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府手工业
明朝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司，布政司下设府（州）县。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附属有一定规模的官营手工业。据《大明会典》卷四载，布政司的所属机构有杂造局、织染局、军器局、宝泉局，府也设有杂造局、织染局，各局设大使、副使掌管。实际上，并非每一布政司和府都全部设有这些机构，如许多布政司就不设织染局。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手工业仍是靠司府下各局支撑起来的，它们是明代官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明代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织染、铸钱等方面，其产品用途，一是满足地方的各类官用。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布政司所铸钱数，“就于彼处官军收贮，听候支用”。万历四年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以佐海■之用”。二是起解赴京，归朝廷支配。嘉靖六年令河南及闽、广等处铸嘉靖通宝，铸完解京贮内府司钥库。而织染的段匹主要是解京的。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只是朝廷官手工业的生产场地，没有更多的自主权。下面就对地方政府手工业作一介绍。
1.织染业。
地方官营织染业大体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设织染局经营，一为临时设局织造。
明代地方上设织染局的布政司及州府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其他地方数量较少。《大明会典》的记载是：
浙江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
江西布政司。
福建福州府、泉州府。
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
河南布政司。
四川布政司。
山东济南府。
这些设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都有固定的造解定额，名为“岁造”。定额之外的生产任务有“坐派”和“召买”，坐派是奉旨增派的，召买是“一时急缺，令部买办者”。明代的岁造定额是三万五千四百三十六匹一丈六尺多，分别由浙江、江西等处造解。如：浙江布政司造一万二千八百十七匹，江西布政司造二千八百零二匹，苏州府一千五百三十四匹等等。
织染局的管理由大使、副使具体负责，而各司府的掌印官负责督造，验查催办由巡按御史掌管。巡按御史除验查段匹的质量外，还负责对织染局的工匠和生产状况进行稽考，“正统元年令各处岁造段匹等物，该府州县官将织染局见在各色人匠、机张及岁办并关支颜料等物数目，开报巡按官，以凭稽考”。
地方织染局岁造所需工料及价银的来源主要有：里甲税银。“各省织造银两，多出里甲丁田并无碍官银”。严州府织染局每年在淳安县取银六百八十两多，“于夏绢内征解”。
无碍官银。万历三年九月，工部议行应天等处抚按官，“动支无碍官银，令有司织造九万七千九百有奇”。
户工二部银。万历三十三年题派浙江各项袍缎二万余匹，料价三十八万三千余两，“计三分派办，户四工六”，共办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余两，浙江自办十二万七千七百余两。
地方主管官员用这些价银购买物料或给予工人。在折价盛行之前，各织染局所需工料一般由所属府州县征解本色。
地方织染局规模大小各异，较大者有苏州织染局和杭州织染局。苏州织染局在嘉靖时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间，机杼一百七十三张，内分织作、染作、打线作、掉络作，民匠达六百六十七人、军匠一千零三名。杭州织染局有房一百二十余间，有织作、罗作。
织染局开局时间在五月。严州织染局即如此。织染局的工匠要在局工作，月给食粮，这是官营的特色。
在一些地方并不常设织染局，只是在有生产任务时，临时设局织造。陕西的织造即属此类。在弘治以前陕西就有织造任务，永乐时成祖因驼毼温暖，“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此后岁以为常，至正统时才罢止。但当时未见有设局的记载。弘治五年，孝宗令陕西织造“各色彩妆绒毷画图”，陕西诸司“动支帑银收买物料，往南京转雇巧匠、科买湖丝，又于城中创造织房”。自此陕西设局，但陕西的织造时停时续，其织局也随之兴衰。至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吕鸣珂言陕西“据停织造二十四年，局作机张，自己倾废，今始葺修。挑花机匠，现存无几”。陕西修葺织局，是因为该年上命陕西织造羊绒，每岁解进四千匹。至万历二十五年陕西织局额设机为五百三十四张，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零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人，其规模极为庞大。
织染业是地方官营手工业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受重视的项目，因为其产品主要是起运京师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御用之物。
2.铸钱业。
明代铸钱，除两京的宝源局外，有时也允许各布政司经营此项手工业，布政司所设宝泉局就是此项手工业的职能机构，“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宝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负责具体工作。
