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王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始终围绕着统一与分封进行斗争。统一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历史的总趋势。但分裂势力不断地挑起矛盾，因此分封这面破旗一直被打到封建制度的灭亡。明清两代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但分封制的阴魂不散。明代从封藩开始，就不断地削藩，打击分裂势力。清代从清初开始，就意识到分封制的危害，特别是雍正时，对分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声讨，从而使清王朝避免了重蹈明王朝封藩的老路，清王朝结合自己的民族特点创立的封爵制度自有其成功之处。本文试对明清两代的封藩和封爵进行比较，以总经历史经验。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出身微贱。由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一步步爬上了皇帝宝座，实属不易。他把皇权看得比历代皇帝都重，为了保持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他一反前几代之常态，继位以后大行分封。朱元璋自认为其处境与汉高祖刘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政制方面，处处模仿。如杀功臣、徙富户、建都城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分封诸王。
明初的屠戮功臣与实行分封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明太祖疑心太重。唯恐功臣权力太大，把功臣都看成是李嗣源、郭威。同时又把诸皇子看得过于贤肖，认为皇子们都能成为季札、子臧式的人物。因怀疑功臣不可靠，所以必然下力气清除。明代，特别是明初待功臣刻薄少恩，甚于汉代。至洪武末年，不但功臣宿将几被杀尽，连文臣亦多冤死。朱元璋对朝臣可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朱元璋思想性格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为身后计，从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角度来考虑。另一方面，正因为朱元璋确信诸皇子个个皆贤，所以分封为王，乃至超过应有的限度。事实上，开国就杀功臣是弱其根本，分封诸子为王是强其枝叶，正好本末倒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太祖与太子的谈话，谈到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时，太子说讲经的儒臣都认为理亏的是制造分裂的吴王刘濞，明太祖认为这是“偏执之说”。明太祖对于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极力辩护，并认为是因为杀了吴王刘濞的世子，才激怒了吴王，汉景帝又听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的土地，七国才会叛汉。他认为藩王必然会对上尊重天子，对下安抚百姓，辅佐王室的，藩王应该都知道这是天下公理。这样，作为太子就懂得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诸皇子也就懂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屏卫王室，尽君臣之义了。
基于以上这种认识，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除太子朱标外，只有一人没封王。朱元璋分封请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分封诸子以卫王室，巩固朱姓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总结前朝经验，总结宋元以来未行实行分封的教训，认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关键时刻无人翊卫王室，因此必须依靠宗亲力量，达到拱卫中央的目的。在《拟封诸子诏》中曾说： “众建藩辅，就可以使天下坚如磐石，大封土疆。就可以增近亲亲之谊，这个古今通谊的办法，我怎敢不用呢？”分封就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二是加强边防。朱元璋是由南向北打天下的皇帝，加强对北部的军事防卫是其要政之一。为此，朱元璋把他的好几个儿子都封在边塞重地，加强对蒙古的防御力量。明史记载说；当时，皇上非常关注边防，要求每个皇子都要习武练兵，被分封的诸王都主管军务。尤其是晋、燕二王，特别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带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当时的边塞大将诸如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德都受藩王节制。后来又下诏告诫秦、晋二王，军中大事要奏请皇上，小事自行料理。这样，一方面加强了边塞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握有兵权的边塞大将，可见朱元障的用心是何等良苦。
明代的藩王权力很大。首先，从地域范围来看，地域广大并且都是战略要地。一般的都统辖数十个城邑。秦、晋、燕、齐、梁、楚、吴诸藩王，没有一个不是连城数十个的。其次，从军事上看，诸王都拥有庞大的军队，光藩王府就拥有两个护卫甲士，每个护卫编制是 5600人，宁王朱权竟拥有戴甲兵8万，革车6000乘，他的骑兵个个骁勇善战，在诸王府中，武相在文相之上，王可以节制封国内的镇守军队，经常率领大军出征，军中的重大事宜才需奏请皇上。皇帝征调诸王之兵，必须得到藩王允许，藩王若觉军饷不够，可以向其他郡县征调。再次。从行政权来看，在诸王专制王国中，诸王可以节制文武，设置官署，处理封国内一切军事、民政事宜。第四，从享受的礼仪及俸禄等待遇看，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等级。公侯大臣都得跪拜诸王，没有敢和诸王平起平坐的。诸王的衣帽、车舆、旗帜、居住的宅第只低于天子一格。从俸禄的多少来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诸王岁供是5万石，钞 25000贯，锦40匹，丝300匹，纱、罗各百匹，绢500匹，冬夏布各千匹，绵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 年）开始，减少诸王岁禄，藩王的岁供减为万石。可见，明太祖时代诸王的权势是相当大的。这种状况直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才受到一定的裁抑。
