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码头不像很多书中常写到的那样，是光溜溜青石板的，沿着河岸一排排整整齐齐逶迤而下的。这个水码头在我们大院的后门口，距离近得不肯给人一点点想像的空间，出了门槛，步下台阶，只需越过一条被菜地蚕食成裤腰带那么细的小路，再躲开一棵桑树伸过来的会勾住人头发不肯放手的顽皮枝桠，脚就站在了水码头的第一块麻石上了。
这是一块赭红色的麻石。
其实，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赭红”这种颜色，对于各种色彩细微分别的本领，我在成年之后才慢慢具备。我记得那时候的报纸上时不时喜欢引用毛泽东他老人家的诗词，其中的一首，开头是这么一句：“赤橙黄绿青蓝紫”。我对着报纸琢磨了很久，而后抬头，看家里的所有用具：桌子板凳、锅瓢碗筷，再把目光移向窗外，看绿树、黄花、白墙、灰瓦，最后跑出院门，看天空、大地、河流。我看来看去，不明白什么是那七种颜色中的“青色”，它跟“绿”和“蓝”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还虚心请教了方明亮，他是我们院子里读书最多、最有学问的一个，可是他也不知道，他挠着头皮，吭哧了半天，不能肯定地回答我：“就是那种小青蛇的颜色吧？”我盘根究底地追问：“小青蛇又是什么颜色？”他翻翻眼皮，再也答不上来了。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蛇。方明亮这么回答我，依据的完全是书本知识。在我们童年的世界里，人们以朴素和简单为美，除了大自然一年四季变幻出来的原色，生活中别指望能见到五彩缤纷，所以我分不清“青色”和“绿”、“蓝”的区别情有可原。我的脑子里更不可能有“赭红”这么一个高级到了奢侈的概念。我是在成年之后的回忆中才想明白那种颜色，那种跟大地和河流明显区分开来的沉甸甸的深红，并且从汉语的辞海中小心翼翼拣出这个“赭”字。
话头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水码头上来。那块赭红色的麻石，形状像个大枕头，中间还有个凹进去的坑，就像我们早晨起床，枕头上被脑袋压出来的痕迹似的。下雨之后，凹坑里会储存着一洼水，有一天我甚至在水洼里发现了一些黑黑的蹦来蹦去的小虫子。我妈说那是蚊子的幼虫，夏天蚊虫繁衍得很快，稍不留意，一对蚊虫父母就能在人的眼皮下面生出一大堆孩子。我觉得蚊虫真够了不起的。总之，赭红色的石头是我们那个水码头的醒目标志，任何一个路人从附近走过，老远就能看见那块与众不同的色彩，他心里就会想：哦，真不错啊，水码头就在后门口，够方便的啊。他会以为我们那个大院是什么重要场所呢，其实就是个教师大院，住的都是我妈我爸这样的中学老师。
看看，又说远了。再回来。从赭红色往下，石头的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细想起来，颜色依次应该是灰白色，淡黄色，浅黑色，褐色中带白色条纹的，土黄色中夹着灰色麻点的……总之，它们琐琐碎碎，完全地杂乱无章，而且有的缺了角，有的一边高一边低，有的断成了两半，有的下面空着一个洞，洞里能听到细微的水流声，蛐蛐儿叫一样。人在水码头上走，很需要一点勇气和技巧，因为当你一脚踩到石头的一边时，另一边会冷不丁地翘起来，让你突然间失去平衡，站立不稳，跟着一头栽倒，顺河岸骨碌碌地滚下去，弄得头破血流，或者一身湿透，让岸上的人看笑话。所以，年纪大的人一般不到这个水码头上来洗涮东西，来的都是孩子和年轻人，他们拎着要洗的东西，踮着脚尖，蜻蜓点水般嗒嗒嗒一路冲下去，在脚下的石头来不及翘起来的时候，人已经下到了最后一阶，站在跟水面平齐的地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回顾岸边。
