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北宋·南安水头镇朴兜村人（一称晋江人）。自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至政和元年（1111年）卒，53年中历事五朝，为官38任，其中外任就有43年，居丧守制 3年，在朝任职不上8年，但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是著名政治改革家，神宗皇帝的一名重要顾问，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 。
身世
《宋史》称吕惠卿是“泉州晋江人”，《泉州府志》载“南安人”。据南安《吕氏族谱》记载，吕占衍传到第五代吕晏，迁居晋江七都（今安海）草垵村，吕惠卿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在草垵村出生，幼年随父亲居泉州相公巷。
父吕畴，习吏事，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性格刚直，为官清廉，有政声。为漳浦令。县处山林蔽翳间，民病瘴雾蛇虎之害，吕畴赦民焚燎而耕，害为衰止。历漳浦、衡山县令。后通判宜州，侬智高入寇，转运使檄吕畴与兵会，或劝勿行，不听，将二千人蹑贼后以往，得首虏为多。为开封府司录，鞫中人史志聪役卫卒伐木事，吏多为之地，吕畴穷治之，志聪以谪去。终光禄寺卿。吕惠卿幼承父风，办事干练有始终。
吕家与曾公亮（宋·宰相）家邻居，又有姻谊关系。曾家意欲扩建府第，吕畴、吕惠卿父子遂成人之美，腾出地皮予曾家。在地理大师黄应钟的指点下，另择新地，举家迁居南安县水头镇塔丰山昆仑垵，即今朴兜村。吕畴是朴兜村的吕氏开基始祖，而吕惠卿是二世祖，衍传至今在海内有一万多人，包括海外有二三万人。因此，准确地说，吕惠卿是南安人。
目前朴兜村吕氏家庙还祀奉吕惠卿神位。其故里还拟开辟“吕惠卿纪念馆”。南安石井镇大奎村还留有“吕惠卿祠堂”遗址。大奎村是为纪念吕惠卿之四世孙、南宋抗元民族英雄吕大奎而题名的。大奎村现在还居住着吕惠卿五世孙、大奎长子吕温的后代。
变法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惠卿登进士第，授真州推官。秩满入都，枢密使曾公亮荐为集贤殿校勘。当时王安石主持集贤院，见王安石，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情甚密。吕惠卿的岳父高惠连于熙宁元年（1068年）去世，吕惠卿的父亲吕畴于熙宁三年（1070年）病逝，墓志铭都是出自王安石之手。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政，推行变法，极力举荐志同道合的吕惠卿。 吕惠卿的政治、学术思想，王安石了解最为深刻，他向神宗进言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之者，独惠卿而已”（《宋史·吕惠卿传》）。司马光等人力排新法，变法举步维艰。熙宁二年十一月，吕惠卿利用进讲机会，引经据典当面驳倒司马光的“曹参不变萧何之法、得守成道”的反新法言论。
当年，为陆续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助役法、保甲、农田水利法、均税等新法，朝廷设置“三司条例司”，任命惠卿为条例司考核审定条例的“检详文字”。不久，惠卿升任太子中允，历任崇政殿说书、集贤殿校理、判司农寺、国子监、军器监的主管官员等职，还任过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和宰相府具体办事的都检正。王、吕二人互相配合，刷新国政，王安石“事无巨细，皆与之谋”，“凡有建请章奏，皆出惠卿之手”。
他主管司农寺期间，“主行常平、农田 水利、免役、保甲诸法”，工作出色，成绩卓著，神宗皇帝赞曰：“吕惠卿言农行 ，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若司农，即天下事大定矣。”
吕惠卿主持国子监期间，积极建议学校挑选贡举，选通经术、谙政事的人主判太学，以有学行艺术者为教授。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王安石接受他的意见，罢停制举，整顿学校，从中央至地方，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择之人充任。
他主管军器监时，经一番整顿，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式，规定枪刀质量标准，又编制弓箭一书，供制造弓弩参照。自此，所制兵械精利，改善了宋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抵御能力。
变法的推行和吕惠卿的重用，引起保守派的攻击和中伤。保守派极力挑拨神宗与吕惠卿、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
司马光谏帝曰：“惠卿取巧非佳士，使安石受诽谤于中外，皆其所为。安石贤而大度，忙于世务，惠卿为安石谋事，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惠卿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帝曰：“惠卿进对明辩，亦似美才。”司马光曰：“惠卿诚文学辩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详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帝默然。
司马光又贻书安石曰：“诌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不悦。
青苗法之争
熙宁三年（1670年），时值大力推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掀起反对青苗法的恶浪，向变法派进行第一轮围攻。
司马光、韩琦（参见《泉州人名录·韩琦》）等人以王广廉在河北推行青苗法时，曾用“强配”的办法，并收息三分的个别问题为借口，夸大其辞，任意歪曲，对吕惠卿横加指责。
年轻的神宗皇帝对青苗法产生怀疑动摇，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公开表示：“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命不可不审！”神宗态度的变化 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是王安石因新法屡遭阻碍，“称疾居家”，奏请罢职，力荐惠卿为参知政事；二是曾一度主张变法的某些士大夫立马改变态度，同变法派割断关系，并反过来攻击变法派。
在这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严重时刻，吕惠卿以一位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坚定地同其他变法派一起力挽狂澜。
