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文集
《明史·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而为四卷，所录皆为明人的著作，其中经部收录书目九百零五种，史部一千三百十六种，子部九百七十种，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种，以集部为最多。四部之中，经、史多官修书，且史部又多方志，而集部皆属私著，可知其在有明一代的书籍中，占有极大的比例。集部又分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三类之中，尤以别集为最，计有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卷。总集类以部而计虽仅一百六十二部，但因系总录诗文，故亦有九千八百十卷之数。文史类者，即明人文评诗话之作，志中所录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而已。
明人文集，主要即指别集，是为集部中的主要部分。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超过千部，几近二万卷，数量之大，令人惊诧，但尚有漏而未收者，由此亦可略知明人文集之浩繁。
明建国之初，太祖文禁虽严，然而当时承元末的学风，文人士大夫们或敢于面对世事变革的现实，或避世而追求诗文唱和的雅兴，以一批由元入明的文人为先导，继之以一批后学，留下了为数颇多，且质量较高的文集。
据《明史·艺文志》中所载，洪武、建文两朝文集140 余种，其中不乏影响较大者。如宋濂《潜溪文集》三十卷、《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刘基《刘文成集》二十卷；杨维桢《东维子集》三十卷；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十五卷；贝琼《清江文集》三十卷；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练子宁《金川玉屑集》五卷；解缙《解学士集》三十卷、《春雨集》十卷、《似罗隐集》二卷。其中解缙虽入永乐朝，但其主要诗文均作于洪武、建文两朝间，况且他的身上依然带着浓厚的元、明之际的文人风气，当属元末明初学风尾声之代表，清修《明史》，目录名家黄虞稷将其收之于明初，实为卓见。
永乐以后，文风渐趋沉闷，文集成为官僚地位的象征，在通共五十余种文集中，以杨士奇《东里集》为代表的阁部大臣之作，成为当时文集之主流。此外较有影响的文集，也只有太子少师姚广孝的《逃虚子集》十卷，与志中未录的《逃虚类稿》六卷。
洪熙、宣德两朝文集仅二十种，较永乐朝而不及，成为明人文集的低谷。文化思想的禁锢得到了充分体现。
宣德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时候的文集中既保持了永乐、宣德以来的身份特征，同时开始有一些名流、才子以及下野官吏的文集先后问世，文集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著名的有周忱《双崖集》八卷，后人集佚的于谦《于忠肃集》十三卷，李贤《古穰集》三十卷、《续集》二十卷，倪岳《清溪漫稿》二十四卷。也有像刘溥、姚绶之类名流才子的文集，如《草窗集》二卷，《云东集》十卷等；有像徐有贞那样罢职官员的文集《武功集》八卷；还有著名学者薛瑄、吴与弼等人的文集《敬轩集》四十卷、《康斋文集》十二卷。在五十余种文集中，能够包罗如此丰富的内涵，明人文集开始摆脱了那种官僚气，成为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直接作用是明人文集在数量与范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化到正德五十余年间，可考的明人文集已达二百种左右，从数量上已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相埒，而著作者的范围则更远非前所能及。其中主要的文集有：刘定之《呆斋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一卷、《续稿》五卷，周洪谟《箐斋集》五十卷、《南皋集》二十卷，陆釴《春雨堂稿》三十卷，罗伦《一峰集》十卷，陈献章《白沙集》九卷，胡居仁《敬斋集》三卷，夏时正《留余稿》三十五卷，陆容《式斋集》三十八卷，桑悦《桑悦文集》十六卷，丘濬《琼台类稿》五十二卷，李东阳《怀麓堂集》一百卷，程敏政《篁墩全集》一百二十卷，吴宽《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补遗一卷），何乔新《椒丘文集》四十四卷，沈周《石田诗钞》十卷，祝允明《怀里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王鏊《震泽集》三十六卷，杨廷和《石斋集》八卷，杨一清《石淙集》二十七卷，章懋《枫山集》四卷，李梦阳《空同集》六十六卷，康海《对山集》十卷，王九思《渼陂集》十九卷，何景明《大复集》六十四卷，徐祯卿《迪功集》十一卷，王守仁《阳明全集》二十二卷，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
除去这些正式的文集之外，宣德以后，以奏议为别集的情况也逐渐多了起来，比较有名的如《轩?奏议》四卷，《姚夔奏议》三十卷，《余子俊奏议》六卷，《林聪奏议》八卷，《叶盛奏草》三十卷，《王恕奏稿》十五卷，《马文升奏议》十六卷，《刘大夏奏议》一卷，《杨廷和奏议》一卷，《杨一清奏议》三十卷。
到弘治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愈发明显起来，这本来是成化年间即已经开始了的变化，弘治初期因为孝宗与身边一批儒臣发起的整顿而暂时有所收缩，但是到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收缩便不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孝宗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与困惑不解。所谓明朝中叶才士的傲诞之习，便是以此为发端的，这种风气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明人文集当中。像祝允明、桑悦、唐寅等人，虽然未曾入仕，但均有文集行世。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取士的日趋成熟，入仕必由科举，一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将乡、会试三场试卷，亦多收入文集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丰富了当时文集的内容，并且为嘉靖、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开创了先例。