朱元璋自以为实行分封制，既可以达到屏卫中央，加强边防的目的，又可使诸王有所作为，并且更重视亲亲之谊。因此，对敢于上书言及分封之弊的人不惜施以重刑，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谈到分封太侈之弊，他认为，“实行裂土分封，使各个诸侯王各有分地，这一方面惩戒了宋、元王室孤立。宗室不振的弊端，另一方面，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统辖数十个城邑。城郭宫室不亚于首都，再加上庞大的军事力量。恐怕几十年以后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然而等到那时。再削其地，夺其权，则必生祸乱……防范来不及了”。因此他认为：“汉代的七国之乱，晋的八王之乱，可为水鉴。分封超过一定的规制、限度，马上就会生出祸来。”他的话处处触及分封制之要害。但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其骨肉，破坏他们的父子之情，因而把叶伯巨下狱，死于狱中。可见朱元璋在分封问题上的偏执。
明初的分封原则上也是“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有别于周、汉的分封制。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明初的藩王都具有很大的兵权，并且可以节制文武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临民与赐土的权力。再加上有丰厚的岁禄，又都是皇帝之子，又都扼守在军事要地，因此，他们的权力当然是相当大的，朱元璋这种封藩卫国的政治理想，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朱元璋死后。其长孙朱允炆当了皇帝，面对权重位高的王叔们，只能重演汉代的削藩故伎，于是便发生了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变”。经过三年多的苦战，终于推翻了建文皇帝，燕王朱棣便成了明成祖，国号永乐。“靖难之变”是分封制与长子继承制二者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朱棣登上皇位以后，便着手削藩。因为对于封藩制度威胁皇权这一点，朱棣是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在他进行 “靖难”时，力言是为了“保社稷于机危，拔诸王于困苦”，但一旦他跻登皇位，便自然集中精力捍卫专制皇权，势必断然执行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政策。为杜绝潜在的藩王叛乱夺权的危机，他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废革诸藩。或大幅度地削减他们的军力，或强迫迁徙“藩”的封地。力量最强大的宁王朱权首撄其锋，朱棣用计掠夺其地，吞并其军，并生俘其人，其后强令他内迁南昌。原封于北疆的谷王朱福，辽王朱植，韩王朱松，沈王朱模也先后被迫迁出原地，改封到靠近腹里的地区，并被迫交出护卫，有些藩王甚至被废为庶人。朱棣强行削藩，不仅反映出明初在朱氏宗族内部极为复杂尖锐的权力冲突，而且也反映出朱元璋制定的封藩政策只能奏效一时，从根本上是与极端皇权相抵触的。
朱棣以后的几代皇帝，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逐渐形成了“藩禁”制度，并且愈演愈严，愈演愈密，旨在从各方面加以裁抑和箝制。规定：宗藩不得预兵事，也不许干预政事，所有宗室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两藩王之间不经奏准，不许叙会相见，宗室有出城之禁；藩王就封后，不经特许不得还京入朝，不得与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连与宗藩联姻的人也不得被选任当高官，藩王不许自置王府的官吏，也不得拒绝由朝廷派来的王府官。甚至还规定，宗室生子，必须向朝廷请名，名义上是由皇帝赐名。及其年长，又必须向朝廷请婚选配，不准“擅自婚配’。对王府的建筑格式、规模以及衣冠礼仪等均有繁琐的规定，不准逾制。
为严格约束宗室人们遵守以上规定，更主要的是为了严厉打击居然敢冒犯皇权的人，明代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设立了名为“高墙”的特种监狱，专门用以囚禁被认为犯禁的宗藩，在押者常有数百人之多。明代的“藩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中是最严酷最苛刻的。这些 “天潢贵冑”、“龙子风孙”的皇族们，实际上成了一些被圈养在一城之中的未定罪囚犯。
清王朝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末代王朝，皇权专制进一步空前加强。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分封之弊基础上，没有实行分封制。清帝国的统一，完成于康熙平定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的叛乱之后，究竟如何统治如此之大的帝国，是摆在清贵族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康熙有子35个，由于两废太子，以致太子虚位而诸皇子自结党羽，酿成了宫廷内部激烈的储位之争。就连康熙这样精明能干的皇帝在选择太子问题上也是几立几废，颇感头痛。等到雍正帝接受教训，坚决顶住了分封制要求，强行一统天下。雍正是这样驳斥封建要求的：