有段时间我们学校里提倡学雷锋做好事，我对水码头动了脑子，花两天功夫削了一根木棍，用砂纸打得溜滑，拴截绳子挂在河边桑树上，旁边还附张纸条：给老奶奶们下河走码头用。结果我在后窗口趴了一整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奶奶们挎着洗衣篮，拐着小脚板，视而不见地从赭红色石头边走过去，不辞劳苦地赶到一百米之外的圆拱桥下，去踩那个水泥砌成的码头了。她们不理我这个碴儿，好像我的木棍是一个阴谋，木棍下面藏着害人的陷井似的。
于是我倍感失落。我一生气，从床底下掏出我弟弟小山和小水的两双脏鞋子，一路飞奔，出了院门，冲下码头，把那些七零八落的石头踩出咚咚的响声，而后在水边蹲下来，用劲地涮洗鞋底，哗哗地搅动水花，把码头附近的水面弄得一片浑黄。结果那天晚上阴差阳错得到我妈的表扬，她说我变得勤快了，眼睛里有活儿了，知道主动为她分担家务了。
挂在桑树上的木棍，当天晚上就被豁嘴婶婶毫不客气地摘走，成了她家门口菜地上的一根篱笆桩。我不服气，跟林家的小妹商量要把它偷回来，哪怕用来撑我们家的鸡窝门也好。小妹却息事宁人，劝我不要跟豁嘴婶婶对着干，她说，那人要是被惹火了，双手一拍骂起街来，妈呀，你能听得下去？那些脏话村话，羞也要把人羞死。我想了想，承认小妹是对的。真被豁嘴婶婶骂了，我可以装聋作哑，我妈可受不了，她会气得头疼，她一头疼，就要找由头骂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小妹跟我住一个大院，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全心全意为我着想。
这里既然说到了豁嘴婶婶，我想还是顺便用一点篇幅对她作个介绍。
豁嘴婶婶的家紧挨着我们的院子，我们院子是后门对着码头，豁嘴婶婶家是大门对着码头。这样说起来，她家距水码头其实比我们更近。我们院子从前是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高墙深屋的那种格局，门板上有斑驳的黑漆，中间一对铸铁的门环，台阶也高，一层层地走上去，就觉得很气派很轩昂。豁嘴婶婶的房子跟我们一比，就矮得够呛也小得可怜了，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男人，比如我爸爸吧，进她家的房门肯定要低头，光低头还不行，还得缩起肩膀，稍稍地侧过身子，才能勉强让身体通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我跟豁嘴婶婶做邻居的那些年里，我没有看见男人们从她的房门里进出过。一次也没有。豁嘴婶婶自己大概也不喜欢她的屋子，一年四季，除了睡觉和洗澡，其余的时间她都是呆在家门外，烧饭，煮菜，缝衣纳被，伺弄菜园子，骂街。下雨下雪的天，她就打一把油纸伞在河边小路上走来走去，串门或者赖在人家的房檐下望呆，活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
豁嘴婶婶的个头很小，不是那种娇小玲珑的小，是精瘦干瘪的小，整个的身子都在往骨头里面缩，并且越缩越紧的那种趋势。她的头发稀稀落落，前后左右都能看见脆薄发红的头皮，在她生气骂街的时候，一根一根的筋络就在头皮下突突地跳着，盘缠在一起的小蛇似的，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她的脸盘更是小得像一张菠菜叶子，皮肤腊黄，颧骨高高地耸出来，脸颊处又干巴巴地缩进去，衬得她那张豁嘴无比巨大，瞥一眼有触目惊心之感。那嘴巴是从鼻孔处一路豁下来的，豁到下唇处，刚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左右十分对称。嘴唇豁着也罢了，偏偏她门牙掉得也早，闭不拢的嘴巴终日敞成一个黑洞，走过她身边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到风从她嘴巴里呼呼灌进去的声音。有时候我就想，豁嘴婶婶其实生在北方更好，北方人天天吃面条，豁嘴婶婶的嘴巴吃面条再合适不过，嘴巴都不用张，稀溜溜地就吸进去了，就像抽水机的泵头吸水那样自然。