嘉靖以后，进入了明人文集的高峰期，《明史》中将其分为嘉靖、隆庆和万历以后两个时段。从这两个时段明人文集的数量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左右，均近四百种。这一时期，由于明朝人在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文集也进一步由官僚化走向了名流化。大多数文集不再是政治地位的炫耀，而是更加追求文人士大夫的本色。
嘉靖、隆庆年间的著名文集有：罗钦顺《整庵集》三十三卷，吕柟《泾野集》五十卷，杨慎《升庵集》八十一卷，陆深《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边贡《华泉集》四卷，王廷相《家藏集》五十四卷，湛若水《甘泉集》一百卷，毛伯温《东塘集》十卷，王以旂《石冈集》四卷，黄佐《泰泉集》六十卷，聂豹《双江集》十八卷，黄绾《石龙集》二十八卷，方献夫《西樵稿》五卷，霍韬《渭集》十卷，欧阳铎《欧阳恭简集》二十二卷，夏言《桂洲集》二十卷，严嵩《钤山堂集》二十六卷，欧阳德《南野集》三十卷，王艮《心斋文集》二十卷，王畿《龙溪文集》二十卷，徐阶《世经堂集》二十六卷，李春芳《诒安堂稿》十卷，范钦《天一阁集》十九卷，唐顺之《荆川集》二十六卷，罗洪先《念庵集》二十二卷，薛应旂《方山集》六十八卷，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杨继盛《杨忠愍集》四卷，李攀龙《沧溟集》三十二卷，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十八卷，谢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汪道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高拱《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张元忭《不二斋稿》十二卷，徐渭《徐文长集》三十卷，归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万历以后的著名文集有：张居正《太岳集》四十六卷，张四维《条麓堂集》三十四卷，俞大猷《正气堂集》十六卷，戚继光《止止堂集》五卷，海瑞《海刚峰集》十卷，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十卷，耿定向《耿天台文集》二十卷，顾宪成《泾皋藏稿》二十二卷，高攀龙《高子遗书》十三卷，屠隆《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真馆集》三十卷，冯时可《元成选集》八十三卷，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十五卷，罗汝芳《近溪集》十二卷，焦竑《澹园集》四十九卷、《续集》三十五卷，袁宏道《袁中郎集》五十卷，谭元春《岳归堂集》十卷，钟惺《隐秀堂集》八卷，董其昌《容台集》十四卷，张采《知畏堂文存》十一卷，张溥《七录斋集》十二卷，黄道周《石斋集》十二卷，张肯堂《莞尔集》二十卷，艾南英《天慵子集》六卷。
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略有代表性的而已，其实晚明的文集较前更加随意。霍韬、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是政治人物与当时军政之关系；王艮等人则反映了泰州学派等学术思潮；顾宪成、张采等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带有浓厚的时政色彩；王世贞等人的文集则是明代史学的代表；还有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等文学流派；汤显祖的文集体现了一代传奇戏曲创作与反道学的思想。可以说，明代的文集发展到这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
明人文集虽多，但内容参差不齐。因为明人的文集中，一般都包括了作者大量的诗与为人作的墓志铭文字，及一些主要的奏疏，如果不是真正有影响、有思想的作者的话，有时往往都只有些应酬诗文，而绝无实际的内容，不过为作者其人充一充门面罢了。
私人修史
私人修史，从中唐始兴，明中叶以后达到了高峰。当代的史学史学者们在谈到明朝私人修史的情况时说：“到了明朝，尤其是正德以后，私人修史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确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就中国史学发展之趋势而论，诚然如此。然而明代的私人修史，亦有其发展的特点，即明初较少，弘治后始有所增多，至嘉靖、万历后而成其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之特点。
私人修史是由于史家们痛感正史的失诬，他们希望通过私人修史以正视听。而这种本来出自正义的做法，由于加入了史家自己的思想倾向，私人修史也就逐渐成为宣扬个人所持史观的手段。明朝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寻求各种机会来表现自我，史学于是也成为了这种表现的方式之一。而这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史家们不必更多地在前朝史中去寻求抒发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去谈本朝的历史。因此，不仅是私人修史，而且是修本朝史，成了明中叶以后史学的一大特点。
自然，明人也修前朝史，除去官修的《元史》之外，私人所修的前朝史还有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冯琦的《宋史纪事本末》，张溥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和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明朝是取代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建立的汉族地主政权，元朝的遗臣当中，尽管有人不肯与新朝合作，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却也不会从遗民的角度去追寻元朝的历史。于是修本朝史也就成为了士大夫们通史而知典的象征。
