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这正是《易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
《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任职轮船招商局，为抗法战争作贡献
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 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 “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 “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
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 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
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岁。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