洪武时，规定各布政司的钱炉数目和年生产钱数为：
陕西炉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二千三百零三万六千四百文。
广西炉十五座，每年铸钱九百零三万九千六百文。
广东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
四川炉十座，每年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
山东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十二万二千文。
山西炉四十座，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
河南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炉一百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十万八千文。
北平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福建至迟于永乐九年设炉，该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至明末宣大、辽东、密云等处也都设炉铸钱。
明代各布政司大规模铸钱主要有三个时期，一为洪武，二为万历，三为天启崇祯。洪武初江西等行省各置货泉局（后改宝泉局），设官铸造，此次铸钱至洪武九年罢止。洪武十年各布政司重设宝泉局铸小钱，洪武二十六年罢止。同年又令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此后各布政司的铸钱规模都不甚大，如永乐九年江西等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宣德九年浙江等处铸“宣德通宝”，嘉靖六年直隶、河南、闽、广铸“嘉靖通宝”。嘉靖三十四年令云南铸“嘉靖通宝”，至万历四年首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随后令十三布政司所属并两京“开铸制钱”，朝廷“每府发旋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州五十文，令照式铸造，铸完呈样”。此次铸钱至万历十年停止。天启初“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鼓铸”，此次铸钱，有的局炉因亏损“报罢”，坚持下来只有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崇祯二年各地又开始铸钱，“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
按规定，各布政司铸钱，要有工部的公文，同时宝源局要委官监督。各局所铸之钱，在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大多解赴京师，从万历开始，各局所铸留在地方“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至明末，更是“自铸自用”。各布政司铸钱所用物料经费一般由布政司自办，如嘉靖三十四年云南铸钱，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
3.制瓷业。
明代制瓷业的主体是民营，官营者较少，除两京外，设于地方上的制瓷机构见于《大明会典》记载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瓜洲、仪真二厂。瓜洲、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其他地方也有为朝廷制瓷的记载，如河南钧、磁二州及真定府曲阳县每年为光禄寺生产缸、瓶、坛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等。
景德镇御窑厂设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按：一说为建文四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御窑厂的管理在嘉靖之前一直由朝廷派官负责。宣德时或遣宦官，或“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此后宦官经常被派往景德镇督理烧造。至嘉靖初，裁革宦官，命江西“各府府佐轮选一员管理”，后改为“止是饶州府委官烧造”。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至此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经营转变为由地方有司经营，但烧造任务仍由朝廷下达。
御窑厂的规模甚大，仅龙缸大窑就有三十二座，正德、嘉靖之际厂内官匠凡三百余名，此外还有五百多夫役。御窑厂的工匠因系轮班匠，在厂上工时，自备工食，夫役的工食则由饶州所属七县征解。
御窑厂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嘉靖初，尚有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器”。嘉靖以后每次烧造数目都在数万件以上：嘉靖三十七年三万，隆庆五年十余万，万历十年九万六千，万历十九年二十四万九千件。
景德镇御窑厂，明后期虽由饶州府负责管理，具有地方官手工业的特征；但以任务的下达、产品的用途看，御窑厂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手工业。这种只负责生产管理，而没有产品支配权（或只有一部分支配权）的现象，是明代地方官府手工业的一大特点。
4.矿冶业。
明代官营矿冶业，主要由朝廷派官管理和经营。地方政府只在明初直接经营过铁冶，其他时间均是参与管理，有时参与程度还很大，故将官营矿冶的经营管理情况，附在此处叙述。下面分别不同矿课，对明代官营矿冶作大致的介绍。
