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开国大将罗瑞卿受到林彪的残酷迫害，随后蹲了8年的牢狱。在监狱中，面对专案组的各项陷害，罗瑞卿都义正词严地驳斥，惟有一件事，他没有反驳，只能去解释，甚至向毛泽东写信。
这就是他的假党员问题。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1966年5月，由“二办”（当时规定，“一办”主要负责地方专案审查，“二办”主要负责军队专案审查）副主任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成立。
为了了解罗瑞卿在武汉军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情况，专案组走访了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上将。当专案组向陈伯钧提及罗瑞卿 时，谈到当时的组织生活。陈伯钧说：“在军校时，没有与罗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因为那时罗瑞卿确实还没有入党，所以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入党问题” 并没有在意。不久以后，专案组在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意外发现，罗瑞卿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 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专案组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罗瑞卿所写的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人 仍在世。但翻遍那人的几大本档案，仍找不出那人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 一个“入党问题”。
为了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专案组外调回来后反复同罗瑞卿面对面地核对这段历史情节。直至1967年11月，罗瑞卿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 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罗瑞卿向专案组的人谈起了有关他人党的事情：“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专案组的人立即说： “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
罗瑞卿稍加思索，写了近300字的材料。材料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39年等等。写完后，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了专案组。
罗瑞卿的假党员，要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罗瑞卿在四川南充中学时，学校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当时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同时，也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罗瑞卿和晚一年考入南充中学的同学任白 戈都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批进步学生。1925年，学校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任白戈加入了共青团，而罗瑞卿却没有加入。为什么没有加入 共青团呢？原来是因为供他上学的外公不许罗瑞卿参加任何党派，为了继续读书，他答应了外公的要求。
1926年夏，罗瑞卿从他家中偷跑出来，怀揣着进步的理想，寻找革命的道路。他到了重庆，首先碰到了南充中学时的好友任煜和王义林，便在二人就读的中法大 学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罗瑞卿认识了任伯芳，同时也知道王义林、任煜、任伯芳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听说黄埔军校招收革命青年，罗瑞卿和任伯芳就去报考 了，并双双被录取。在黄埔军校，罗瑞卿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苦于不得其门。进入军校一个多月后，罗瑞卿向一起考入军校的任伯芳提出入党要求。后 来王义林到了武汉，罗瑞卿在汉口见到了他，也向他提出过入党要求。他们都说，只要好好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关门的。然而，尽管罗瑞卿反复申请，但党组织并没 有发展罗瑞卿入党。
南昌起义前夕，罗瑞卿所在的男生队被张发奎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他担任了副班长。本来教导团也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船到了黄石，传来了南昌起义 的消息后，张发奎担心教导团也发生叛乱，所以到了九江后就把所有人的枪械给收缴了，并说愿走愿留自便。当天晚上，我党在教导团的负责人陈毅召集教导团中的 共产党员开会，决定除没暴露的党员外都分散，或去南昌找起义军，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不是共产党员的罗瑞卿看见进步同学纷纷离队，也准备走。他想先到武汉 找任白戈和他知道的共产党同学，再通过他们寻找党组织。就这样，罗瑞卿领了十几块钱路费又回到了武汉。结果，党组织没有找到，罗瑞卿却因伤寒大病了一场， 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927年秋天，大病初愈的罗瑞卿终于盼来了一个在南充中学的同学任启愤。任启愤是带着党的关系从上海到武昌的。他住进四川会馆，碰巧遇上了罗瑞卿，两个 人住在一间房里。最让罗瑞卿高兴的是任启愤没有把罗瑞卿当外人，而是带着他一起去汉口找党的关系接头人联系，并把他介绍给党组织。接头人说。湖北边界处有 一个100多人的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交通来时就把他送到那里去。接过两三次头后，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关系就断了。不久，因为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十分 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时还有个流行的说法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跑到罗瑞卿所居住的四川会馆来抓人，有好几次都差 点把他们抓了去。无奈之下，罗瑞卿和任启愤只好离开武汉来到湖南常德，而后又去了湖南澧州、长沙等地，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任伯芳，请他介绍入 党。但是任伯芳也失掉了党的关系，找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就这样流浪了大半年以后，1928年罗瑞卿和任伯芳一起来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
到上海不久，罗瑞卿知道和他一起到上海的任伯芳已经和上海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就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请求。1928年10月的一天，罗瑞卿和任伯芳走在南 京路上。任伯芳对罗瑞卿说：“现在你要解决党组织问题很难，党已经完全转入地下，一时半时解决不了。我说你不如这样，你就说你在军校已入党，失掉了关 系。”
“这样行吗？”罗瑞卿有点迟疑，感觉不合适。
“没什么问题。”任伯芳说，“你信头就写‘中兄’，并写明我是你的证明人，否则你的组织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想了半天，只能这么办了。”
就这样，罗瑞卿接受了任伯芳的建议，以失掉组织关系为名向上海的党组织提出恢复关系。
不久，中央军委派欧阳钦约罗瑞卿在上海黄浦滩接了头，简单地询问了他以后，就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并说由一个姓陈的交通与他联系。很快老陈就与罗瑞卿 取得了关系，并给他送来了生活费。就这样，罗瑞卿就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断迈向了革命道路，并且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步步升高。
然而，没有走入党程序的问题一直是罗瑞卿永远的心痛。遗憾的是，他没有向组织报告自己如此进入党内的经历，而且采取了编造入党介绍人和地方的方式。
罗瑞卿写出自己的入党时间和地点不合事实的材料后，当天下午“罗瑞卿专案组”就把材料上报。过了几天，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主 持人是吴法宪。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得意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
罗瑞卿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变成揪“假党员”的源头。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就这样，1968年，各地核查“假党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更为了从最高层那里来获得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可，罗瑞卿在狱中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 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 回到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洲，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个人一个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个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 都是坚决服从的……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不少重要职务。每想起此事心里总觉得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 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 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任何坏事。我在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主席和党的路线、政策、指示学习不 够，理解不深，没有执行好所致，决非有意损害党。”
毛泽东有没有收到罗瑞卿的这份报告已经不得而知。即使知道了对于党籍造假，他又能说什么？
后来，专案组找到了罗瑞卿提到的在上海与他接头的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证实了罗瑞卿所说属实。吴法宪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发现什么对他们特别有价值的素材。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了。
1973年底，在毛泽东的批准下，罗瑞卿被解除了监禁，“假党员”事件基本上没有人提及了。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入党手续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罗瑞卿的心 灵。1975年早春，罗瑞卿在福州治腿的时候，女儿罗点点从插队的陕北来看他。有一天，母亲郝治平把她叫到楼上。递给她几页写满字的纸，等她看完后，郝治 平说：“爸爸妈妈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原来，这是罗瑞卿写的关于他入党的这一段经历。郝治平接着说：“你都知道了，下楼去吧，你爸爸可能还有话对 你说。”罗瑞卿说：“你都知道了，这是爸爸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罗点点哭着说：“爸爸，我相 信你……”听到这里，罗瑞卿的脸色渐渐明朗起来，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抚摸着女儿的脸。
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又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1978年，罗瑞卿逝世后，在邓小平宣读的悼词中，对罗瑞卿的 入党这样写到：“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 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设计师邓小平通过这种方式，正式解决了罗瑞卿的入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