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速且厚也”，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 “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多系合资。嘉庆元年契约中，客伙竟达二十人，所占锅分三口者一人，二口者一人，一口者八人，半口者八人，四分之一口者二人。投资按“半口”为单位，数额当然要小得多，而且还不是一次投资，“所有佃价、淘费、修造、照口分陆续派逗”，多为按月缴纳，并规章严格：“每月清算，如有一月使费不清……另邀开户，不得言及已前用过工本，亦不得私顶外人”。常有被取消股份资格的可能，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大投资者兼并的对象。
其二，“做下节”。由于钻井耗资费时，有人办井多年，资金告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一些投资者乘机顶井锉办，待成功后，分享、甚至独占成果，此曰“做下节”。出让者称上节，有的上节系“绝顶”，即收回全部工本，他日钻井成功，则不得分息。或者只收回部分工本，或者不收回工本，则井成功后，按成取得日分或锅分。如嘉庆初契约载蒋姓继王姓后做下节，顶日分六天二分半，余二十三天七分半由原上节继续按所占日分投资。
投资下节者，多认为该井所处地势优越，卤源丰富，前途乐观。虽然一次支付现金数多，实乃获取钻井成功捷径。如顺龙井深已达二百五十余丈，只因“天年欠丰，无力承办”，为福全灶所接办，竟然取得水、火净日分十五天。自然也有例外，有的下节资金耗尽，而井未成功，又得转顶他人。如果不立即寻找后继而造成停工住锉，则原之上节可将井收回，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前后历经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富荣盐场拥有日分或锅分的地主，有的不愿直接经营井灶，遂予出租。有人便租赁现成井灶的盐卤及全套生产设备，加工食盐出售。这种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获取额外利润，当然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契约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规定“水火消涨，不得异说”，而后佃煎者提出种种要求，出佃者不断让步。“自佃之后，如年限内有卤水不敷，凿掘下脉，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数补足，使费银钱，主人认还”。租期满后，多“外敷六个月”，甚至 “外敷一年零两个月为准”。表现的非常被动。由于出租者仍要对盐井的正常生产负责，必须继续投资，因此，这并非是一般性质的租佃关系。同时，佃煎者擅长经营筹划，利润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时也不一定收回井灶，以致租期延长，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势将井灶变相占有。如乾隆年间，“秦人某佃煎从弟井业，获资巨万，据势阻佃”。使用权的地位更加突出。佃煎者的成功，应是盐业资本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
其四，“杜卖”。这是兼并小资井灶的一种契约形式。盐场中，有的小井灶户因“盐质甚劣”、“利亦微薄”，很难撑持下去，多为大灶户所并吞。文献称“大灶多系独资”，“购得卤权多，设灶亦多”。他们乘机“买卖移并，随时为价”，“一灶归并数灶”，以致“为场雄伯”，成为特大井灶户。
杜卖者在文契中多写明“情因负债难偿”、“力难自办”，被迫将自己仅有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在内，一起出售给了大盐业资本。
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不少商人逐渐成为新兴的盐业资本家。道光初，陕商高某以银三千两与“李四友堂”合办联珠井，获利丰厚。道光十八年陕商某与“王三畏堂”订约，规定每凿一井，陕商出银四百两，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为率。在彭水，“清乾隆间，陕商支千裔来郁开凿新井”。在云阳，“胡德荣……移家盐场……购卤买田，日益完富”。犍乐场吴景让堂，其先“改营商业……家益日裕，先后置牛华溪、五通桥诸井灶”。陕西商人凭藉雄厚资本，在井盐业生产领域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成为盐业资本家，也即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
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异常幼弱，除在富荣、犍乐等场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灶为代表的小生产方式仍很普遍。如盐源场“井户多兼灶户……皆极贫苦，利亦微薄”。忠县场“灶户灶房均系自业，形势甚陋，破房一间，灶一座或两座而已”。万县场“灶户皆贫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业”。就是富荣场的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面临的道路也是极其狭窄，前途很不乐观。除清皇朝的统治政策的压抑与销售市场的限制外，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盐场土地性质及地主地位。开凿盐井要涉及土地，并与地主发生关系。富荣场的土地开始在向盐业资本转化。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盐业经营利润的资格，即取得了“地脉水分”。当井出微水、微火后，地主必须继续投资，才能够“分班”（分享盐卤）。契约称“倘开出腰脉水一二口，以帮掘井人用费；如出二口外地主愿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脉”。“起推之后，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费、注册承课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因此，富荣场的地主，系以土地作为投资而获得收益的。地主投入的地产乃是井场固定的生产资料，盐业资本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资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参加增殖剩余价值的活动。可以说，富荣盐场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经营者的方向演变。
