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的父亲“澳门王”何贤，在1952年前，无论是与澳门 的葡澳政府，还是内地的中央政府，抑或是广东省都无深入的交集，可以说与官方没有交往。但是，1952年他参与斡旋关闸事件，使得他开始涉足政治，受到各 方重视，并且随后还受邀参加国庆观礼，被毛泽东接见……关闸事件改变了何厚铧家族的命运。
广东是祖国的南部大省，与香港、澳门地区毗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们建交，从内地去澳门，要经过拱北海关。
拱北海关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人称“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它高大雄伟，像内地许多古城楼一样上面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城楼正中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石 碑。关闸是明政府为限制侵占澳门的葡萄牙人继续向北扩张而修建的军事建筑，每月只开放六次，以供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不开放时则用六张封条封着，不准通 行。关闸两边分别是兵营，立有高高的围杆进行隔离，双方军队都设有炮楼和岗哨，各有四五个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广东。
1949年广东解放后，解放军进驻拱北海关。关闸广东这边的守护军队换成了解放军战士，其他一切照旧维持原样没有大的变化。但是，1952年7月15日，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引发了一场战争，几乎酿成中葡大战。
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这时广东这边的岗哨是解放军战士。对面驻守关闸的葡兵，是来自葡萄牙非洲兵团的黑人士兵。7月初，解放军部队换了防。在关闸站岗的解放军哨兵中不少战士是北方人，从没见过外国人。由于双方哨位只隔几十米，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对对面的黑人士兵感到很新奇。
一天，对面一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才上岗，一没见过黑人，更没见过黑人如此解小便，见状忍不住就哈哈大笑。
这位黑人大兵一见解放军战士哈哈大笑，以为对方是有意取笑他，不由分说，便发起怒来，端着枪稀里哇啦指着对面的解放军哨兵骂起来。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解放军哨兵从对方的表情和样子看出了他的愤怒和不友好，也黑起脸来，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黑人哨兵见解放军还对自己指指点点，恼羞成怒，“啪”的一下就扣动扳机，打响了第一枪。两名解放军士兵立即还击，在战斗中还扔过去了一个手榴弹。与此同时，双方立即向上级报告，称受到对方突然袭击，要求派部队增援。
随后，双方出动部队进行增援，并还拉来了野战炮等重武器。可是，战斗一打响，这些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损失惨重。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立即封锁了边界，关闭拱北海关。澳门地方不大，平时靠从广东运进粮油副食供应市民，生活物资不能自给。解放军闭关后，澳门的粮食、水和菜等生活必需物资很快就物价飞涨，持续下去就会出现短缺，澳门变成一座“死城”，居民们是惊恐万分。
这时澳门谣言也是满天飞。有的传言说中共调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马上就要解放澳门；有的人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进行长期围困，使葡澳政府不战而降。确实，澳门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事关澳门存亡并且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葡萄牙驻澳总督，叫史伯泰。由于事态严重，他立即叫来了总督府经济局局长罗保。
罗保是澳门本地人，平时与澳门总商会以及中共方面一些人士有一些联系。史伯泰见到罗保后，叫他马上与中共华南分局有着联系的澳门南光公司打电话，就此事进行斡旋。
但是，对方回复公司负责人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结果，澳门总督府唯一与大陆联系的通道走不通了。
史伯泰无奈之下，只好另走僻径，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联系，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尽管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但事不宜迟，罗保立即驱车来到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府上，把史伯泰的意思转告马万祺，并且说：“政府希望你马上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
马万祺是澳门有影响的人物，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1949年曾组织澳门商会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纪念大会，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关闸发生冲突后，作为澳门人， 他也很着急。现在史伯泰派罗保来找他，他二话没说，马上打电话给广州中共华南分局，找到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准备转告澳门总督的求和消息。
关闸爆发冲突后，作为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受党中央之命，在广州负责主持解决关闸冲突事件。当史伯泰等人紧张地寻找关系与中共方面联系时，广州梅花村30号华南分局会议室也是彻夜通明，党政军负责人昼夜汇聚一起，商讨对策。
开始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如果对方再闹下去就出兵解放澳门，一了百了；也有的人主张马上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澳门实行经济制裁，逼迫葡澳政府就范。
叶剑英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脑子里一边进行思考、权衡。
众人发言后，与会者还是议论纷纷。叶剑英说：“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它们，很有道理啊！”
但是，接着他话头一转：“可 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还是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所以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呢？”有人问。
叶剑英说：“我看，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在叶剑英等人紧张地开会研究如何应付事态发展时，机要室来人说：“有电话要找饶彰风部长。”
饶彰风立即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当他接完电话，走进会议室时，直接来到了叶剑英旁边，俯身对叶剑英耳边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然后大声地对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个事件。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
