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
《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 1059），13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 “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 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 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
周敦颐（1017 —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
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
《太极图说》与《通书》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
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