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院是我们那个院子的别称。人家问起来：“家住哪儿啊？”回答说：“梧桐院。”人家就知道是县中的教师大院了。这是因为我们院里的梧桐树既多又茂盛，一棵一棵高大得直冲蓝天，站在护城河的大吊桥上，都能看见那些绿树的尖尖。
梧桐树是盛夏里知了的天堂。知了也叫蝉，黑色，比拇指略大一些，有两颗鼓出去的金鱼样的眼睛，一对透明的翅膀，会飞，但是飞不高也飞不远。逮知了很有趣，有各种方法和工具：比如在夜里打开手电，用光圈套住它，然后轻手轻脚爬上树，一把将小东西捂在了手心里。再比如用新麦草编成锥形的网，绑在竹杆头，看见伏在树枝上的知了，就把网子慢慢靠过去，猛然一触，知了十有八九会跌落网中。落网之后它总要试图挣扎，展翅想飞，却不知道翅膀一展开，恰好卡在了网缝里，活生生上一个大当。这就叫“自投罗网”。还有种方法，把麦草网改成很粘的面筋，竹竿头裹了面筋，往知了的身体一靠，知了翅膀就被面筋粘住了，它越是挣扎想逃，翅膀跟面筋的接触范围越大，身子被粘得越紧。只要树上的知了落在竹竿的高度范围内，基本上是有一只粘一只。
每年放暑假的时候，是我们院里这些捕蝉高手们施展本领的好时光。逮到知了后，先判断公母。很简单，公的会叫，母的是哑巴。会叫的知了，我们用细线拴在它们腰间，十几二十只聚到一块儿，比赛谁逮的知了叫声最嘹亮。屋里歇夏的大人们被叫声吵得头疼，常常会穿着汗衫短裤头冲出来，把我们恶狠狠地骂一通。我们不怕骂，大人骂得越凶，我们心里越乐。我们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至于那些哑巴知了，非常对不起，只能烤熟之后喂喂我们口中的馋虫了。烤知了一点不费事，随便捅开哪家的煤球炉，把知了的翅膀摘去，围炉排好一圈，你就等着吃肉吧。初烤时有很浓的焦尸味，熏得人要吐，很快就臭味就散去，换成好闻的肉香，香得人忍不住直打喷嚏。当然知了能吃的部位极少，掰去硕大的头部，掐掉肥肥的肚腹，剩下胸脯中段的一小块雪白的肌肉，才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那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肉，沾上一丁点盐，扔进嘴巴里，真是有嚼头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很难有什么肉味能跟它相比呢。
在诸多捕知了的方法中，我比较钟情于使用面筋。中午，大人午睡的时候，我会蹑手蹑脚闪进床后，打开装面粉的坛坛，毫不手软地挖一大勺。面粉中和一点水，揉成硬硬的一团，然后下河洗面。面团浸在水中，带着耐心，慢慢地捏，细细地揉。白粉在水中化开，河水渐渐变得混浊，很多的鱼儿都赶来觅食，河面顿时水花点点。粉质散尽，剩下来橡皮大小的一块，就是面筋，能把五指粘到一块，扒都扒不开。
洗面筋是我的事，举竹竿粘知了是小山的事，发现知了就是小水的事了。小水眼睛最尖，总是能从密密的梧桐枝叶中一眼看见知了黑色的身体。小山的手准，找到知了后一竿戳过去，决无落空的道理。我们三个人，各有分工，各事其职，配合默契，是院子里捕知了小队的最佳组合。
梧桐籽的成熟也是在夏天。熟透的籽粒是褐色，珍珠大小，四个一组，紧紧附着在船形的荚壳上。把籽粒扒下来，掺上油沙，放进铁锅中，炒蚕豆那样地炒，会炒出诱人的焦香。炒熟的梧桐籽能吃，但是油性太大，吃多了会腻歪，恶心。而且它的那一层麻壳很难剥去，吃起来比较费事，弄不好塞一嘴渣渣，吐都吐不干净。因此梧桐籽儿在我们当中不受欢迎，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时，才会拿它凑数。不管怎么说，时不时有点东西嚼嚼，总比闲着嘴巴无着无落的好。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奇怪：我们那个院子前后好几进，正院套着跨院，跨院连着厢房，总共住了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门前有一颗梧桐树，偏到了我家门口，梧桐树没了，窗前是光溜溜一片空地。我曾经设想是当年栽树的人没带够树苗，栽到我家门口，树苗恰好用光，那块地就空着拉倒。后来听林家老头说，是我们家还没有住进来的时候，有一年夏天雷把大树劈了。我听得直吐舌头，心想好在雷劈得早，没伤着我们家的人，要是再迟几年，可怕的一幕在我的眼前发生，那多吓人！
