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贤相
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父姚懿在贞观年间（627—649）任■州都督，因对唐有功，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 “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
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
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
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
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
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
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 “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在姚崇的一再请求下，玄宗这才应允。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十月，唐军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军。姚崇与卢怀慎上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姚崇等人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
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③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
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
开元四年（716）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