他一方面同司马光进行面对面进行剧烈廷辩，针对司马光、韩琦任意夸大事实、歪曲诬蔑县官靠法令威逼强借青苗钱一事，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予，不愿取者不强借。一“害”，一“利”，旗帜鲜明，言辞锋利，态度坚决，刺中司马光的要害。
另一方面 ，吕惠卿虑及一旦王安石去职，必定危及新法，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还“从容白帝（神宗）下诏，言终不以吏违法之故，为之废法”。同时，吕惠卿还即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挽留王安石。
由于吕惠卿等的坚决斗争，促进神宗迅速改变态度。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神宗的转变，使王安石继续执政，新法继续坚定地推行，变法派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重大胜利。“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
这个胜利的取得，吕惠卿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点王安石曾给予充分肯定：“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曾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市易法之争
会吕惠卿以父丧去，服除，吕惠卿被召为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判国子监，与王安石之子王雱同修《三经新义》。又知谏院，为翰林学士。
保守派并不因为失败而止息对变法派的攻击，相对地他们积蓄力量，变换手法 ，结成大商人──官僚士大夫──皇族、后族的宠大反变法联盟。以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开展了一系列以反对市易法为中心的反变法活动；司马光则列举“朝政阙失”六条，几乎涉及新法的所有的措施，对变法派进行全成围攻。
神宗在曹后（太皇后）、高太后的压力下，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罢相之前，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神宗诏命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政知事（副相）。
这时变法派处境十分困难，外有保守派进攻，内有变法派的分化， 一向被认为是坚定的变法人物曾布和市易倡议者魏继宗从内部反对变法。吕惠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可谓受命于艰难之时。吕惠卿坚持遵行新法，严惩攻击变法的郑侠等人，使新法守之益坚。由于司马光等人排斥新法，吕惠卿成众矢之的。守旧派讽刺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吕惠卿在参知政事任上，新法继续推行，市易法在众人支持下，并未动摇。两次灾荒（1073-1974年）期间，吕惠卿等变法派在汴京粜卖了数以万计的粮食，稳定了京师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河北、江浙等为地区，利用贮的青苗钱米，募集受灾农民兴建水利和从事其他工役，度过灾荒，这是变法前所未曾见过的。保守派所制造的借口，在事实面前失去了作用，使变法派取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戍边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韩绛为相不能制定新法，请复用王安石。王安石至，吕惠卿犹与共事。王安石复相，司马光一派遂集中力量攻击吕惠卿，离间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六月，《三经新义》编修完成，神宗特加王安石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
议罢制科，冯京争之不得。弟吕升卿无学术，引为侍讲。又用弟吕和卿计，制五等丁产簿，使民自供手实，尽椽雨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隐匿者许告，而以赀三之一充赏，民不胜其困。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上下议论。
郑侠奏疏吕惠卿朋奸壅蔽，吕惠卿怒；又认为冯京是异已；而王安国（王安石之弟）认为吕惠卿奸诌，而辱他。于是吕惠卿乘势报复，诬陷三人，皆获罪。王安石以之故，始有隙。吕惠卿为防止王安石重返朝廷，能用的手段无所不用。
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御史蔡承禧论吕惠卿之恶，邓绾又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罢吕惠卿参政政事，出知陈州。
熙宁九年（1076年），吕惠卿以资政殿学士转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初，延州常受西夏侵扰，汉、蕃兵各自为军，每战则以蕃部为先锋，而汉兵城守，伺便乃出战。惠卿为使汉、蕃兵和协团结，整顿军务，把汉番兵合一， “补守兵，而出其选以战，随屯置将。”边人及议者多言不可。路都监高永亨，老将，争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将入寇，吕惠卿以近世帅臣多“养威持重”，乃将牙兵按边，启师于东郊，遂趋绥德，抵无定河，历十八天而还。
不久丁母忧，诏于本奉外特给五万，惠卿更请添支万五千。御史劾他，将下扬州取奉历。帝曰：“惠卿固贪冒，然曾为执政，治有伤国体，姑责以义可缘。但削其误奉。”惠卿犹自辩。御史又论其方居丧，不应有言。诏勿问。
元丰五年（1082年），吕惠卿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入见，将使仍镇鄜延。吕惠卿曰：“陕西之师，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须在大形势下而为。”帝曰：“如惠卿言，是为陕西可弃也，岂宜委以边事？”数其轻躁矫诬之罪，斥贬单州，越年复知太原。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薨，哲宗即位，守旧派主国政，敕疆吏勿侵扰外界。
时，西夏屯兵于聚星泊，准备犯边。吕惠卿遣步骑二万袭夏人，斩首六百级，夏人遂寇鄜延。守旧派乘机攻击吕惠卿挑起边衅。吕惠卿见“正人”汇进，知不容于时，恳求散地。
