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中统元年（1260）七月，为了革除诸路行用钞法之弊，诏统一印造通行交钞，以丝为本，规定银50两易丝钞一千两。但通行交钞（丝钞）大概并未广为流通。同年十月，就改印造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以银为本，面额分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 200文、300文、500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仍依宋、金旧制以钱数（贯、文）为单位。当时久已盛行用银为价值尺度，故官私皆习惯以银单位称钞一贯为一两，100文为一钱，10文为一分，50贯为一锭。法定银、钞比价为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同时又以文绫织造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但中统银货并未行用，而以中统钞为唯一法定通货。

中统元年钞法由燕京行中书省主持制订、实行，主其事者为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世祖亲信谋士、掌书记刘秉忠亦赞行钞法。具体筹划者有左房省掾杨湜、交钞提举司张介、王涣等人，燕京行中书省置交钞提举司为主管钞政机关。中统二年立中书省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由左三部领钞法，以交钞提举王涣为左三部郎中；至元元年（1264）分立六部，钞法归户部兼领，仍以郎中提举交钞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总领财政，制府与户部没有隶属关系，而钞法在其总领范围内，乃别立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独立于户部；七年，罢制府，立尚书省总领六部，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也于次年复归户部兼领。至元二十四年，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改交钞提举司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仍隶户部。除都省（户部）所领交钞（都）提举司外，还先后设置过陕西四川西夏中兴等路交钞提举司、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分管地方钞政，并曾置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皆非常设。钞的印造，中统元年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下设有印造局，后改印造库（中统四年）、印造宝钞库（至元二十四年）。至元十三年，因临时需要大幅度增加发行量，于济南宣慰司下设印钞局，于大名置行户部，掌印造，次年皆罢。印钞初用木版，从至元十三年起改铸铜版；钞版每年更新，并毁去旧版。置元宝总库（又称元宝交钞库），掌料钞（新钞）收藏和关支；至元二十四年改称宝钞总库。燕京和各路置交钞库（又称行用交钞库），为兑换机关。中统末至至元初，禁民间私下买卖金银，必须赴官库兑换，乃于燕京和各路置平准库，大抵即原行用钞库立平准之法，合称平准行用交钞库，掌金银与钞兑换业务并昏钞新钞兑换；其未置平准者只称行用库。大德八年（1304），开金银私易之禁，许民间从便买卖，遂革去平准之名。

中统元宝钞法大略为：（1）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烂钞可持赴官库倒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30文；（2）料钞发到各钞库，随同发下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以为权衡，诸人持银易钞或持钞易银，即便依数支发，除收取工墨费外不得克扣迟滞；各钞库换到白银立簿登记，即储库作为钞本；（3）一切科差、课税皆以钞为准，并行收受；街市买卖金银丝绢粮斛等一切诸物亦皆用钞，按法定银、钞比价行用；（4）各钞库倒下昏钞，当即盖上毁钞印、点数记录封存，每季一次解赴中书省或各行省的烧钞库，由省官、监察官监督烧毁（后许非直隶省或行省的各路钞库倒到昏钞，就便在其所隶各道由宣慰司、按察司官监督烧毁）；（5）阻滞钞法者论罪，对印造行用伪钞规定了严厉的断罪条例，初定凡造伪钞，堪行用者为首处死，为从杖断，不堪行用者为首流远；至元十五年加重处罚，不分首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知情分买使用者、邻首知情不报者，亦依情节轻重杖断；挑钞（挖补钞值贯文，改小为大，如100文改为500文，一贯改二贯之类）者亦依重轻杖断；（6）自中统钞发行，各路原行用旧钞一律停止使用，民间持有者许赴钞库兑换。

中统钞发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限制，每年常在八万锭左右，多不过十余万锭，少则二万余锭；所印料钞储于总库，只是发下各钞库兑换金银、昏钞，一切经费不许借支；国用支出限在税赋所入额内，量入为出；各钞库所积银本充实，子母相权，兑换流畅，稍有壅滞，即出银收钞，使民无疑惑；一切科差、课税收纳及民间一切买卖专用钞，而钞少难得，遂“视钞重于金银”，因此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略无凝滞”。至元十一年，印数开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余锭，其后每年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增印的起因是由于攻宋兵兴，军费增加，以及在新占领的南宋旧境推行钞法的需要。十三年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易宋会子（中统一贯准宋会50贯），并废宋铜钱，禁止行用。

行用地区扩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统钞发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钞法，注意权衡，量入为出，亦不致败坏。但以阿合马为首的当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后，将各路平准行用库所储原发本银及兑换到金银逐次尽数起移到大都以邀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使民间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大失民信；又不计出纳多寡，印数没有限制，“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锭者”，大大超岁入之数。于是民间无本虚钞日益多而日益轻，物价因而腾贵。此外，政府钞法部门带头轻视钞币而重物重银，钞库官吏乘机图谋私利，如加价预先定买物品，妄增金银价格收买金银；又私下倒换，多取工墨钱以图利，而民间持昏钞到库却不能即时兑换，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钞库不按实际情况，限定每日倒换昏钞数目，甚至闭库不换，民间昏钞日多，买卖凝滞。如此推波助澜，使得钞益轻而物益重，钞值大贬。至元十八年王恽上书中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文）”，物价腾贵达十倍，钞的信用大失，以致“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值”。

自钞法渐坏，朝野内外多有议拯救之方者。少数人主张开铜钱之禁，恢复前代钱法，与钞并行。多数人则认为钞法独行实便，不宜杂以其他货币。他们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为：仍发银本到各钞库以安民心；出金银收钞，使流通钞数少而复重；量入为出，不滥支用（如刘宣建议岁支宜限在每年差税收入钞数的五、七成）；以及昏、新钞及时兑换以便行用等。至元十九年，中书省奏准颁行《整治钞法条画》，大略为：（1）重申原来的兑换金银比价（银每两入库价钞一贯950文，出库价2贯；金每两入库价钞14贯800文，出库价15贯）；（2）昏、新钞兑换每两仍收工墨30文，库吏人等不得习蹬、多取工墨或私下添搭倒换，违者依数断罪；（3）严禁私下买卖金银及官吏将钞库兑换到金银不行登记私下添价倒出，或假冒姓名用钞换出添价转卖，违者治罪。但是，对于保持钞库银本以信兑换、限制印造量和经费支用等根本问题，却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事实上，各钞库金银多已起移，有去无回，仍然是以钞易钞；钞的印造数在至元二十、二十一两年略有减少（年六十多万锭）后，二十二、二十三年又陡增两倍以上；盐、茶引价格及米粟官定折价从至元十三年前后起，又逐次提高了好几倍，等于官方宣布中统钞的贬值。所以，《整治钞法条画》规定的金银钞兑换及其比价，完全是不能实现的空文，钞法败坏、物价踊贵的情况未能制止，甚至更加严重。如至元二十二年盐每引官价钞15贯（至元十九年前为9贯），“官豪诡名图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80贯”（《元史·卢世荣传》）。钞既虚，金银私相买卖及官吏恃势倒买倒卖也难以禁止。时右丞卢世荣主持财政，奉旨整治钞法，率性解除金银私易之禁，许民从便交易（实际上取消不切实际的官定平准比价），并采取增加岁课及官营酒、市舶、铁器，立常平盐局，实常平仓粮等办法平抑物价以救钞虚，但未见成效，钞愈虚，物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