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已告终结，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渐在我国得到引进和移植，并且开始了最初的物理学教育。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晚清时期我国的传统物理学
物理学在我国有着相当早的起源，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我国传统的物理学曾经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以后，种种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和生产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渐渐处于落后状态。物理学的发展在总体上也由缓慢到停顿。
晚清时期，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知识的发展，大概可以郑复光（1780 —1853）和邹伯奇（1819—1869）的光学研究为代表。郑复光的《镜镜詅痴》（1847年）和《费隐与知录》（1842年），邹伯奇的《格术补》（1874年），均刊行于鸦片战争之后。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一书中论述了几何光学基本概念，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情况，以及17种光学仪器和器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等。他的成就主要在于研究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理论。书中所述几乎涉及当时所知的各种光学仪器和器具。郑复光的另一书《费隐与知录》中的内容也以几何光学部分为最佳。邹伯奇的《格术补》反映了他在光学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书中深入讨论了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规律，定量地得到了透镜成像公式、透镜组的焦距公式。书中还详细讨论了放大镜、几种折射和反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介绍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推导出透镜成像公式和透镜组焦距公式，可以说达到了我国传统光学发展的顶峰。清代，我国在光学器具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光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显然，这应归结于我国传统光学知识与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的“融合”。
我国传统的物理学知识主要表现在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方面，而这些物理学知识则又常常包容在工程技术知识之中。同时，物理学本身与其他传统上占优势的学科（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等）相比较，又始终稍逊一筹。虽然在明末清初阶段我国曾经传入了一些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但随后却是百余年的中断，传入的知识甚为零散，无法形成独立的体系，结果它们被融合纳入传统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物理学已不可能再有发展，而是明显地呈现出停滞不前，以致最后趋于终结。
近代意义“物理学”的开始
众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然而，在欧洲古代，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西方语文中的“物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即指“自然”，引伸为 “自然哲学”的意思。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各个部分逐渐分别形成独立的学科，逐渐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去。直到近代，才有了近代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在我国，近代科学的物理学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物理”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但作为学科的“物理学”一词的使用却是1900 年才开始的。在正式使用“物理学”这个名词之前，晚清时期曾经一度使用“格致”或“格物”统称包括声光化电在内的自然科学。“格致”或“格物”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语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对这句话虽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总的来说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因此，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么“格致”或“格物”与“物理”即“事物之理”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晚清使用的“格致”或“格物”则是专门指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化学从中分化出，于是“格物学”和“格致学”就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专门代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了。190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刊《物理学》一书，书名袭用了日文名称即日文汉字而未作改变。该书原系日本物理学家饭盛挺造（1851—1916）编撰；中文译本由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1870— 1929）翻译，我国学者王季烈（1873—1952）重编。这是在我国首次正式使用“物理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数年之后，在我国终于逐渐统一采用了具有近代科学含义的学科名称“物理学”。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
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腐败的清皇朝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得不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科技知识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与以往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途径。在此阶段，物理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也是主要通过物理学书籍和物理学教科书的翻译出版而得以实现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科学著述。最初翻译出版有关物理学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书籍主要有：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译述的《博物通书》（1851）；合信（Benjanmin Ho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编译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这几种书籍之中以《博物新编》影响最大。