右司谏苏辙条奏：“惠卿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狠傲诞，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使教导，以济其过错。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涂污无辜。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无不受株。安石对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争，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昔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故曹操、桓玄终畏而诛之。如惠卿之恶，纵未正典刑，犹当投畀四裔，以御魑魅。”中丞刘挚数其五罪，以为大恶。
元佑元年（1086年），惠卿被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责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中书舍人苏轼（苏东坡）当制，备载其罪于训词，天下“传颂称快”焉。
《泉州府志》引《百川学海》载：“吕惠卿与子瞻同在馆中，惠卿为安石进用，而子瞻外补，遂相仇。子瞻贬惠卿，谪辞极诋之。惠卿至贬所，谢表有说：‘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子瞻于邸报见之，笑说：‘吉甫终会作文字’。”
绍圣三年（1096年）十月，边疆告急。朝廷再次启用吕惠卿，复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后加观文殿学士、知延州。
《泉州府志》引《百川学海》云：“绍圣中，吕惠卿复知延州，途出西都。时程伊川居里，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且一觇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则过去已久。伊川叹曰：‘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在朝虽多可议，而才调亦何可掩也。’厥后，夏人欲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寨以备寇。寇至，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掳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腹背备受敌。留二日，拔栅去。小人固有其才哉！”
吕惠卿求撤兵，未获准。后以筑威戎、威羌二城之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拜保宁、武胜两军节度使。
晚年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徽宗立，吕惠卿易镇南节度使。因主辅曾布与吕惠卿有宿憾，徒吕惠卿杭州，而用范纯粹帅延。治吕惠卿上功罔冒事，夺节度使。
曾布去位，吕惠卿复武昌节度使，出知大名府。数年后，又以上表引喻失当，还为银青光禄大夫，责令致仕。
崇宁五年（1106年），吕惠卿起为观文殿学士、知杭州。坐其子吕渊闻妖人张怀素言语不报，吕渊发配沙门岛，吕惠卿贬为祁州团练副使，置宣州，再移庐州。后复任观文殿学士，为醴泉观使，致仕。
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骤致执政，王安石去位，遂极力排挤王安石，至发其私书于帝。王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事。由于吕惠卿背负对王安石忘恩负义的恶名，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他们都打出过变法的旗号，但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云。
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五月，吕惠卿病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弟吕升卿、吕温卿、吕和卿皆历官。《福建通志》皆有传。
著述
王安石说，经述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然惠卿治学专尚“通经术，晓政事”。欧阳修说他“文艺优通”。
《泉州府志》引《闽书》载：“刘后村说：考亭论荆公（王安石）、东坡门人，宁取吉甫（吕惠卿），不取秦少游（秦观）。其说以为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孙鸿庆觌序其文谓：‘辞严义密，追古作者’。”
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载：“惠卿有《文集》一百卷，《庄子解》十卷。”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朝廷设经义局，令王安石为提举，吕惠卿与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王雱同修《三经新义》。《三经新义》对《书》、《诗》、《周礼》作出新解释。
元丰元年（1078），惠卿向神宗皇帝上表章，并递上所撰《道德真经传》4卷（收入道教经籍总汇——《道藏》），希冀作为治国之道。
其他著作还有《孝经传》1卷、《道德经注》4卷、《论语义》10卷、《庄子义》、《吕吉甫文集》、《新史吏部式》2卷、《吕吉甫奏议》70卷、《县法》10卷、《弓试》1部、《建安茶用记》2卷、《中太乙宫碑铭》等。其中《县法》、《新史吏部式》、《弓试》和《奏议》，都是变法和经国治世的重要著作。
惠卿著作现在可以看到的有收入《道藏》的《道德真经传》4卷和收入南安《丰州集稿》的《县法·序》一篇。
评价
吕惠卿韬略雄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在王安石变法中，其才华出众，身兼数职，坚行变法，本末如是，肩负任而不辞；其博学善辩，“惠卿进对明辩，变似美才”（神宗语），力克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攻击，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虎虎气概；其才思敏锐，功业卓著，深得神宗帝嘉许 ；其学识精湛，著作甚丰。
由于他参与王安石的变革活动最积极、最坚决，始终不变，因而受到司马光等保守派最狠毒的嫉恨和攻击。司马光谏神宗皇帝说：“惠卿忄佥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鞭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
吕惠卿身后被《宋史》列入“奸臣列传”，后世连他的著作都毁没，在《四库全书总目录》收录的1259种中，《宋史·艺文志》所载吕氏著作一本也找不到。1987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古籍词典》，计收4900余条，吕惠卿的著作仍然一本也没曾收入。
近代，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吕惠卿的功绩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