道，然后围攻，斩杀四万多人。孙传庭退守潼关，李自成乘胜直追，破潼关，孙传庭战死，西安不战而降，起义军顺利进入西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进一步充实在襄阳初建的政权机构，设天佑殿大学士，用牛金星充任，增置六政府尚书，用宋企郊等人充任。又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又造新历，铸“永昌”钱等。这时李自成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
李自成进京 这年二月，李自成率领大军从西安出发，二月八日，攻破太原。三月一日，攻破宁武关。农民军在宁武关打了一次硬仗，明朝总兵周遇吉据关死战，农民军伤亡七万多人。但从此之后，沿途关隘和军事重地都纷纷不战而降。十四日，居庸关守将唐通献城投降。十七日，农民军进逼北京城下。十八日，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今广安门），农民军进占外城。十九日，崇祯帝走投无路，在万岁山（景山）上吊自尽。这一天农民军攻破内城各门，李自成由德胜门转大明门，进入紫禁城。北京城内家家户户的门上都大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李自成进京，黑暗腐朽的明朝被推翻，这是农民军艰苦奋战十七年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李自成的失误 李自成进北京后，虽为建立新政权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但其失误是严重的。
他所建立的政权基本上仿照明朝政权的模式，其制度亦仿照明朝的制度。中央主要官吏已就职，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有些官职，已被任命，或已赴任。对明朝的原任官吏的处置，其办法也还可取。大致是，凡三品以上的大官一律不用，四品以下的官吏则酌情录用。明朝官吏先后被录用的有相当一批，如授京职的三百多人，授外职的四百多人。只是对少数贪赃害民、作恶多端的勋戚官僚，才进行镇压，处死了几十人。
李自成还在北京执行对明朝旧官吏追赃助饷的措施，其办法是按照明官职位高低，规定不同的追赃数目。共追得白银七千万两。这对明官之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罪行算是一项惩处，对农民军的粮饷也有助益。可是，此措施并无严格章法，对各官是贪还是廉，或贪赃程度，亦无明确区别。农民军将领们以个人喜怒行事，几乎对明朝官吏普遍追赃助饷，并且用刑拷掠。这就使得明朝官吏谈虎色变，以致不能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新政权，这对农民政权的稳定是很不利的。
李自成还有更大的失误，是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估计不足，主要是明驻守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有精兵四万人；在山海关之外的清军有二十万人。这两者都临近北京，朝发夕至，不可不有万全之策。李自成似知道争取吴三桂之必要，也曾设法招降吴三桂；可是他的大将刘宗敏却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并逮捕了吴三桂之父吴襄进行拷打。其结果，招降不成，反而促使吴三桂投降清朝。
4、清兵入关
吴三桂降清 李自成进北京之前，清兵已几乎全部控制了辽西地区。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退守山海关。李自成进北京之初，曾命吴三桂之父吴襄写信，由他派人至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并以银四万两犒吴军；另派将率二万农民军代吴守山海关。吴同意投降，即率军往北京。但行至滦州，听说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霸占，就愤怒回师，击破李自成派驻山海关的守军，急派人向清兵求援。这时清兵正由摄政王多尔衮统率南下。四月十五日，行至翁后（今辽宁阜新附近），接到吴三桂“乞师”书，多尔衮立即回书答应，并许封吴三桂为“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兵抵连山（今锦西），吴三桂催兵之书再至，清兵日夜兼程。次日，在山海关外一片石败李自成将唐通部。又次日，即抵山海关。吴三桂出迎，十余万清兵迅速入关。
李自成兵败西走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不肯投降，并击破了他派去据守山海关的军队，即率精兵六万余人东击吴三桂，并挟持吴三桂之父吴襄同行。四月二十一日，抵山海关外。时清兵也已抵山海关下。次日，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农民军激战，清兵自右翼突然进击，大败农民军。农民军溃散南逃。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境，再被击败。李自成杀吴襄。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残军退回北京，下令杀死了吴襄全家三十余口。又命部属将金银辎重发运西安，自己于二十九日，在牛金星等的策划下，在明宫武英殿即皇帝位。次日，即逃离北京。农民军在北京前后共四十二天。
李自成西逃，路上屡为吴三桂军和清兵所败，又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掉正直多谋的李岩，部众人心涣散，失去战斗力，迅速走向失败。
5、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第一，由于清军入关，满、汉地主阶级逐渐结合起来，整个国内形势起了不利于农民军的变化。第二，农民军、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流寇主义作风严重，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第三，农民军李自成部的主要将领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进北京后，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败。第四，李自成、张献忠死后，农民军内部不能团结，争权夺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极大，意义深远。第一，农民起义对于明代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秩序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与破坏，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农民起义不仅多少改变了土地剥削关系，而且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李自成农民军还注意到城市工商业问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平买平卖”、 “公平交易”的口号，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李自成农民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均田”的口号，深刻触及到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促进了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的斗争，对清代的农民起义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