可是，这种演变的阻力是巨大的。由于是租佃土地的关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时称“押山银钱”。租期有定，一般为十二年。租佃之后，中途不得停锉，否则地主有权收回。井成功后，修建廊厂，往往也受制于地主。由于他们“恐耗费过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挠，故均简陋，不便扩大生产。盐井出入道路，如经过其他地主之区，仍得租佃，必然受额外勒索。至于架设枧管更是“縻费不赀”，“非有势力之绅商不能轻易经营设枧，否则必受地主之掯制也”。后虽有退还押金之例，但总的说来，地主为控制盐卤财富，相与勾结，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势力集团，阻碍外人投资，自由经营的道路愈来愈走不通了。
第二，盐业资本的出路。“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盐业资本每年增殖巨额利润，但多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首先是回到土地之上。盐场商人的信条是“耕凿并治”。据统计，“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拥有良田千顷，乡庄数十，年收租五千余石。“王三畏堂”亦有良田万顷，遍及富顺、荣县、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一万七千余石。就是以盐场附属的篾索业而言，据近代调查，其经营扩大的过程，恰恰也是其老板由小中地主变为大地主的过程。不仅如此，盐业资本与高利贷、商业资本之间混通，前者丰盈则流入后者，前者亏损亦仰给于后者，它并不居于独立的地位。
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场，盐商均“捐官”成风。“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数千两，道台数万两。甚至其雇佣的仁怀盐号“协兴隆”掌柜，也将号银十万两在贵州捐了道台。这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迫使盐业资本向畸形的道路发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经济的消耗。富荣大场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体制与盐业资本间的矛盾尖锐。如在经营上、用人上往往发生冲突。特别是盐业资本积累与家族的生活消费相混淆，前者屡受后者冲击。场商幕幕家庭闹剧的发生，多是两者矛盾的反映。盐业资本在封建家族的影响下，其积累和扩大都是困难的。
到后来，盐业资本与土地、高利贷、商业之间的渗透日益强烈，盐场主的地主、高利贷、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绅士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于是其经营业务的地方性、排他性愈来愈大，而在其势力范畴之内，彼此之间又力求相对稳定，避免竞争，资本的兼并和集中过程也就更不明显了。
第三，关于盐工帮会性质问题。清中叶后，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钻井工有“泗圣会”。发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为一事则发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易也”，乃是维系、团给盐工的机构。会首由会众公举，并有规章、纪律，如不得偷窃、赌博、吸洋烟等，否则开除，永不得入会。会众间的纷争，亦请会首解决。这些组织曾发动过盐工早期罢工斗争。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它的排外性强。烧盐工必须入会，未入会者不得烧盐。它的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色彩较浓，如不够资格入会者称“下手”，入会要多交一倍的“香钱”。工作量也有不同规定，如烧花盐，“上手”（正式会众）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四口，合称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天天工作，称三十班。联系到灶头、山匠尚有招工等权，他们地位优越，其间还有某些剥削的关系。因此，盐工雇佣劳动所夹杂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这表明，离开了土地的劳动者，虽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原则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小农出身的劳动者，又自发地结成带有宗教、秘密社团色彩的、互相维系的组织，他们的“自由”程度总是受到了相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