较早的明人私修国史有刘辰的《国初事迹》一卷。刘辰早年曾从李文忠幕下，建文中累官知府。永乐初以知国初事，与修《太祖实录》，因得私述国初史事。此为明人较早私著国史者，其后即不复多见，直至弘治以后才有所发展。其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顾粦《国宝新编》与徐纮《名臣琬琰录》之类的史传。史传虽然是传统史学的基础，但是明人所作史传，重于记述，失于褒贬，缺乏明确的史家批评之眼光，资料性强，史论性差，虽然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却绝非上乘之作。正德后，私人修史的风气渐浓，一批较有成就的史家也相应而生，如王世贞、薛应旂、焦竑、朱国桢等。
王世贞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与顾璘《国宝新编》和徐纮《名臣琬琰录》等已有明显的不同。王世贞的这部传记不是一般罗列人物生平，而是比较明显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史观。明朝自嘉靖以后，政出内阁，首辅地位尤重，因此首辅位置成为政争的焦点，王世贞有感于此而作首辅传，以示嘉靖以来明朝政治之关键及政争之根源。王世贞还不同于以往史家们人云亦云滥用史料的做法，开始对于史料进行考辨而作《史乘考误》，这种考证方法与他对明代掌故的探寻，构成了他的治史风格，也使他成为明代史学最高水平的代表。待到李贽著《藏书》、《续藏书》，不仅强调了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而且一改旧日的说法，在人物传中注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使明代的史学走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焦竑，是万历年间翰林院修撰，并曾应聘与修国史，但未成书而事罢，仅成《国史经籍志》六卷，且书中讹误颇多，不为后人所重。然其因修史而辑成的《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则成为有明一代内容最为丰富的人物传集。书中收入明建国至嘉靖中各类人物近四千人，分为宗室、戚畹、勋臣、内阁六部等朝廷官员及地方官员、王府官属、武职、义人、儒林、艺苑等。书中的人物传记多用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及旧传，实际上更像是一部资料汇编，但是其中所录人物之多，收集资料之全，均为前所未有者。
明代史家中，朱国桢也属著作甚丰者，曾作《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今虽不传，但有《皇明开国臣传》十三卷，《皇明逊国臣传》五卷，均为《皇明史概》中的内容，可见该书中人物传记系分类而作，且突出时段的特征，与《国朝献征录》不同。其中逊国之臣传，记建文遗臣事迹，是明人修史中较为系统记述“靖难之役”死难诸臣之私修史籍。朱国桢另著有《皇明大政记》三十六卷，以编年体记述自洪武元年（1368）至隆庆六年（1572）间史事，虽为后人批评其失于取舍，但叙事之详，仍多可取之处。
但明人修国史的代表作品还应当是郑晓的《吾学编》。《吾学编》六十九卷，以纪传体记述明史，自洪武至正德、嘉靖或万历，分记、传、表、述、考诸类。如《大政记》、《名臣记》、《同姓诸侯表》、《同姓诸侯传》、《地理述》、《百官述》、《四夷考》等，收集史料甚丰，也是明代私修的最为完整的一部史书。
尽管后人对明代史学的评价不一，但明代私人所修史书毕竟是明代私人著述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除去上述的史籍之外，还有如嘉靖间邓元锡的《明书》四十五卷、高岱的《鸿猷录》十六卷、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九十五卷、张朝瑞的《忠节录》六卷、朱国桢的《皇明大训记》十六卷、娄性的《皇明政要》二十卷、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谢蕡《后鉴录》三卷、薛应旂的《宪章录》四十七卷、陈建的《皇明从信录》四十卷、尹守衡的《史窃》一百零七卷、何乔远的《名山藏》三十七卷、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四卷、祝允明的《野记》、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五卷、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一百零六卷、张岱的《石匮藏书》二百二十卷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笔 记
明代的史籍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便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旧作四部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其内容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无所不录其中，内容博杂丰富，所述史事虽不必信，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政治事件、人物活动、阶级斗争诸方面，均可补正史之不足，其价值早已为史学界所共认。