古人之有封建，非谓其制尽善，特壅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人莫不尊亲。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建立亲贤参错其间。尽世势如此，虽欲统一，而不能也。夏禹龅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武王盂津之役，来会者八百国。岂非夏后周王之封建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争战之流弊，其言已开一统之先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唐柳宗元云：公天下自秦始皇始。宋苏轼云：封建者争之端也。皆确有所见之言也。且中国郡县，亦犹各蒙古之自为雄长，互相战争耳。至元太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肇基东土，遐尔率服，各蒙古复望风归顺，咸凛正朔，以至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于元，而极盛于我朝也，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雍正皇帝旁征博引，说明清代分封制是不可行的。三代行分封建之制是不得巨而为之，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可，是由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一统天下开始于秦。塞外统一于元。秦以后郡县制是正统，是定制。三代以前，是以封建为公，秦汉以后是以郡县为公。孔子孟子对封建之流弊深有体悟，苏轼说得更明白，封建是天下混乱的开始。统一不容易，不能设立不利于统一的封建制度，统治如此幅员广大的帝国必须保证中央集权，绝不可分权。
当时不仅雍正的兄弟们要求封建，而且许多思想家也提出封邦建国，以限制专制的主张，这些人是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曾静等。雍正皇帝对他们主张封建的观点，也大加驳斥： “叛逆之徒动辄以封邦建国为论说，大概是自知奸诈险恶为其乡国所不容，如果行封建之制，在此国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别国去”。雍正皇帝对主张封建之人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陆生梢被处死，吕留良被戮尸，曾静被杀。除此以外，雍正皇帝对骄傲的诸王也有许多的制裁，如削宗室之籍，撤黄带之典（宗室使用的黄带子）等等。
清代对宗室没有实行封藩建国，强调“一统”天下，但同时对皇子和军功都实行封爵制，从分封亲王至奉国将军分为14等。有功封、恩封、考封之别。功封是有特殊功勋的被封为亲王，人数极少，可以世袭罔替；恩封是国有大庆时对一些宗室的升等加封；考封是按世系依次降等，以至降为不入等级的“闲散宗室”，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清代宗室的繁衍速度和数量都较明代较少，高级宗爵数量一直受到限制，拥有亲王、郡王衔的较少。据统计，清初开国只有8名世袭亲王即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等所谓“铁帽子王”。后又增加恭亲王，怡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由于清代的这些制度，宗室没有造成对皇权多大威胁，在这方面，清朝的政策是很成功的。
在分析清代封王制度时，可以恭亲王奕訢为例。道光皇帝共有九子。长子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 年），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二于奕纲、三子奕继幼殇，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即长子奕纬死后两个月，五子奕综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过继给嘉庆第三子、和硕亲王绵悄为嗣。道光其余尚有六子奕訢，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
道光即位后，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犹豫不定之后，终于于道光二十六年（846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这一年六月十六曰，道光在9.5X2.6公分的四扣折纸上朱笔以满汉文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字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道光所书御书用深浅稍有区别的黄纸分两层包封。直接包御书的黄纸，背面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道光的亲笔签名，放在黄纸婊面白纸婊里的硬纸板夹中，外面又用黄纸包封。背面朱笔写着满文万年字样，并有道光的签名。
道光皇帝是清代最后一个实行秘密建储的皇帝，因为在道光以后的几个皇帝，或者因为只有一个皇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子嗣，因而无需实行秘密建储，这种制度自然而然也就不废而止了。考诸道光以前历代帝王实行的秘密建储的做法，道光的具体做法与他的父、祖辈有明显的区别。一是道光在辞世前抱病亲书朱谕，再次申明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旨意；二是道光在书写立储御书时，同书晋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三是道光在密藏立储御书时，同时将遗谕一同密藏。道光的这些做法，在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立储时，有关史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道光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打破陈规的做法呢？道光的所作所为，证实了道光在立储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犹豫、矛盾。同时，也反映了道光对后世政局的忧虑。
