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赐姓、通婚、养子，乃李唐对少数民族的笼络政策，但是汉族士大夫仍旧维护儒家的诗礼之风，以门第自高，不与当权者来往、通婚，也不做官，甚者宁愿归隐山林丘壑之间，寄怀于草木幽花。这种风气虽然流行于魏晋，但是起源却在两汉。唐代赵郡李氏出身并非名望，但是唐太宗深知对这些世家大族名流宿儒是轻视不得的，尽管实际上已愈来愈不重要了这里可以太宗命令高士廉编撰《氏族谱》为例来作说明。
据说高士廉书成之后呈太宗审阅，太宗甚为不满。因为《氏族谱》姓氏排列，仍以门第高下为序。崔、卢、李、郑顺序而排，把堂堂皇家李氏反而排在第三位，这也太不识时务了。太宗说：我于士族向来是很尊重的，但是崔卢李郑门第排列的顺序只能说明过去，当今形势已经大变，为何还要照过去的门第排列。因此他命令高士廉重新改撰，应该按照唐以后在政府中的实际职务、品第排列。如崔家排在第三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一来《氏族谱》也就被搁置下来，没有出版问世。
684年武则天以皇后即位，这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件空前未有的大事她在位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后以女子当皇帝在儒家的思想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如长孙无忌、褚遂良被贬谪是理所当然的。但徐敬业举兵反抗，骆宾王为文讨伐，还有人给她捏造罪名，肆以人身攻评。一句话说，就是她是妇女而做了皇帝，虽然如此，她特别提拔从进士科出身的文人学士，确是针对那些自名诗礼传家的门阀制度而发。于是中宗时就又有柳冲等授《姓氏系录》，距武后在位中宗复辟（684－765）已将百年，形势又有改变。就姓名的方式来看，似乎也有微妙的反映。
姓氏中关于婚姻民族是不能随便改变的。汉代以后，姓名的形式己基本定形，唐代重科举考试，不重门第而重诗文。用现在的话说，诗礼重视素质道德，而诗文重在个性自由和才华。但是百年之间进士科出身的人愈来愈多，风流倜傥，不尽合乎礼法的也愈来愈多。当时进士科出身的人每年春秋佳节要在雁塔聚会，饮宴赋诗，歌伎伴奏舞蹈。当时同年诗友有雁塔题名之举，不直接称名而以数字为序，代替过去伯仲叔季的行第次序。如白居易不称居易字乐天，而称做白二十二居易，李商隐称做李十六商隐，杜牧称做杜十三牧，杜审言为杜十五审言，杜甫为杜二甫，杜佑为杜十佑，陆贽为陆九贽，贺知章为贺八知章，骆宾王为骆四宾王等等。近人岑仲勉从唐人诗文集中经过考证作《唐人行第录》这一类行第录终究因何产生？岑仲勉认为原始于唐人登科记，如清代的同年录就是它的绪佘，记进士之名字、籍贯、排行、三代履历及妻子等。他明确说“乃雁塔题名之扩大化”。关于行第的排列方法，有从父亲的兄弟辈计算的，有从祖父的兄弟辈计算的，因此一人可能有两个数字排列。如白居易同胞兄弟只四人，从祖辈计算，他的行第为二十二如韩愈行第十八，岑氏考证乃从曾祖行辈算起。由于行第计算方法不同，因此所出行第录（亦名讳行录）等书，常有记载错误。研究文学家的着作和历史，《唐人行第录》是很有用的参考书亡友高海夫做过一篇《李循元锡考》（《陕西师大学报》 1994年第4期）。他之所以做这篇考证文章是因为对李儋元锡终究是一个人（一名一字）还是两个人发生疑问，在几本文学史和选诗着作中都不清楚，各说各的，所以他做了这篇《李儋元锡考》的考证文章。我不关心考据文章，并未细看，而是近来为了做《姓名的故事》我才读了他的这篇文章的。他的文章开头就引用韦应物《寄李澹元锡》一诗提出终究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韦诗是许多人所熟悉的，我也读过、特引之如次：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李儋元锡终究是一人还是两人呢？我对唐史和唐文学的了解都很疏浅，不过就名和字有相应之义出发，我完全同意高海夫的考证。李儋字幼遐、元锡字君为两人。因从詹之字有瞻望远望之意，所以名澹字幼遐；锡有赐贻之意，故元锡字君脱。我因为想到姓名与知人论世的关系，所以做《姓名的故事》，我认为岑仲勉的《唐人行第录》以及其他讳名录之类，决不认为古人“歌功项德”而全盘否定或者烧毁唐人虽然流行数字行第，是否与进士科的人才升降有关系，还应另行研究的。唐代虽然流行行第，但汉代以来一名一字（或先名后字）的方式有唐一代并未停止。如韦应物有《将往江淮寄李十九澹》诗，那么李澹以数字为行第，应该是“李十九”了。还应指出：元代江淮一带农民起义领袖中，以数字为孩子取名者颇多。如张士诚原名九四，朱元璋原名重八（即八八）。其数之大，不但包括父辈行第，而且包括曾祖、祖父行第在内。我不知道唐代时江淮一带民间是否已经流行数字行第，这确实是一个新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