听人家说，豁嘴婶婶年轻的时候好歹还当过一回新娘子，新郎官是个挑担子卖针线的小货郎。做媒的人是这么想的：姑娘的娘家不算穷，姑娘自己不聋不哑，不痴不傻，除了破点相之外，一切都还过得去，嫁给一个挑担子的货郎，一点都不能算高攀。话是这么说，豁嘴婶婶的娘家毕竟心虚，相亲的时候就来了个“狸猫换太子”，让豁嘴的妹妹替她亮了相。到拜堂那一夜，小货郎兴致勃勃揭了新娘的红盖头时，蓦然一声惊叫，拔脚扭头就跑，黑夜里也不知道跑到了哪儿，从此再没有回家。豁嘴婶婶守着小货郎的破瓦房，就这么一过过了几十年。
豁嘴婶婶没有工作，又没有家产，全部的生活来源就在她东一块西一块开出来的菜地里。那时候我们的县城跟农村没有太明显的界限，城里的空地很多，家家户户都种着菜，养着鸡。豁嘴婶婶很勤快地把我们周围那一片的荒地都开出来了，结果所有那些本该是公家的地盘都成了她的自留地，种上了她的粮食，她的蔬菜。因为她是个可怜的寡妇的缘故吧，种了就种了，没有人跟她多作计较。我们院子后门外的那条行道路，就是被她一年年蚕食成了裤腰带那么细的小路的。
甚至她把我们那条小河的河岸也利用得很好，把河堤上的肥土扒下来，耙平，栽上了耐水的茨菇。每年初冬收茨菇的季节，我们总是候鸟儿样地在河岸上蹲成一排，耐心地看着她穿一双高腰的胶靴站在泥水中，用一把窄窄的锄头小心翼翼翻开污泥，然后伸手在污泥中来回掏着，掏出一把圆溜溜带尾巴的茨菇，扔进筐子，再掏出一把，又扔进去，没完没了，小小的一块河滩就像聚宝盘，里面长着总也掏不光的好东西。
茨菇的味道苦，大人们喜欢吃，小孩子都讨厌，比如我和小山小水，我们一闻见茨菇味必定要皱眉头。但是我们不讨厌看豁嘴婶婶收获茨菇，每年的那个日子都是我们的节日，甚至我们提前很多天就开始打听了：“豁嘴婶婶哪天收茨菇啊？”我们还央求她把收获日定在某一个星期天，只有星期天我们才不用上学，可以从早到晚地在河岸上蹲着，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圆头圆脑的小东西在筐子里来回地碰撞，你挤我，我挤你，越挤越多，多到堆成一个小小的山尖，然后豁嘴婶婶发一声话，我们齐唰唰地冲下岸，不管泥里水里就那么踩过去，七八只手抓紧了箩筐边，吭唷吭唷地抬上码头，抬到豁嘴婶婶家门口。早就有菜贩子在她门口等着了，过了秤，付了钱，一根扁担挑走。
收获过的河滩没有了茨菇叶的翠绿，变成一片丑陋不堪的癞痢头，阳光下羞怯地静默着，等着来年开春再一次地耕作。我们站在岸上，心里空落落的，很不习惯眼面前的这种荒芜。我们会互相哀叹：“茨菇没有了。”
茨菇没有了，意味着枯水的冬季来临了。这时候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往水码头看，码头变得好长，一级一级地往河床里伸展着，好像要一直伸进地球心脏的什么地方。可是，等我们真的从码头走下去，想洗菜，掏米，刷鞋，才发现码头还不够长，最后的一块黑色麻石离结着薄冰的水面还有一根擀面杖的距离。我们蹲下去之后，像做柔软体操一样，两条腿要岔开，身体从两腿间拼命地往下探，再加上胳膊的长度，才能勉强够着水。身子往前倾，短短的棉袄自然就往肩上耸，露出后腰一大块肉，河风从腰眼里呼呼地灌进去，胸前背后刀割一样地疼，然后痒丝丝发麻，跟着便没了知觉，成了一截冰库里的冻肉。伸进河水中劳作的手同样不好受，五根手指活像被乌鱼的嘴巴狠狠咬了一口，疼得钻心透骨，咝咝地吸气。拔出水一看，五根指头成了五根胡萝卜，弯又弯不拢，并又并不齐。迎风张开嘴，把手指轮番着送进嘴里含一含，嘴巴里像有冰棍在融化，指骨缝缝里有无数蚂蚁在啮咬，说不出的那股子难受。自己心疼自己，鼻子一酸，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流了眼泪又怕别人看见，赶快用袖口在脸上掳一把，手指僵僵地伸进掏米箩，木棍子一样地捣咕几下，管它干净不干净，水淋淋地拎着往岸上奔。滴水成冻的天，沿码头整整齐齐一长条冰线，那都是我们菜篮米箩里漏出去的水，是我们的杰作。