铁课。铁课是明代主要矿课之一。洪武时各行省（后改布政司）均有官冶，当时各地的岁办数额分别是：
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福建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这些定额中没有广西的定额，而广西洪武五年即已办理铁课，《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中书省计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行省是岁铁课凡八百五万六千四百斤”，广西铁课未纳入定额管理，其原因除去后人漏书外，很可能是广西本无定额。
明洪武初地方铁冶的管理较为宽松，各处开炉，只要“行移各司”即可。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各处若要开炉，“即须奏闻”，批准后才可开炉。决定权收归中央。洪武二十八年各布政司官冶最后被废止。此后各布政司的铁课就向民间征收了。
为了加强对铁冶的生产管理，明初还有铁冶所的设置。它是朝廷在各布政司官冶以外设置的铁课生产机构。在各布政司的官冶罢止以后，它仍延续了很长时间。洪武七年设置十三所铁冶所，每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这十三处铁冶所及其生产定额是：
江西南昌府进贤冶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新喻冶八十一万五千斤，袁州府分宜冶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兴国冶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黄梅冶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莱芜冶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十七万八千二百十斤，山西平阳富国丰国二冶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十万斤，泽州益国冶十万斤。
此后又陆续设置了一些铁冶所，如河南钧州冶、新安冶，四川蒲江新市冶等。永乐时添设了四川龙州冶、顺天遵化铁冶等。铁冶所的课额在明初几乎与各布政司的铁课相等，因而它受到重视。朝廷经营的铁冶所其生产规模是可观的，如遵化冶仅夫役一项，在永宣之时就有二千多人。至嘉靖七年，已是几经裁员的遵化铁冶仍有军夫四百二十五人、军匠六十七人；民夫四百十人，民匠二百零一人，轮班匠四百十人，共计一千五百十三人。这种大规模生产正是官营铁冶的特色之一。
官营铁冶所自设立后罢止不一，多数在明前期即关停了，唯遵化铁冶延至万历时。万历九年，遵化铁冶，这个历时最长的官营铁冶被废止了。
金银课。金银的生产是由各级政府共同经营管理的，严禁民间私采，如正统三年令：“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朝廷的管理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为设置固定的官吏，如福建银屏山设置银场，由大使和副使管理，四川的阜民司也是这样。这一类的生产都有固定的生产定额，如银屏山银场每季纳银五百七十两。二是朝廷派官管理金银课的征收，这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提督和闸办。如永乐十三年差御史及户部郎中到湖广、贵州布政司提督，仍委官于辰州铜仁等处金银场采办金银课。十九年差御史监生闸办福建浙江银课。闸办没有定额的限制，以多为目标。朝廷派官闸办的原意用明宣宗的话说，是“欲察其奸弊，不令虐民”，是为整顿地方金银生产派遣的，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经营方式，由于闸办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故自永乐开始闸办以后，历朝都沿袭不变。在闸办中，宦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天顺二年“命中官于浙江、福建、云南三布政司闸办银课”。自此宦官介入金银的生产，至万历中期矿监的四出，使之达到极致。一般来讲提督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而闸办则无不干预。三是有关金银开采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如开矿闭矿的决策等。
在金银生产的管理中，地方官府的作用很大，如正统九年奏准浙江福建二布政司各添设参议一员，“专理巡矿”，这是做一些次要工作，许多时候地方官府还直接管理金银场，如正统五年令浙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一员 “提督银坑”。成化九年奏准“各处山场有新生矿脉者，从各镇巡三司等官，勘实开采”。成化十九年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同按察司佥事“管理银课”。此外，地方官还要参与或直接确定矿税的数额。这些表明地方官府是官营金银生产的基本管理者。
明代金银生产规模很大，输纳金银课的地方有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湖广等布政司。其中云南就设银矿二十三所，福建银屏山银场有炉四十二座。各地生产所用人员数目也是惊人的，仅湖广宝庆等府所属二十一个金场，岁役民夫达五十五万多人，而云南的楚雄、大理、洱海、临安四卫的卫军，“全充矿夫”。这表明佥发民夫和使用卫军，是征集金银生产者的主要方式。
金银生产的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生产开支增大，产量降低。而与此同时朝廷对金银的需求却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严私采之禁，另一方面加大搜括力度，万历时的矿监就是这样出现的。这意味着政府对金银生产管理的失败和金银生产的衰落。