经过商讨，会议最后决定，中方派中共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进行谈判，为此提出三个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我方的损失。
会议结束后，饶彰风立即叫来了黄施民、曹若茗，与他们谈话，把会议的决定告诉了他们。黄施民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就走！”
于是，黄、曹当晚搭乘花尾渡，来到了中山县的石岐。
第二天，他们从石岐乘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然后住在海关大楼。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已于昨日赶回了澳门，获知黄施民和曹若茗来了后，便从澳门驱车到拱北，与他们会面。
三人协商后，决定由柯正平通知罗保派人来关闸进行谈判。
罗保得讯后，立即向史伯泰报告。可是派谁去与中共方面谈判呢？史伯泰犯难了。罗保建议说：“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先生外，就是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先生。”
何贤本是广东番禺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广州辗转来到香港、澳门做生意，开设银行，1941年定居在澳门。他号称“澳门王”，平时乐施好善，做了不少的公益事情，在澳门人中有着较高的声望，并且他与马万祺、柯正平等人也关系密切。
罗保打来电话时，何贤正准备上床入睡。
对于关闸发生的事件，何贤已知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他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于是问保罗道：“现在政府一方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罗保把澳督史伯泰的意见告诉说：“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大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知道此事难以如此搪塞过去，便对何贤说：“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每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了，不是吗？”
何贤是心装澳门人的商界领袖，罗保这么一说，就不再计较了，便答应去试试。但他临了对罗保又说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做不了啊！”
罗保说：“贤哥去了事情就好办了！我在澳门静候佳音！”
第二天一早，何贤就与马万祺一道，双双乘车来到了拱北关闸。
进入海关大楼后，两人与黄施民和曹若茗见面，寒暄后便开始谈判。
但是，何贤和马万祺带来的史伯泰的口信，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何贤转达葡澳方面的意见后，会谈就没法深入进行下去了。因为葡澳方面不分好歹对错只要平息事态的意见，当场便被黄施民等人顶了回来。何贤和马万祺也觉得葡澳方面的这种态度难以解决事端，也不便如何说下去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返回了澳门。
何贤回到家中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先给罗保打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最后，他告诉罗保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
保罗知道此事拖延不得，央求何贤说：“麻烦你多跑跑呀！”
何贤回答说：“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政府仍是这种态度，你知道，跑一百次腿也是没用的。”
保罗只好把何贤的话再去报告史伯泰。
但是，史伯泰还是只答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条，其余两条死活不答应。罗保又把史伯泰的意见转告给何贤，并劝何贤去做中共方面的工作。何贤说：“我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份上，才答应再去。你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罗保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何贤便建议说：“我和马万祺去见史伯泰先生吧。”
罗保马上打电话联系史伯泰。
史伯泰同意接见他们。
于是，何贤和马万祺又驱车来到澳督府。
见面后，何贤首先向史伯泰转述了中方的意见，劝史伯泰说：“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死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出兵过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是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什么要求，你们也都只得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你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何贤才起床，罗保就打电话来了，说史伯泰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请何贤和马万祺再去关闸一趟。
吃了早饭后，何贤、马万祺又冒着烈日，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多年后，何贤回忆这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做传达，不多不少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这次一去，谈判终于成功。随后，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了道歉书。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得到了解决。
关 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一生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他在澳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经过关闸事件才在官方有了一席地位，以后与澳门政府打交道才多了 起来。1956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派何贤到中山县进行协商，希望在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澳门居民，得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同意。1958年，澳门 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是由何贤出面促成此事，从此，澳门的用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由于爱澳爱国，何贤和马万祺也在关闸事件之后多次受邀到北京参加各种 活动，甚至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若干年后，何贤的儿子何厚铧成为了澳门回归祖国后的首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
何贤与中共接上关系，与叶剑英正确处理中葡关闸事件关系很大。而叶剑英等人对关闸冲突，既坚持了原则性，又讲求了灵活性，推动了事情的圆满解决。随后，葡澳当局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较为顺利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