可是，冬天毕竟很快就过去，更多的季节中，水码头是我们游戏的天堂。那样的日子里，河面是宽宽的，河水是漾漾的，清风吹过来水草和鱼虾的腥味，还有沿岸的柳香花香。水码头变得很短很短，一半的石阶淹进了水下，我们高高的挽着裤管，把整篮的碗筷浸泡在水中，而后搀扶着向水底探险。总是下不几个石阶，裤子就湿了，沉甸甸地贴在腿根上。怕回家大人骂，扭头又往上跑，溅得水花比人还高。有时候竹篮子浸水太深，筷子漂起来，悄没声儿地逃出老远。等我们发现，慌慌张张折一根河边的芦苇杆儿去够，哪里还够得着？只好垂头丧气踮着脚尖回家，轻手轻脚将剩余的碗筷放回碗柜里。大人们每每很奇怪：筷子的折损率怎么这么高？莫非老鼠也惦记着它？
用竹篮子捞鱼是我们的一绝。鱼是很小很小的鱼，小得只看见眼睛，看不见身子。它们才刚刚破卵而出呢，成群结队地想着漂上水面见世界呢，就被眼尖的我们盯上了。这时候，两条腿站在水中，两只手紧抓住篮把，屏住呼吸，一动不动，耐心等着傻鱼儿游近，眼疾手快，竹篮子啪地一声入水，哗地一下子提起，哈，看这些惊慌失措的小东西啊，它们简直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小心地用广口玻璃瓶将小鱼儿捞进去，看着它们在瓶子里游过来游过去，慌慌张张，忙忙乱乱，搞不懂是高兴呢还是生气。我们会把事先准备好的饭米粒放进瓶子里，顺便再捞一两根水草塞进去。总以为瓶子里有吃有喝，应该是小鱼儿的天堂了。可是第二天早晨，眼睛一睁，急急忙忙去看窗台上的玻璃瓶儿时，鱼儿总是无一例外地成了僵尸，肚皮朝上，白花花地在水面漂了一层。天哪，它们真的是让我们失望和伤心啊，原本我们是盼着它们能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好心怎么偏偏就不能得到好报呢？
还有一次发大水，水流几乎要漫上河岸，水码头只剩下那块赭红色的石块飘飘荡荡。我弟弟小山突发奇想，从床顶上抽了一根挂蚊帐的竹竿，拴上一根纳鞋底的棉绳，绳头系上一枚弯成钩状的回形针，拎着就往河边跑，声称水大好钓鱼。我赶紧跟过去，原本是要看他笑话的，结果怎么着？他人刚往河边一站，回形针才甩进水中，棉绳立刻就绷成一条直线。他用劲把竹竿一提，银光唰地一闪，凌空里蹦起了一条手指长的小参鱼！可怜的傻鱼儿噢，居然会上一枚回形针的当。小山当时笑得合不拢嘴，可我心中忿忿，实在替那条鱼儿不值。
大水过来的时候，码头边会漂来许多好东西。绿莹莹的丝瓜，金灿灿的香瓜，粉嘟嘟的茄子，连在藤棵上的半红半绿的西红柿，有一回甚至还有一对并蒂的葫芦。那对葫芦是淡黄色的，胖胖的肚子，细细的腰，脑袋上还顶着两片嫩生生的叶儿。为抢捞这对葫芦，我们姐弟三个同仇敌忾，差点儿跟方明亮打了起来。后来方明亮提出猜拳，锤子剪刀布，谁赢了就归谁。我们家推出最小的小水出阵，结果是三盘两胜，小水赢了。遗憾的是葫芦泡水泡得太厉害，拎回家后，没等晾干就烂了一个洞，只好扔掉。
围绕着水和水码头，我已经罗罗嗦嗦说了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一小片天地对我的童年生活实在很重要，我在水边出生，在水边长大，对于所有城镇和乡村的河流，有着天然的喜悦和亲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便诞生在河边的这个水码头。
她就是随大水漂来的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