与嘉庆相比，道光建储较晚。道光在即位后，为什么长期没有将长子奕纬秘建为储呢？其中缘故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郑重的做法，似乎可作此推论，那就是道光希望在秘密建储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为奕纬之后的两子幼殇，使道光没有了选择余地。直到道光十一年开始，奕詝兄弟相继问世；道光方开始对诸子进行考察和选择。在以奕詝为长的几个儿子中，六子奕訢因才华出众，深受道光钟爱。奕訢在与奕訏习武时，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很赞赏，特地赐其枪名曰“棣华协力”，赐其刀名曰“宝愕宣威”，同时又以白虹刀赐之；奕訢在与众兄弟的关系中，与四哥奕詝最为密切。这是因为二人年龄相仿，又同在书房攻读，同武场肄武事，俩小无猜，故而兄弟情谊深厚，特别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詝生母钮祜禄氏死后，年方十岁的奕詝即由奕訢生母博尔济特氏抚养，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道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逐渐把建储的目标集中在奕訢、奕詝两兄弟身上。奕詝自六岁入学，受“公忠正直”之士杜受田“朝夕纳诲”，历十余年之久。道光以奕詝长且贤，有意立之为嗣，但又憾其才华不及奕訢，故而犹豫再三不能决定。正当道光犹豫不决之时，一年一度的南苑校猎举行了。诸皇子在父皇面前各显才能。校猎结束后，皇子们出示自己的猎物。奕訢因一心要在道光面前显示自己的勇猛和娴熟的箭法，“故获禽最多”。而奕詝在校猎场上却一无所获。道光未免奇怪，问其缘故。奕詝答曰：现在正当万物复苏的开春时节，鸟兽繁衍孳生，我实在不忍伤害这些生灵。以致于扰天地万物的生长节律。奕詝的这番话，使以仁孝传统道德衡量一切是非的道光龙心大悦，称赞道： “此真帝者之言。”此事使道光下定了立奕詝为储的决心，上面这段故事见诸《清史稿》中的“杜受田传”。还有一个见诸于野史笔记中关于奕詝得储位的记述，究其实质来说与正史记载之事十分相近，这则故事说，皇四子奕詝的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奕訢的师傅为卓秉恬（查《清史稿》中《卓秉恬传》，卓秉恬并没有做过奕訢的老师）。道光晚年衰病之时，一日将召二位皇子入见，准备藉此最后确定储位。奕詝、奕訢各自求教于自己的老师，询问如何回答为宜，卓秉恬教授自己的学生说：你父皇如果有所垂询。你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显然，卓秉恬企图凭借奕訢的才华，以其所长，攻奕詝所短，来超过奕詝。而杜受田则审时度势，决定扬长避短。于是他教授自己学生说：阿哥如果向你的父皇条陈时政，智识远远赶不上六爷。要取胜只有一个对策。当你在父皇言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将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是伏地流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你对父皇的孺慕之诚。奕詝对老师所授对策佩服得五体投地，遂依计而行。杜受田之策大功告成。道光深为奕詝的“孺慕之诚”所感动，连声称赞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两则故事，内容不同，其精神实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经过几次较量，打着仁孝旗号的皇四子奕詝终于击败了确有出众才华、又急于表现自己才华的皇六子奕訢，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皇帝，以传统的方式最后确定了皇储。
道光辞世后，奕詝即位是为咸丰皇帝。奕訢对此自是耿耿于怀，从此种下了兄弟猜嫌不和的种子。虽然咸丰在即位后，即封奕訢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奕訢又获得了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的要职；十月，咸丰又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四年 （1850年）又连续授奕訢都统、右宗正、宗令之职。纵使咸丰对奕訢重任屡委，恩宠有加，仍然无法完全弥合兄弟间的嫌隙。在咸丰即位后的一段时间里，兄弟之间的关系依靠既为奕訢生母，亦为奕詝养母的孝静皇贵妃的调停，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贵妃病危，奕訢请咸丰尊其母为太后，奕詝内心深不以为然，故口头上虽哦、哦连声，实际并不愿办。奕訢封母心切，即至军机处传旨令具册礼，逼得咸丰不得不为其母上尊号“康慈皇太后”。这样，奕訢之母封号虽得，兄弟之间的裂痕更大，矛盾也日渐公开化了。这一年七月，康慈皇太后死去。不久，咸丰即以奕訢办理皇太后之丧“礼仪疏略”的罪名，将奕訢逐出了军机处，并罢其宗令、都统之职。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咸丰才重新授给奕訢都统之职。从此奕訢始终处于受冷落、被排斥的地位，由觊觎帝位而导致的猜嫌不和，在咸丰当政的十多年中，倒也没有在政海中变幻出什么风云。因为咸丰皇权在握，奕訢纵有不世之才也只能俯首称臣，无可奈何。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2年），当咸丰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于正当壮年时即留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撒手归天时。终于给了奕訢一个重返政治舞台、充当重要角色的机会，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场宫廷政变。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是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基本上合为一体，治国如同治家。在家讲亲亲之谊，在国讲君臣之道，二者一脉相承。家天下的观念便是这种政治结构的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体现的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统治原则。在春秋时代，列国之君与天子同姓者十之六，天子勋戚十之三，前代后裔十之一。对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实行分封，目的在于建立以天子宗族为主干，天子勋威为辅翼的政权体系，以期使宗法血缘关系在维护天于正统地位和有效统治方面，发挥出骨干和地缘上的屏卫作用。
