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思“杨元元之问”
杨元元是在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半蹲着将身体悬挂在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这个以生命丧失为代价的、沉重的“杨元元之问”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杨元元没有找到成功的人生之路，反而陷入严重的生命困顿之中，并最终以自杀而落下了人生帷幕；二是“知识改变了命运”──杨元元确实学到了许多知识，她是大学高材生、研究生，可是她并没有因为知识的丰富而改变贫弱困顿的命运，相反却在知识的殿堂内结束了自已的生命。问题在于，杨元元获得的是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足以改变她的命运吗？其实，知识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基础，只有素质才能最终改变我们的命运。
据《新京报》的文章介绍，杨元元6岁丧父，自小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后经过努力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并携母求学。毕业时，杨元元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因学费昂贵，她不得不放弃。不过，她还是有机会去小县城当一名公务员，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后来她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当过教师，又在武汉某保险公司拉了一年保险，工作非常不稳定，生活依旧困难重重。杨元元也曾经出资几千元，和一些同学成立了《花语》杂志社，办过“小记者培训班”。可杂志社和培训班很快都夭折了，钱也赔了。2009年杨元元考上了上海某大学的法学硕士，她与母亲一起进出食堂，一同散步，同睡一张床。同学反映，杨元元没有朋友，也不主动与同学交往。加之，学校不允许家长住在学生宿舍，杨元元最终就在盥洗室内自杀身亡。据其母亲介绍，杨元元在事发前曾提到一些自杀事件，并感叹知识无法改变命运。
关于杨元元的自杀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议论和看法，心理专家认为，杨元元有80％的可能已处于抑郁症状态。笔者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杨元元自杀？并不是忧郁症，而是其人生中无法解决的难题；知识确实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但也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
第一，是贫困导致的极端自卑（软弱）与好强导致的极端自尊（自立）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孤僻性格。有困难从来不向同学、老师述说；生活中缺少朋友，生命中缺少爱人，人生中缺少人际关系与社会温暖。由于得不到他人与社会的帮助，无法抱团取暖。
第二，是其坚定的人生信念与现实遭际的巨大反差。她的信念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她奋斗多年学到了许多知识，名牌大学也毕业了，研究生也考上了，到了可以改变人生的时候了，但却没有任何起色，反而越来越糟──“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此一问的背后是：活着又有何益呢？自杀成了她可悲的选择。
第三，是其强烈的孝心和母亲无法过好日子的矛盾现状产生出的深深愧疚感。她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却让母亲经受着贫困与白眼，甚至连一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体制的冷漠与强大，让她感到无力也无法改变现状，于是萌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消极念想。
第四，对杨元元来说，“为何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问题恰恰可以转化为“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来理解。她学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取得了教育体制内的极大认可──高分优秀学生、考进名校、入读研究生等等，但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养不好家人与自己、解决不了面对的种种人生难题，于是她走向了绝路──自杀身亡──这即是命运！
杨元元事件不能当作个别的自杀事件来分析与理解，特别是她自杀前提出了“知识为何不能改变命运”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整个社会与教育的背景来看待该事件，为此，社会与教育界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教了学生一些什么知识？学生又学了一些什么知识？为什么杨元元这样的高材生学了许多的知识却改变不了贫弱的命运，反而却得出了“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悲观结论，并走向毁灭生命的惨烈之途？
二、我们教给了青少年什么样的知识？
杨元元以生命为代价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知识无法改变命运？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学到了知识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前途──好工作、高收入、在大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拜物教”的想法。近代科学的高歌猛进，对一切社会领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许多人产生了“知识拜物教”，以为有了知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虚幻和错误的观念。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杨元元在学校中学到了什么知识？为何一个名牌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无法在社会上寻找到一个可以养活自己及家人的职业？为何她做了多份工作都不成功？她的创业活动为何也以亏损而结束？许多青少年在学校中学习，往往在知识的接受方面获得成长，而生命却并没有同步成长，甚至出现了萎缩。他们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适应社会。
从知识的教育来看，我们的学校教育存在着两大问题：首先，一般而言，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1]这种对知识的“成果或结晶”式的理解，往往让人们以为知识就是“书本上的文字与符号”，是记载在各类教科书上的东西，于是，知识的学习成了对书本的阅读与记忆──先“认”，后“习”，再“背”，最后则为“考”。学生们、甚至老师们大多以为这就是学习的全部，岂不大谬哉！“知识”者，是由“知”与“识”二者构成。“知”是知道、知晓什么之意，相当于现在人们理解之“知识”。而“识”通“智”，指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既通晓天地之道，亦深明人世之理；既满腹经纶，又有深刻而有见地的新见。所以，知识的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知识与人格素养的培育，绝非仅仅是在学校和课堂中读书、课后复习、考试做题得高分而已。