上海墨海书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并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科学书籍，其中有若干种是物理学书籍。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张福僖（？—1862）译述的《光论》（1853）；伟烈亚力和王韬（1828—1897）译述的《重学浅说》（1858）；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1859）；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的《谈天》（1859）；以及《奈端数理》等。墨海书馆是外国教会在华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该馆除印刷宣教物品外，还翻译出版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植物等自然科学几门学科的多种书籍，这些书籍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上述几种物理学书籍，尤其《重学》和《谈天》，影响相当大。从此，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开始比较系统地传入我国。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出版科技书籍的情形。物理学书籍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地被译述刊行。1865 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68年附设翻译馆，该馆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技著作翻译出版机构。馆内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徐建寅等我国著名学者，并聘请傅兰雅、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Allen，1836—1907）等西士口译，还有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参与，在近四十年间共翻译各类科技书籍二百几十种（其中数十种已译而未刊刻）。译书的内容广泛、质量上乘。该馆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如：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声学》（1874）；金楷理和赵元益译述的《光学》（1876）；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电学》（1879）；林乐知和郑昌寅译述的《格致启蒙·格物学》（1879）；傅兰雅和周郇译述的《电学纲目》（不迟于1894年）；徐兆熊译述的《电学测算》（年份待考）；卫理和范熙庸译述的《无线电报》（1898）；傅兰雅与徐寿及赵元益译述的《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傅兰雅和王季烈译述的《通物电光》（1899）；王季烈重编的《物理学》（1900—1903）。翻译馆还翻译过的数种物理学书籍，或已译成而未刊，或未译完，如《热学》、《分光求原》、《奈端数理》等。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其他学科的译著，也包含较多物理学知识，如《金石识别》（1872）、《谈天》（1874）、《测候丛谈》（1877）等。总之，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外人士曾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包括物理学书籍在内的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培养急需的外交翻译人员，于1862年设立了北京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也编译出版了一些科学书籍。物理学书籍有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译著的《格物入门》（1866）和《格物测算》（1883），这两部书对于同文馆的物理学教育以及对于晚清社会都有相当影响。上述这些根据欧美原著翻译的物理学书籍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物理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译书是晚清时期引进和传播物理学知识最重要的途径。除了译书之外，来华西方人士所办的一些报刊，如艾约瑟主编的《中西通书》（1852 年创刊），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1856—1857），北京施医院编辑出版的《中西闻见录》（1872—1875）等，也都曾刊载物理学的一些知识。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1876至1892年，在此期间实际发行七年。其前身即《中西闻见录》），由傅兰雅主持。此刊常刊载介绍物理学知识的译文，某些重要译文还有单行本出版，如关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量光力器图说》等。由于该刊颇具影响，因此对于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很有积极作用。
晚清时期，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一些组织，也曾出版或编辑物理学书籍和教科书。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 年成立，1890年后改称“中国教育会”。该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曾出版同文馆的《格物入门》和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几种物理学教科书，以及傅兰雅编译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丛书，后两套丛书包括物理学内容的若干册，是十九世纪末流行的普及读物。“广学会”（1887年成立。原名“同文书会”，1894年后改称“广学会”）曾出版《电学总览》（1896）、《电学纪要》（1899）、《质学新编》（1904）等。总之，来华西方人士以及教会的一些机构与组织对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传播和介绍物理学知识方面的功绩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几乎完全是物理学教科书，而且，据日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与据欧美西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在数量上差不多各占一半。可以说，清末民初，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主要表现为翻译和编纂教科书。这方面的情况在下面关于物理学教育的一节中还将述及。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学者几乎尚未独立从事物理学书籍的翻译或编译工作。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之时，译书仍然沿袭明末清初时期那种西人口译、华士笔述的翻译方法。这说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在专业素养和外文程度两方面均有较大欠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仗西方人士。当然，像李善兰、徐建寅等人，他们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并无困难，在介绍这些知识给民众时也足以胜任，但毕竟为数太少。随着我国教育状况的逐步改善，学者们逐渐掌握科技和外语知识，译书方法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系统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阶段，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步在我国得到系统介绍。