明代的野史笔记，就其发展变化情况而言，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元末明初，元朝的典章掌故、太祖建国之事迹，记载纷纭，此为明代野史笔记发展的初期。其主要代表作品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叶子奇《草木子》四卷。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于野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正史。他们在身历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无不想将其所历记述下来。但是明初的文禁又使得他们不可能随意而作，因此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也就只能出于一些未曾追随新朝的士大夫之手。这些在后来被称之为“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的作品，在当时却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极高的称许。孙作在为《南村辍耕录》所作序中写道：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议论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
孙作是在明初入仕为官的，而且官至国子监司业，史称其“为文醇正典雅，动有依据”。他本人也曾著《东家子》十二篇，属于明初文人士大夫中的主流派人物。他对于《南村辍耕录》的称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中的普遍看法。
第二个时期是洪熙、宣德以后。经历明初文化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相对较少，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叶盛的《水东日记》四十卷。这时的野史笔记与明初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叶盛以进士出身而官至吏部左侍郎，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是上层士大夫的代表。因此他的笔记着重于官场中的轶事，及朝廷制度。至于《南村辍耕录》所记述的那些“闾里俚俗”之事，他是决然不述的，所以史称：“叶盛《水东日记》病其所载猥亵。”不去记述“猥亵”之事，是要表现出士大夫的高雅与官僚的身份，这也就难免将自己限制了起来，虽然是在作野史笔记，却总是脱离不了当时那种“台阁体”的影响，缺少了野史笔记的味道。
黄瑜的《双槐岁钞》十卷，也属这一时期野史笔记的代表作品。黄瑜以景泰年间举人而任长乐知县，政治地位远不及叶盛，因而笔记中也较少叶盛那种大臣之体。据说他在县官任上多有惠政。手植槐树两棵，因以为称。官衙双槐下的作品，毕竟不能同辍耕树荫下的作品相比，《双槐岁钞》虽然较之《水东日记》有所不同，但也仍然未能突破当时的文风，追求于掌故制度，士大夫轶事，加之神怪之说，殊少社会生活的记述。这种情况到陆容的《菽园杂记》时始有所变化，除去朝野掌故之外，旁及了谈谐杂事。内容开始丰富了起来。而陆容的时代也较之叶盛等人稍晚，《菽园杂记》已是弘治年间的作品了。与之相埒的笔记还有王锜的《寓圃杂记》，开始涉及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其中《吴中近年之盛》一文，记弘治年间苏州的变化，表现出士大夫们对于民间社会生活开始给予了注意。但是王锜更不同于黄瑜，他隐居故里终身不仕，这也就使其作品必然不同于那些官场中人了。
第三个时期是从正德、嘉靖直到明末。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而经济繁荣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活跃，野史笔记也处于兴盛时期。《明史·艺文志》中收录了明人笔记一百二十七部，其中大约一百余部是正德以后的作品，还有一些未曾收入，或者改入杂史类目之中。其中著名的有：郎瑛《七修类稿》七卷，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八卷，陆粲《庚巳编》十卷，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朱国桢《涌幢小品》二十四卷，田艺蘅《留青日札》三十九卷，焦竑《玉堂丛语》八卷，顾起元《客座赘语》十卷，谢肇淛《五杂俎》十六卷，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郑晓《今言》四卷，张瀚《松窗梦语》八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李乐《见闻杂记》十一卷，于慎行《穀山笔麈》十八卷。
这一时期的笔记，无论是出自名臣宿儒之手，还是出自府县官吏、布衣的士大夫，与前相比，均改变了那种单纯追求掌故记述的做法，笔记的内容更多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使人感到了明人笔记的丰富色彩。郎瑛的《七修类稿》分为《天地类》、《国事类》、《义理类》、《辩证类》、《诗文类》、《事物类》、《奇谑类》七大类，其中只有《国事类》与过去的笔记内容相近，其余六类中则多为《吴楚娶妇》、《蒙汗药》、《恶俗》等民间细屑之事。李乐的《见闻杂记》也以记述民间习俗风气等为长。其中记述晚明服饰的变化、市镇的典当行业、商界的牙人、地方官府的胥吏等等，都深入到了社会的细微之处，而其可贵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至于叙述明代社会风俗的笔记，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与谢肇淛的《五杂俎》则是更为典型的作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自序中说道：“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垅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也就是说他的记述，既来自父祖前辈，又来自垅间农民，加上他本人的经历所见，使这部野史笔记成为内容最为繁杂的作品。笔记中对于民间下层文化的种种记述，也反映了当时上下层文化的流动。《五杂俎》所述内容与之相近，而取舍则又有过之。谢国桢先生当年在《明清笔记谈丛》中曾将此二书作过比较，他说：
谈明代社会风俗的书籍，当首推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和谢肇淛所著《五杂俎》。《野获编》涉及的方面过于广泛，有时但凭传闻，不甚确切，且有近于猥亵的地方。谢肇淛《五杂俎》则记载得比较谨慎，且有识见独道之处。