知识的学习强调的是人们在学习了许多前人创造的知识之后，涵育成智慧，产生创新性的见解；并且由自然之理的认识达到对做人做事之理的体会和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对学生们“知”的学习和掌握抓得很紧，也很有成效；但对学生们“识”的培养往往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略了，这导致许多青少年有“知识”而少“见识”，得高分、获高文凭却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如此，在进入社会之后，必然会像杨元元一样，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其次，现代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陈述性知识，是描述客观事物的特点及关系的知识。主要包括符号表征、概念和命题三种内容。所谓符号表征是指代表一定事物的符号。例如学生所学习的英语单词的词形、数学中的数字、物理公式中的符号、化学元素的符号等，都是符号表征。概念是对一类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是较为复杂的陈述性知识，如水果、物质、精神等。命题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陈述，是最复杂的陈述性知识，如“圆的直径是它的半径的两倍”等等。第二，程序性知识，这是一套关于办事的操作步骤和过程的知识，也称操作性知识。这类知识主要用来解决“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可用来进行操作和实践，又是关于认识活动的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例如，“如何有效记忆”及“如何明确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向”等等。我们的学校教育注重的是教学生“陈述性的知识”，却没有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程序性知识”，导致学生成为“盛知识的柜子”，而运用知识的能力偏弱。另外，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将知识分为四大类：（1）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主要是叙述事实方面的知识；（2）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主要是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3）知道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主要是指对某些事物的技能和能力；（4）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知识。现代的教育偏重于教学生“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却疏于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知道怎么做、知道是谁的知识”，使学生们难以养成知识的创新能力。在进入社会之后，难以获得较好较快的发展，使人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
况且，在校青少年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功利化的学习态度，这更加让知识的学习变形走样。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介绍，清华大学学工部做过一次学风检查，其中有一门课，选课的学生至少有40人，3次检查，每次上课的人数都比上一次少，最惨的一次打了上课铃只来了五六个学生，最终教室里也就坐着20个学生。 “不管是精品课还是别的课，上座率也就70％，和课程的好坏无关。”袁驷介绍，就是清华的精品课、名师讲的课，照样会有10％～20％的学生缺课。他说：“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带来很大的冲击，当代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和金钱价值观的影响。有些学生在学习上表现为学习目的不正确，学习态度功利化，甚至以能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物质条件为学习目标。”可见，当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往往成了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的灌输，学生以知识的背诵、接受、考试、获得高分为学习的全部内容。其实，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应该是用文化与文明培养人的生存能力，健全人的品格，滋润人的精神。然而现行的教育有时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教育与读书划等号，读书与考试划等号，高分与成才划等号。教育沦为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的灌输。据有关资料披露，2009年5月首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中的全国各省高考状元，没有一个在政界、商界和学术界脱颖而出。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些校园“杰出人才”一踏入社会却遭遇全军覆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立足于表层教育而非深入生命的根本进行培养，让这些“天才”只有知识的累积，却缺乏创新的能力，于是，很难在社会和工作中有大的作为。杨元元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教育下结成的果实。从某些方面，如知识的接受来说，杨元元应当说相当成功，顺利考上名校，顺利毕业，又以经济学小科的学历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虽然没有读成，但其实力已证明她在接受学校知识方向是相当成功的。遗憾的是，学校传授给她的知识并没能让其进入社会之后一帆风顺，她是学经济学的，却无法找到有足够收入、能够让其尽孝心的工作，连唯一一次创业活动也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确实要反省，当前的学校教育究竟教给学生们的是一些什么知识。
三、我们应该教给青少年什么样的知识？
承上所述，我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尤其是教育界一定要改变观念，从生命教育的视野来做好知识性教育，从而把对国民之文化素质、道德人格、做事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养成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一者能够为青少年进入社会获得成功提供条件；二来也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微软公司原全球副总裁、谷歌中国创始人、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先生认为：“大学四年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四年，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四年。学校除了要培养高智商人才之外，还必须培养人品好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好人品就是‘灵商’，团队精神就是‘情商’，否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成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全面发展。”[2]由杨元元毕业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厄来看，她的“灵商”与“情商”都是比较低的，更可忧虑的是，这不是杨元元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许多多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后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学没能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们的人品与团队精神。