没了大树，却让我们家凭空多得了一片菜园子。现在提倡家家户户栽树植草，那时候经济困难，谁家有地舍得植草啊，都是养鸡，种菜，贴补生活。
我爸虽是县政府里摇笔杆儿的，却天生对田园劳作一往情深。菜地靠院墙的一边，有四五个平方米的地方吧，我爸劈出来围上芦苇帐，里面养了四只黄嘴黄脚的芦花母鸡。它们轮流着辛勤工作，使我每天都能从鸡窝里扒拉出两三个热乎乎的新鲜鸡蛋。那些年里，蛋炒饭是我们家里比较常见的食品，当然是限量供应，每人一锅铲，完了就吃稀饭。偶尔吃到荷包蛋，那肯定是在某个人生病之后。病中的那个人吃，别的人只有咽唾沫的份。
剩下的菜地，约摸还有一间教室那么大小。我爸爸每年试着在地里种上不同的植物。我记得种过青菜，菠菜，大蒜，西红柿，向日葵，还有香瓜。我爸这个人细心，侍弄庄稼一丝不苟，而且严格地按照季节和栽种程序，从育苗到施肥，不允许出一点偏差，我们的菜地总是收获甚丰，令人羡艳。
比如说吧，决定种香瓜的那一次，我爸提前一年就开始做各种准备。那个夏天我们家里吃的香瓜最多，因为我爸需要考察和辨别各种瓜的口味、肉质、形状、香气，以挑选出他认为最好的。选出了种子，他又专门用麦草在灶膛里烧出一大盆草木灰，凉透之后，拿水调和了，再把瓜种搅进湿灰里，捏成一个个烧饼那么大的灰团，贴牛粪饼一样贴在墙根上。第二年开春，地里上足了肥，耙细了土，开出沟垄，赶在清明节那天，我爸郑重其事扒下墙上的灰团，打散，润湿，怕虫子糟害，还拌上少许农药，然后连种子带灰下到地里。这样一系列繁琐的程序，你想想，是不是心思特别慎密的人才能够做到？
可惜香瓜的收成不好。不是瓜长得不够多不够大，是我们院子里的窥视者太多了，香瓜总是成熟一个消失一个。偷瓜的原因，半是嘴馋，半是好玩。“偷”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刺激的，我承认我就偷过自家地里的瓜。瓜被偷了，我爸我妈还不好意思声张，因为都是同事的孩子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能为了这点东西让同事难堪吗？
下一年，我爸不种瓜了，改种一样令人称奇的植物：人参。
人参这玩意儿，在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了。野山参，药店食品店百货店都有卖。西洋参，那更是铺天盖地，炖的喝的嚼的含的，各种制品各种包装，价格便宜得吓人。可是在我们小时候，人参真的是一样“此物只应天上有”的东西，大多数的老百姓别说吃，根本连见都没有见识过。我爸说要种人参，全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涌过来看稀奇。大家最关心的是人参种子是真是假？从哪儿搞来？我爸当然作了回答。他是怎么答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的只是那种子的模样，鲜红鲜红，赤豆大小，具体地说有点像相思豆。
春天下种，到了秋天，人参苗长到一尺多高。印像中那些苗株的形状像是野菜，也就是沟边墙角篷篷勃勃长出来的那些东西。林家老头子天天都要蹒跚着脚步走过来看，他老人家第一个表示怀疑，背地里告诉我们说，我爸肯定上了人家的当。接着我爸自己也怀疑了，因为过了中秋之后苗苗开始结果，果实长在植株顶上，一根粗粗的茎杆顶出一串，也是红艳艳的，一颗一颗圆滚滚的。天气再冷下去，除了果实还红着，苗株已经不可挽回地相继死去。拔出枯根一看，哪里有什么人参嘛，那些须须比老鼠尾巴还要细。
我爸要面子，坚决不肯承认是种子有误，他归结了一句话：气候不对。东北的人参在南方不能生长，就像南方的桔子在东北不能结果一样。
现在我该说说我们院子里的人了。先说我的好朋友林小妹。