《五杂俎》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记述，内容极为广泛，多有涉及社会风俗之处。但谢曾任朝廷中级官员，叙事时不如沈德符那样无所顾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张瀚的《松窗梦语》也是万历间的作品，他与沈德符、谢肇淛的情况不同，张瀚曾官至吏部尚书，是当时最高统治层的成员，此外，张瀚生活于江南地区，他的笔记中注意的不是异闻奇事，而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他虽然曾经作为朝廷要臣，但是作品中却并不追求那种漫述典故的卖弄，在《松窗梦语》中，包括了像《士人纪》、《三农纪》、《百工纪》、《商贾纪》、《时序纪》、《风俗纪》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涉及江南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形况，更是颇具价值的记述。我们倘若将其与叶盛的《水东日记》相比，就不难看出明人野史笔记的前后变化了。
第四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时期。从天启、崇祯间直到清初，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大多着力于记述明末的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或以清初的史事为主，其中有入清遗民的作品，也有清人的作品。但由于时代的变动，加之清初文字之狱的禁锢，野史笔记又走向了衰退，直到清中后期才重又兴盛起来。
专业类书籍
在明代的私人著述中，还有一些属于各种专业类的书籍，如农业、水利、地理、医药及其他自然科技类的著作。这些书籍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类专业书籍中，有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如周定王朱橚的《救荒本草》、邝璠的《便民图纂》、俞贞木的《种树书》、黄省曾的《稻品》和《蚕经》、张履祥的《沈氏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有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吴山的《治河通考》、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王圻的《东吴水利考》、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等。
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陈诚的《西域行程记》、马欢的《瀛涯胜览》、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张燮的《东西洋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以及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
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除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尚有李濂的《医史》、徐凤的《针灸大全》、缪希雍的《方药宜忌考》、汪机《外科理例》、王銮《幼科类萃》、薛铠《保婴撮要》、周子蕃《小儿推拿秘诀》等。
关于其他科技类的著作，还有利玛窦《几何原理》、熊三拔《简平仪说》、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方于鲁的《墨谱》、程君房的《墨苑》等。
在这些专业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徐光启《农政全书》六十卷，辑录了各种农学的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加以评注。全书分为十二项：《农本》三卷、《田制》二卷、《农事》六卷、《水利》九卷、《农器》四卷、《树艺》六卷、《蚕桑》四卷、《蚕桑广类》二卷、《种植》四卷、《牧养》一卷、《制造》一卷、《荒政》十八卷。其中如《农器》等均有图谱。后人评论此书道：“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
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十卷，书成于崇祯十四年（1641）。全书采用日记方式，科学记述了作者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崇祯十二年（1639）在各地进行地理考察的观察纪实。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记述，是世界最早关于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取神农本草以下诸家本草，汇集成书。全书分为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其中旧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种，由李时珍后补者三百七十四种。历三十岁，采书八百余家，三易其稿而后成。集本草之大成，无过于此书者。自清初刊行后，行医者无不家有一编。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综合科技著作。全书分十八篇，分别记述农作物的种植与收割加工、种桑养蚕、织染、制盐、榨糖技术，砖瓦、陶瓷、金属器物制作，车船制造，石灰、硫黄等矿石的烧制技术，采煤、造纸、榨油等技术，以及矿物的开采冶炼，兵器制作等。全书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为后人留下了操作与机械的直观形象，反映了到明朝崇祯时期的科技水平状况。
明代的科技类书籍在浩如烟海的明人著作当中虽然不多，但是与前相比，仍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且出现了像《本草纲目》之类集前人大成的著述。因此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明代科技的另一个特征，是西方科技的传入，一批思想解放的士大夫在接受西方科技的同时，发展了中国传统科技，徐光启、李之藻的著作即属此类。因此又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也代表了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