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
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
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
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440行即440家。《梦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
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
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
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
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
打 作 梭 作 钑 作 镀金作
■■作 钉子作 玉 作 玳瑁作
银泥作 碾砑作 钉腰带作 生色作
装銮作 藤 作 拔条作 ■洗作
杂钉作 场裹作 扇子作 平画作
裹剑作 面花作 花 作 犀 作
结绦作 捏塑作 旋 作 牙 作
销金作 镂金作 雕木作 打鱼作
绣 作 裁缝作 真珠作 丝鞋作
琥珀作 弓稍作 打弦作 拍金作
玵金作 克丝作
共42作。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
生色作 镂金作 烧朱作 腰带作
钑 作 打造作 面花作 结条作
玉 作 真珠作 犀 作 琥珀作
玳瑁作 花作 蜡裹作 装銮作
小木作 锯匠作 漆 作 雕木作
平拨作 ■ 作 旋 作 宝装作
缨络作 染牙作 砑 作 胎素作
竹 作 旋镂作 糊粘作 像生作
靴 作 折竹作 棱 作 匙筋作
拍金作 铁 作 小炉作 错磨作
乐器作 毯子作 抡捧作 毯仗作
丝鞋作 镀金作 ■洗作 牙 作
梢子作 裁缝作 拽条作 钉子作
克丝作 绣 作 织罗作 绦 作
伤裹作 藤 作 打弦作 铜碌作
绵胭脂作 胭脂作 桶 作 杂钉作
响铁作 油衣作 染 作 戎具作
扇子作 鞍 作 冷坠作 伞 作
剑鞘作 打线作 金线作 裹剑作
冠子作 角衬作 浮动作 沥水作
照子作
共81作。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定赋”。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
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1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②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11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
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6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6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铸造额为506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
“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
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
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1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