林家有五口人：她的爷爷，就是前面说到的见了女孩眼睛会发亮的林家老头子。他大约八十岁，牙掉光了，胃口却很好，总是坐在墙根下给我们讲述他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然后抱怨他女儿林老师虐待他，一个月都不给他喝一回鸡汤。他认为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鸡汤，人参那些东西都是假的。“鸡汤大补啊！”他眼睛发亮地说。他的女儿，也就是小妹的“妈妈”，林老师，在县中教物理。个子矮小而敦实，烟瘾很大，脸色和嘴唇都因为抽烟而发黑。她的丈夫是去世了还是跟她离婚了，我不知道，从来没听人说过，那时候我也不关心这类事。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是一对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在工厂上班。我们院里的孩子都怕这两个大哥哥，从来也不敢抬头跟他们说话。当然他们也不会屑于理睬我们这些毛孩子，他们总是穿着回纺布的工作服，厚重的翻皮鞋，胳肢窝里挟着铝饭盒，脑袋昂得高高的从院子里走过去，很有一点“独行天下”的架势。
我说林老师是小妹的“妈妈”的时候，之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她实际上不是小妹的亲妈妈。小妹是林老师弟弟的孩子，弟弟家女孩子多，家境不太好，就跟林老师商量过继一个女儿给她，其实也就是请林老师帮忙拉扯大一个孩子。这样，小妹的身世跟狗儿就有一点点相似了。她们的年龄也相近，都比我大个一岁。但是小妹长得娇弱，个头只齐我的眉毛，一张菠菜叶子那么大的脸，总是苦叽叽的，愁眉不展的，动不动就会眼泪巴塌的，比狗儿更像一个拣来的孩子。实际上，凭良心说，林老师从来没有亏待过她，林老师对任何人都是那种面孔板板的厉害样，那是她的性格。
小妹有个特点：对女人生理上的构造特别感兴趣，而且故意要弄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不知道是为了吓唬我，还是为了满足她自己。在那个贫乏而无知的年代里，我们对性问题的知识的确苍白得很，大部份情况下都是胡猜乱想，主观臆断。
最大的问题是孩子从哪儿生出来。我们猜想过四个可能的地方：嘴巴，胳肢窝，肚脐，肛门。嘴巴生孩子的概念是从方明亮那儿来的，他好像说过，有一种鱼还是什么东西，孩子就是从嘴巴里出来，就像生病了呕吐一样，一吐一个，一吐一个。但是我和小妹仔细研究了一张人体构造图，否定了这个说法。因为孩子如果从嘴巴出来，必定要经过胃，我们很早就知道胃里面有胃酸，这样食物才能被消化。如果孩子经过胃的时候被胃酸一腐蚀，岂不是像食物一样被消化干净了吗？这肯定不对。
胳肢窝的说法，也是很早被我们抛弃的。大概很小的时候小妹向她爷爷问了这个问题，老头子随口糊弄她的吧。有一次我们郑重其事地抬着手臂，互相观察了对方的胳肢窝，意识到那地方根本就是平滑一片，不会有孩子冒出来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肚脐眼是孩子出生的地方，因为怀孕的妇女肚子最大，说明胎儿离肚脐最近，最方便从那里挤出来。小妹却坚持孩子从肛门出生的观点，根据是母鸡们都从肛门生蛋。为此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还认真地赌了好几天的气。后来和好的时候，为避免彼此伤心，我们谁都不再谈这个话题。
又过了两年，我偷看了我妈买回家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对这个艰深的问题模模糊糊有了一点认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来了例假，是个真正的女孩子了，我再也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讨论这一类的话题了。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上厕所，那厕所是座坑而不是蹲坑。我们舒舒服服坐着说笑的时候，小妹突然想到似的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裤子垫在厕所的边边上？”
我莫名其妙问她：“为什么要垫着？”
她一本正经地答：“不垫就会传染梅毒。”