卫所手工业
卫所手工业是明代地方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产品主要是军器。
卫所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各卫所设置的军器局，洪武二年“令天下卫所各置局”。各局由卫所委员管理，参与管理的有地方有司，弘治十三年规定：如果军器局成造的军器不合标准，各卫所官要会同三司及府掌印官究问。此外巡按御史参与部分管理。
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者是军匠，其军匠来源在明初由“军士不堪征差者”经过学习穿甲、制造弓箭等技术后充任。此外还有因各种原因充为军匠的。按照明代的制度，军匠是世役的，则此后都司卫所手工业者就是这些承袭下来的军匠。
都司卫所手工业生产所需物料及费用，明前期由军卫自办，“各处成造军器合用颜料，系军卫者，军卫自办”。“各官司倒死马皮，就于所在官库收贮，成造军器支销”。明中期以后折银盛行，成造军器所需银两有些就是折解的银两，嘉靖四十一年免山西民兵三千入卫蓟镇，每年每人征工食银五两，“解蓟镇军门及密云道修造盔甲器械”。次年又免山东民兵三千入卫，每年共征银二万六千两，解赴蓟镇“为造军器、犒军士之用”。除使用折解银两外，各边都司卫所还奏讨原料，主要是铁。正德四年奏准给宣府熟铁二十万斤，这是首次由朝廷资助各边军器生产。嘉靖二十二年规定每五年甲字库关支各边熟铁十五万斤。内地的都司卫所手工业则没有各边的这种待遇。
明代自各都司卫所建立军器局后，地方驻军的军器的生产任务就由各都司卫所的军器局承担了。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要依据朝廷的有关规定进行。明朝廷为使卫所军器生产合乎需要，有着一套完整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因情况变化会做一些调整，但同样规定得很细致。如弘治时规定南方卫所原造铁甲改用水牛皮造，绵绳穿吊；又如嘉靖时规定各卫所将六瓣明盔改造八瓣帽儿盔，其大甲要将布身加长二寸。弘治九年曾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送给浙江等处，令依式成造。
都司卫所生产的军器主要是普通的盔甲和弓刀之类，如每副军器包括的内容是：盔、甲、腰刀各一件，弓一张，弦二条，箭三十支，撒袋一副，铳箭五支，长枪一根。火器生产则有严格的限制，永乐元年规定神枪神炮“在外不许擅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最早时间不详。嘉靖三十六年题准蓟镇置造快枪、铅弹和火药给主客官兵，不知这是否最早时间。蓟镇是北边重镇，其所造火器均为先进武器，其他都司卫所只能生产一般的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五六载：“都司卫所季造，止是编‘降’字号手把铳口。”而“胜”字、“天威”、“列”字等神铳俱由兵仗局制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
明景泰二年，由于刚刚经历的“土木之变”，暴露出军卫方面的许多问题，朝廷决意整理军政，连续颁布新规定，其中有关军器生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规定了各卫所的生产定额，二是规定各卫所按季成造军器。洪武十一年曾规定全国每年军器的制造总数，但各卫所的生产似无明确定额，至此规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这两个数字在弘治二年被改为八十和二十。明宣德时卫所的军器生产是按月发料进行的，“天下各卫所所造军器，每月具报”。景泰二年则规定“各卫所季造军器”，这是对此前卫所军器生产制度的一项改革。这项制度此后执行得并不好，至成化二年又重申此令，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卫所所生产的军器，其用途明代有明确的规定，即“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所谓边镇是指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这项制度至迟在弘治时就已确立，因为当时已有明确的造解定额：
浙江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江西都司四卫十一所，全造一千零八十副，减造五百四十副；福建都司十一卫，全造一千七百六十副，减造八百八十副；福建行都司五卫一所，全造八百四十副，减造四百二十副；山东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河南都司九卫三所，全造一千五百六十副，减造七百八十副；大宁都司十一卫一所，全造一千八百副，减造九百副；北直隶三十八卫四所，全造六千二百四十副，减造三千一百二十副；南直隶三十七卫五所，全造六千一百二十副，减造三千零六十副。
全造是景泰二年的定额，减造是弘治时的定额，景泰二年的定额目前只知其为生产定额，是否也是当时解运定额尚不能肯定，而弘治时的定额既是生产定额也是解运定额则是无疑的。至万历时，军器造解定额又有了一些调整，每卫多者一百副，每所少者为十六副。存留各边备用的军器，每年要造册具报，以备查考，这是朝廷对这部分军器的管理方式。
对卫所军器及生产情况进行监督的是巡按御史和刷卷御史。景泰至成化时期，巡按御史对卫所军器每五年吊卷查盘一次。弘治十七年奏准各卫所军器由刷卷御史每三年带管查盘一次。御史查盘的内容有二：一是生产中有无弊端，如侵吞物料等违法之事；二是军器质量的好坏。
军器生产是卫所手工业最主要的生产项目，除以上提到的军器外，有的卫所还生产兵车。嘉靖三十七年题准大同制造兵车。
卫所有时还进行其他生产，如炼铁、铸钱、造船等，这些生产就整个卫所手工业来说不占主导地位，在此就略而不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