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之前，港脚商人们曾经在英国国内掀起一浪接一浪的讨伐垄断的呼声。他们向英国的工业资本家们鼓吹的信息似乎表明中国的四亿人民正在穿着树叶和兽皮，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期待着英国棉布！可是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结束之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政府和商人的考虑是不同的，政府觉得如果要更顺利的进行打开中国市场的行动，就必须和中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结束是一个很好机会，一个正式的外交官员——律劳卑男爵被派到了广州，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达广州。他的到来在广州掀起了一场风波。
在清朝官员看来，这个律劳卑和之前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没有什么区别，有意无意的他们忽视了律劳卑的政府官员身份，也许正是为了对付这种忽视，律劳卑采取了一系列堪称玩火的行动，首先他没有领取通行证就从澳门赶到了广州的英国商馆。然后他直接派了三个人，不经过行商在广州城门向清朝官员投递致两广总督的文书，文书的内容在律劳卑违反这么多中国的规定之后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其实他只是想告诉中国官员他作为一个英国政府任命的广州商务监督到任了。
这一系列行动激怒了两广总督卢坤和其他中国官员，也激怒了行商。中国官员愤怒于律劳卑不遵守传统的外交条例和规定。且不说律劳卑的行动本身，文书的名义就是违反规定的，并不是下级向上级文书的通用格式——“禀”，而是一封两国地位平等的外交文书。这是清朝官员无法接受的。行商们则愤怒于这种要求两国官员直接通信的行为挑战了他们一贯的权力。行商在8月底宣布停止贸易。卢坤停止贸易的命令在9月2日也下发了。律劳卑在9月8日贴出一张反驳的布告，四天之后卢坤发出了一份谴责英国人的布告，对于中国人来说，官方的布告是不能触犯的。律劳卑却做出了一个鲁莽的举动，他把帖在英国商馆门口的两广总督的布告撕了下来！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律劳卑甚至叫来了英国海军的军舰，开入了广州内河和守卫内河的清军炮台发生了交火，并且占尽优势，最后全身而退。
最后在英国商人的慎重考虑之下，他们还是决定停止武装行动。因为律劳卑过火的行动并不是处于贸易利益的考虑，最重要的鸦片走私贸易在这次事件中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他们也开始催促律劳卑离开广州。这和清朝官员采取的权宜之计是相同的。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律劳卑在9月19日悄悄离开广州。气急败坏的律劳卑很快在10月病死在了澳门。中英之间的贸易也恢复了正常。
无可置疑的，律劳卑不尊重中国外交一直以来的规定的这种行径，代表了日后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的态度，这算是一种预示。英国之所以没有立刻动武，显然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和他们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还存在幻想。当时最有利的鸦片贸易也没有受到影响。在这之后的两年当中，律劳卑对华商务监督职务的继任者们，无论是德庇时还是罗宾臣都在等待英国政府采取更有侵略性的行动。在英国政府下定决心动武之前，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和观望。不过这种沉默和观望总是会被英国商人们打破的，因为他们对于打开中国市场是急不可耐的。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罗宾臣在1836年12月12 日被英国军官义律上校接替，新任对华商务总监在1837年2月2日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报告表明了他要采取一种全新的强硬态度：
“看来在这危机时刻（当时鸦片贸易受到了影响____引者注）不时掀遣战舰来这里作短暂逗留会使得省政府放宽限制鸦片照易，或是加速合法化。这样，不管以什么途径或方式，都可以解除目前贸易的停滞状态。
我希望阁下会赞同我尊敬地请求儿位当局（印度总督和驻印度的英国海军总司令）做他们所熊做的一切来解救这项贸易的最主要部份（以安全、不使英王陛下政府为难为原则）：鸦片贸易的疲软势必严重危及整个英中贸易。”
鸦片的走私还将继续，这将给中国带来堪比失血的白银外流和堪比肿瘤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