我吓得屁股没擦就蹦了起来。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癌症和爱滋病，但是知道有麻风和梅毒，知道这两种都是极可怕的传染病，会烂手烂脚。我吓得有半年时间不敢上公共厕所，而且时时刻刻留心我的手和脚，看它们有没有红肿溃烂的迹象。
有一年夏天，小妹的身体开始发育，乳房稍稍地鼓胀起来，乳房里面还有两颗小小的肿块，手摸上去滑溜溜地会动。小妹把我喊到她家里，关上门，撩起衣服，一定要我摸，还问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记得小妹当时脸上的神情：有一丝神秘，有一丝兴奋，还有一丝紧张，眼睛里亮得像点着灯，说话的语气也急促，黄巴巴的小脸上飘浮着难得出现的红晕。
总之一句话，小妹这个人，身体的发育比较滞后，心理的成熟程度却是远远超过了我。与小妹相比，我根本就是个不愁心思的傻孩子。
方明亮，前面我也说过，是我们当中看书最多、学问最大的人。看书最多的原因，是他有个当县中图书馆主任的爸爸。他爸他妈是双职工，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方明亮放学都是不回家，坐在县中图书馆里等着他爸一块儿下班。这样，方明亮先是看小人书，再是看图识字的书，然后童话书、故事书、历史演义、名人掌故、游记、中外小说一路看过去，眼睛里看进了数不清的好东西。因为看书，他的眼睛就坏了，小小年纪戴上了瓶底厚的眼镜。还是因为看书，人看得有点傻，说话结结巴巴，反应也迟纯，跟他说句话，他会瞪眼看着你，半天才“嗯”，“啊”几声，一点不爽脆，挺没劲。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横扫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我们那个县中很早就是重点中学，藏书很丰富，那些古今中外的图书自然都是红卫兵们要横扫的对象。据说是准备把书统统搬运到操场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
方明亮事先得到消息，跑来告诉了我们。我们都是老师的孩子，从小在书堆里长大，对书都有感情。我提议说，不如我们夜里潜进图书室，把我们喜欢的书偷一些出来。方明亮先是吓得脸色发白，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我们叫上了小妹，叫上了小兔子，由小妹建议，又叫上了狗儿。小妹说狗儿机灵，会爬窗户，跑得又快，偷书带上她最好。
那个晚上我们的心情很激动，还莫名其妙地带着一些悲壮，好像革命志士们准备好英勇就义的那种感觉。我们互相商量好，如果被红卫兵发现，打死也不屈服，打死也不能交待出同谋者。谁招供，谁就是叛徒，是世上最最可耻的人。
结果却是一切顺利，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看管图书室。小兔子托着狗儿的屁股，把她送进高高的窗户里，其余人都在窗户下等着接书。四周漆黑一片，我们的身体在黑暗中紧张得发抖。狗儿胡乱摸出一摞一摞的书，从窗户里递出来，我们拼命踮起脚接下。有一本砖头样的书掉下来砸了小妹的脚，小妹疼得哭了，哭又不敢哭出声，就用拳头使劲堵着嘴。
第二天才发现，偷回来的书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大部份是中外小说，还有历史书，地理书，法律书，医学书，《中华活页文选》，甚至还有一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抢着要小说，不要那些看不懂的杂书，就由我统统囊括回家。那几年里，我没事的时候就从书架上抽一本，生吞活剥地看个大概。正是这些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懂得了知识是无止境的，懂得了人活着就要不断地奋斗求上进。我至今还记得《中华活页文选》中的一些短文，记得《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句话：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