所以，我们首先要让青少年明白：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文”通 “纹”，是人为之为的意思，知识本身也就是一种“文”；而“化”则是“人文化成”之意，是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教化、涵养人们的性情，使之有教养、高贵得体、有风度、谈吐文雅、懂礼貌，这即是人们的综合素养问题。有许多人，他们知道得很多，在知识的水平上可谓是满腹经纶，但却没有“文”之“化”，表现为谈吐粗鄙，没有风度，不知分寸，缺乏修养，没有礼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似乎没有什么知识，书没读过几本，但却有风度，有雅趣，待人接物得体，这是父母的教育、风俗习惯的陶冶乃至个人注意使然。古语云“知书达礼”，我们许多青少年的悲剧往往是“知书”而不懂得“达礼”。由此，社会上往往有一些人表现得粗野、粗暴、粗鲁，无理性、无礼让的行为比比皆是，这是我们每个教育者都应当深刻反省的事情。怎么办？很简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将知识转化为“文化”，懂规矩，守礼节，既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更做一个文雅之士，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素质的人。
其次，要让青少年明白有“知识”并不等于有“德性”。知识是理性的结晶，理性可以认知世界、改变世界，可知识决不等于德性，德性是人之为人的东西，是人们一种内在自觉后表现于外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所以，对于在学校阶段的求学者而言，老师们一定要告诉他们：绝不能以学知识为学习的全部，还要学习如何做人，获得道德的知识，并努力转化成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人。因为，德性好者因其具有诚实、乐于助人等品质，而可以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基础，更是一个人人生幸福与快乐的主要来源。
第三，要让青少年明白有“知识”并不等于有“素质”。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素”就是白，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质”即特性、品质之意。所以，“素质”这个词最早的意思是人们天生具备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品质，如智力水平、反应能力、兴趣、注意力、敏捷度等。但现代的“素质”一词，其意义已经有所发展和变化，不仅仅包括人们先天的那些品性，更包括在这些先天品性基础之上，人们经过后天学习及实践所形成的那些品质，如德性、文化素养、审美能力、交往能力、表现能力、处理事物的能力，甚至一个人的体能亦被认为是其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的青少年们拥有了这些素质吗？21世纪是开放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较强的人际与社会交往的能力；21世纪是充满竞争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21世纪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获取、筛选、处理信息的能力；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高度的文化科学素质；21世纪是充满生机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发展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21世纪是法制社会，要求人们具备高度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如果杨元元拥有了这样的素质，她的人生一定不会如此失败，也绝然不会发生这起令人心痛的自杀事件。
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的在校学习过程，尤其是对将要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而言，一定要有关于人生设计、生涯规划的知识与素养的积累。一个真正有知识并能将知识转化为高素质的人，一定不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太高、太死，以至于造成强烈的现实与心理上的反差。杨元元及其母亲所规划的人生之路是：大城市生活，特别能赚钱的工作，要出人头地。于是她宁愿放弃到县城做公务员及其他比较稳定的工作机会，也一定要在武汉、上海生活，以至于遭遇到许许多多没有办法克服的生活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杨元元人生的高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导致她最终走向放弃生命的不归之路。所以，从根本上而言，杨元元在学校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但也仅仅是有“知”而缺“识”，她不会安顿生命，不会安排人生，不会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才而定地进行生涯规划。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教训也是十分沉重的。所以，不是知识，而是素质，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素质是知识、能力与德行的总和，是人们把知识化为能力、涵养成德行的综合体。古希腊有句格言 “性格决定命运”，而现代社会，素质就是命运。一个人的素质，决定着他在现代社会的命运；一个国家国民的总体素质，同样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只有把知识转化为“文化”与“素养”，并涵育出较高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可以在人生道路上成功的人，一个可以获得快乐与幸福的人。而只有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在总体上才能提高，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
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杜威则说：“教育即生活。”笔者认为：两者都只揭示了部分的真理，是否应该这样理解，教育应该让受教育者如何善用“生命”与怎样更好地“生存”与“生活”，这是当代教育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提升人之“生命”“生存”与“生活”的品质才是教育的真正核心所在。所以，有必要全面地推展有关生命的教育。笔者特别想把选修了“生命教育与生死哲学”课的一位女生写的一段话送给杨元元同学，虽然这已太迟了，但希望有她一样问题的青少年能够从中获得人生的启迪：
初上《生命教育与生死哲学》课我就喜欢上了，我想通过它能对生命的意义作进一步的了解。每次上课都认真听，用心领会，真的感悟颇深……人活在世上就是拥有生命去生活。生活像一粒粒芝麻，生命恰似一个香脆的大饼；芝麻附在大饼上，让饼更加香味十足。所以，不要让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来影响生命的存在，不要破坏这一关系的平衡……面对感情受挫而自杀的人就是把爱情视为了人生的全部，以为当爱情失去后，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生命也就被剥夺了存在权。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想法，爱情只是人生一朵美丽的花而已，爱情之花谢了，还会再开，而且人生之树上还会开事业之花和亲情之花和友情之花。不要因为一朵花谢了，就剥夺整株花的生存权。
也就是说，不要因为生命存在过程中一时的受挫，某一方面的人生状态不如意，便剥夺生命整体的“存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