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三年，江南名士叶李被征召至大都。叶李献议改行至元钞法，谓以一抵中统钞五，造钞之费不增而可获五倍之利，并进钞样，遂诏命诸臣议更钞事。二十四年闰二月，召集廷臣议论钞法，决定采纳叶李之议。同月，立尚书省综理财政，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叶李为尚书左丞，二人皆力主更钞者。三月，尚书省奏准印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面额分二贯、一贯、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 10文、5文共11等，颁布行用条画，大略为：（1）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中统钞通行如故，公私通用；新旧钞母子相权，民间持中统钞赴库倒换至元钞，以一折五，并收工墨每贯30文，依数收换；（2）诸路仍置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银一两入库（买入）价至元钞二贯，出库（卖出）价二贯50文，金一两入库价至元钞20贯，出库价20贯500文；仍禁金银私相买卖，违者金银价值没官，并依数决杖有差；（3）包银及诸色课税并依旧额收纳中统钞，愿纳至元钞以一当五；盐引则新旧各半收纳（每引价中统钞20贯，纳中统10贯，至元2贯）；（4）街市买卖诸物如用中统钞只依旧价发卖，不得疑惑陡添价值；质典田宅等交易文契并以钞为则，不得书写斛粟丝绵诸物；（5）钞库官吏及收差办课人员在兑换、收纳中不得迟滞或刁蹬多取，阻抑钞法；委各处管民长官每半月一次计点钞库见存金、银、钞，若有挪用规取利息（如借贷、做买卖）者断罪；各路提调官吏不得赴库收买金银及多兑料钞。至元钞法所定金、银与钞比价，正式由官方宣布了中统钞贬值为原值的五分之一（以银兑换价为准，每两由2贯提为10贯；按金价则贬至六七分之一）。虽然官定的金银兑换价提高幅度仍低于实际的物价涨幅，但大体比较接近，有可能借以恢复正常的兑换和钞法运转。
至元钞发行后，即销毁中统钞版，从至元二十五年起停止印造中统钞。至元钞法规定至元钞、中统钞并行流通，政府原打算通过课税收纳中统钞将其尽数回收。当时行中统钞已近三十年，印造极多，至“省官皆不知其数” （《元史·世祖本纪》），民间流通量大，难以急收，于是二十六年闰十月桑哥奏请“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 （《元史·世祖本纪》）。实际上未能尽收，中统钞继续行用，公私均仍习用中统钞数为准计值。
至元钞颁行的最初三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印数分别为100 万、92万、178万余锭，数目相当大，当是出于兑换回收中统钞的需要。行用“未及期年，已觉滞涩”（吴澄：《刘宣行状》），诸臣多有言新钞不便者，关键仍在于能否保持金银作本称提和不滥支用，二十五年，世祖召桑哥面谕：“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纸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桑哥传》）尚书省遵旨咨各行省，“钞本根底，休交（教）动者”。二十七年，桑哥又奏请将各路平准库兑换到的金银起运大都；次年，桑哥诛，尚书省罢，中书省遂奏请依原颁钞法将金银留存各路钞库做钞本，除已运大都者外，未运者不再起运。世祖准奏。至元三十一年，各路平准钞库所贮银计有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元史·成宗本纪》），金数不详。大抵在至元钞颁行的初期六七年内，各钞库存有一定数量金银作本以为权衡，金银与钞的兑换制度基本上能够实行。至元钞的印造数得到控制，从至元二十七年起降为50万锭，三十年再降为26万锭，三十一年19万锭。钞值在至元二十四年调整以后，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涨幅不大。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费支出相当大，“岁入恒不偿所出”，以至元二十五年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尚书省以钩考各省财谷征敛所得补之；次年，桑哥以此法难以再用，遂奏准用提高盐、茶引价（盐每引由中统钞39贯提为一锭，茶每引由5贯提为10 贯）及增加酒醋税额办法来解决国用支出。二十九年十月，丞相完泽奏：“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八万八千三百五锭，……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元史·世祖纪十四》）。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隐伏着钞法再次败坏的危机。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诸王驸马朝会，加赐金、银甚多（金一加四为五，银一加二为三），并增其江南分地户钞岁赐（每户500 文增为2贯）。六月，中书省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但金、银、钞赐与仍不绝。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只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大都（《元史·成宗本纪一》）这就使钞库平准机能大大削弱，“金银有入而无出”，兑换制度又遭破坏。十一月，中书省又奏：“国赋岁有常数……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其他支用又三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就是说，当年税赋（按规定在六月至十一月征收）收入之钞也已被使用去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之钞很难维持到来年税赋征收之时。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又奏：“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而“继请者尚多”，仍需支赐，世祖时代府库所积既被花用殆尽，又入不敷出，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钞本（库存料钞）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书省报告金、银、钞币岁入和赐与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数，右丞相完泽奏：“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三年正月，中书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成宗命“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以上均见《元史·成宗本纪》），赏赐有所节制，并停罢了海外战争的准备。但财政亏空已很严重，做佛事、营建、中买珠宝等项冗费远较世祖时增多，仍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支用，至元钞年印造数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万余锭，六年又增至二百万锭。实际上不能兑换的无本虚钞再度泛滥，物价踊贵。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谓其时“钞价贱，物价贵，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涨幅达十倍。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钞值大贬确是事实。据记载，大德末银的时价每两为中统钞20贯，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价又高一倍。官府收课的银折价也定为1∶20。民间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按郑介夫较夸张的说法，“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因用本少而获利大，“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这也加重了钞法的败坏。由于“金银有入而无出”，钞库无本称提，加以钞日益轻，金银与钞的兑换实际上陷于停滞，大德八年，干脆解除了金银私下买卖的禁令，各平准行用库皆取消平准，只称行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