偷出来的小说书不久就被我们辗转传阅翻得稀烂。我记得我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入了迷，负责看管的一锅稀饭溢出来，流得遍地都是米汤。我看《迎春花》的时候被我妈发现，那阵子报纸上正在批判这本书，我妈一见书拿在我手上，吓得夺过去要扔进灶膛里，又被我拼死抢救回来。我尖声大叫着哀求我妈说，这是别人的书，要是烧了，我就要拿家里的一套《李自成》去赔。我妈当然舍不得拿出《李自成》，只好罢休。
还有一些外国小说，《静静的顿河》、《九三年》什么的，我们看得很吃力，不喜欢，就拿出去跟院子外面的孩子换书看。有时候，以一本书做本，做生意一样，能换回来十多本书看，开心极了。
我们当中唯一对书不感兴趣的是狗儿。她为我们偷了全部的书，但是她自己不看书。我认为看书当然是好，不看书也不算糟糕，毕竟每个人有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所有的人一生要走的道路都不一样。
小兔子是另一个类型的男孩。他的大名叫赵华岚。我觉得他那个当校长的爸爸一点都没有创意，给小兔子起这么个毫无特点的名字，既不好读，又不好记。所以，除了在学校里，我们都不肯叫他的大名。小兔子比我大两岁，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初中生了。他个头高高的，身体发育得也壮实，皮肤很白，一双大眼睛像女孩子那样秀气，总是笑眯眯地看人。他的性格开朗，脾气也温和，从来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和校长爸爸的身份看不起我们，相反，他对女孩子有一种天生的友爱，天生就是一个怜香惜玉的好男人。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玩，喜欢走在他身边，看他白净温和的面孔，闻他身上干净清爽的气味，听他轻声轻气说话的声音。我们每天早晨一同从家里出发上学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会主动伸手勾住他的胳膊，一路亲亲热热跟他说话，不断地小跑几步，以便跟上他的步伐。我弟弟小山拎着他的书包，紧追慢赶地跟在我们身后，完完全全地被我冷落着，活像个忍气吞声的小书僮。我妈要是偶然看见这滑稽的一幕，便不高兴，为她的儿子不平，还委婉地提醒我：小兔子是男孩，女孩子跟男孩子不能勾肩搭背一道走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我妈又不好往太明白的份儿上说，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当小兔子的“跟屁虫”。
现在想起来，小兔子对我和对其他女孩子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的亲和疏。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所以他没有必要格外喜欢其中的一个。
有一段时间，文艺演出很盛行，老老少少、城市乡村，都讲究用表演的形式做革命的宣传。我们大院的孩子也被组织起来，拼凑成一个“革命宣传队”。我和小兔子联合排演了一个节目，叫“老俩口学毛选”。我记得开头是这么唱的：“收了工，吃罢了饭，我们老俩口，学呀么学毛选。”然后是一学什么，二学什么，学了之后有什么心得……连说带唱，很程式化也很热闹。
我们在院子里排练的时候，狗儿溜进来看。她背着手，靠在墙根上，脸上冷冷的，跟她说话，她也是爱理不理。起先我很奇怪，以为她是怨恨我们排练节目不带上她。可是这事情不能由我决定，这是大人的安排，我算个什么呀？然后有一次，她看我们排练完了之后，语调怪怪地说了一句：“你跟小兔子演老俩口，你不配。”我还是发傻，听不明白。小妹却懂了，她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狗儿她是忌妒你。”
看看，女孩子们小小年纪，心眼儿就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