然而，事与愿违，专制皇权与诸侯的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此，二者必然发生冲突。诸侯势力往往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日益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而专制皇权则决不能容忍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出现几多“模拟天子”。实行分封制本来是为了达到 “亲亲之谊”、“屏卫王室”的目的的。但往往走到其反面。成为皇权的掣肘因素和皇室宗族内讧的直接动因。专制皇权无所不及，它与其他任何权力都格格不入，诸侯有权就意味着皇帝失权，反之亦是如此。无论是父子、兄弟、亲戚在权力面前是无所谓‘亲亲之谊’的，只有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才有意义，一旦触犯皇权，无论是父子，还是兄弟亦或其他什么人都会兵刃相见，权力有其自身的膨胀性。当诸侯拥有权力后，他不会适可而止，攫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会使之蠢蠢欲动，得寸进尺，直至获得最高统治权为止。汉代吴王刘濞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想当皇帝。权力是赤裸裸的，它会撕去一切伪装在政治关系上的所谓血缘、宗法、亲戚等等温情脉脉的面纱。专制皇权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皇帝是最高权力主体。宗室成员的身份对他来说是次要的，只有在有利于加强其皇权的时候，才能表现出他是宗室成员。诸侯们在皇权的威慑下，才是臣子，一旦羽翼丰满，便不再想当臣子，权力欲会促使他们向最高的权力之巅冲锋。
分封制度是基于宗亲关系（包括勋贵）对皇室的屏卫作用而设立的，但政治权力的性质造成了皇帝与诸侯之间的相互猜疑。皇帝担心诸侯坐大，会造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诸侯担心皇帝的削藩迟早会危及自身。于是，不得已铤而走险，奋力一搏，胜则为帝。败则为鬼。在有些情况下，诸侯也是被逼无奈，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正是皇帝与诸侯之间的这种相互猜忌心理。加之其他因素，才酿成了历史上的汉代“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
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不断地总结分封制的利弊，根据他们的认识决定是否实行，经验表明，分封制的实行在多数情况下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在于，在分封制度的废与建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再反复，故伎重演呢？秦灭六国，罢封建、置郡县，停止对宗室的分封，所以这样做，是惩周代分封造成春秋战国诸侯争战之弊。而汉高祖刘邦又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再行分封。晋、隋、唐、宋几代虽行分封，但在具体制度上有所改进，采取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政策，削弱了宗亲贵族的势力。到明代，朱元璋又模仿汉高祖刘邦，大行分封，清代才最终终止了分封藩王的制度。
分封制的实行多出于政治需要，一般行分封之制都在建国初年，皇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分封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这样便可以安抚天下，坚固边塞，尽快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奠定根基。此外分封制有提高宗亲社会地位，加强统治基础。缓和皇室内部矛盾的一面。但有时又因分封不均而制造矛盾，引起宗室内部你死我活的争斗。
清代不分封藩王，而采取封爵，数量少，对朝廷不构成威胁。应该说清代不分藩王的政策是清王朝能够维持三百年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另一面看，清代的封爵制度是当时八旗制度的衍生物。八旗制度具有军政合一的特性，使封爵制度成为八旗制度主要的支撑。特别是清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开始的封王，都是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骨干，没有这些人完成不了满族自身的统一，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皇太极时的议政大臣会议的成员，都是八旗的中坚，都是封爵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入关统一全国的战将和功臣。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封爵制度逐步完善，便始终严格控制数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历代滥封的教训，最终造成尾大掉，甚至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灭亡。清王朝统治者有效运用封爵制度，既调和各方矛盾，又调动各方力量。最终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明代的封藩和清代封爵走了不同的道路，其失败成功都成了历史，人们会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这就是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