1.力学。
力学最基础的知识首先在《博物新编》第一集中述及，有大气压力及其性质与应用等自然科学常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有关于物质可分、物质不灭、运动、以及简单机械方面的内容。《重学浅说》是最早简要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著作。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力学知识的书籍是《重学》。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重学》一书共20卷，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个部分：卷一至卷七静重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卷八至卷十七动重学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匀加速运动、抛射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功能原理等，都是首次在我国得到介绍；卷十八至卷二十流质重学部分则简要介绍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流体力学问题。其中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在清代晚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之中，《重学》是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系统介绍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书籍《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2—1871）的《天文学纲要》（Outline of Astronomy）。在《谈天》这部书中，关于用牛顿力学理论分析日月五星运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概念、以及测定行星质量等内容，也是首次在我国进行介绍。《谈天》有1874年徐建寅的续述本，该书在清代晚期也极有影响。此外，《奈端数理》（又名《数理格致》）系根据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翻译。然而遗憾的是，很可能因为受到中西译者学识水平的局限，此书未能译完。
2.热学。
晚清时期，热学知识与物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知识一起传入我国。《博物新编》第一集有物质三态及其变化，抽气机的原理与构造，蒸汽机的原理与构造等热学方面的内容。近代热学知识在我国的系统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物体遇热改易记》。该书共4卷，前3卷分别阐述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热膨胀理论与实验，第4卷总结物体热膨胀公式并论述各种状态物质受热膨胀的规律。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气体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以及绝对零度等概念，尤其详细介绍了欧洲科学家们测量液体与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及结果。
3.声学。
我国晚清时期介绍近代声学知识最重要的书籍是《声学》。它也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声学专著。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 Tyndall， 1820—1893）的《声学》（Sound）。原著有九章，每章后面有提要。中译本基本上按原著译出，分为8卷，但略去了原著第七章有关大气声学的内容。该书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许多物理概念，如：振动、声波、振幅、频率、响度、声速、波长、波节、声波的叠加、基音、泛音等等；详细论述了发声传声、弦振动、板振动、管与簧片的振动、声波迭加、音律相和等，以及有关语言声学和生理声学的一些内容；书中还有许多声学仪器与声学实验的插图。总之，《声学》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声学理论与实验，具有相当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介绍到我国的有关声学的知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部书述及的范围。
4.光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近代光学的一些知识，如光的直线传播和平行光的概念、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临界角和全反射现象、海市蜃楼的成因、光速及其测定方法、色散和太阳光谱等等，在《光论》一书中首次被详细正确地介绍到我国。但该书原著者与所据底本均不详。《博物新编》中也有关于光的传播、透镜成像和棱镜色散等知识。七十年代开始，波动光学的知识引进我国。《光学》一书译自丁铎尔的著作《光学》（Light）。中文译本2卷，共502节，由浅入深系统详细地论述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几何光学部分的新内容不多。波动光学部分包括关于光的本质的粒子与波动两种假说、光的传播的以太说、光与色、光谱及其应用、光的衍射、干涉、偏振等等。波动光学是《光学》这部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衍射、干涉和偏振现象，它们产生的实验方法、原理及应用等，对我国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稍后，又有书籍专门介绍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发明的辐射计，即《量光力器图说》。该书1卷共六章，叙述了克鲁克斯在进行真空实验时发明辐射计的经过、辐射计的原理、各式辐射计及其应用等。然而书中介绍的多是较早的一些认识。另外，光谱学的初步知识也传入我国，内容介绍光谱分析的《分光求原》一书，因没有译完而未能刊刻。
5.电磁学。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电磁学在我国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有关无线电报的知识。五十年代初，《博物通书》最早介绍了电磁学和电报的初步知识。七十年代末，有《电学》一书，共10 卷256节，402幅插图。该书译自英国人诺德（Henry M.Noad）编著的《电学教科书》（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书中比较系统地叙述静电学，静磁学，生物电流，电流的化学效应、热效应、磁效应，电磁感应，电报等，但内容均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九十年代，有几种比较重要的电学著作：《电学纲目》译自丁铎尔的《电学七讲教程》（Notes ofa Course of Seven Lectures in Electricity）。该书共四十章357款，概述电流及其各种效应、电阻、电磁感应、电报、稀薄气体放电等内容。《无线电报》一书比较详细叙述关于无线电报的实验与应用。但该书原著者及所据底本均不详。另外，还有专门讲述有关电力计算的书籍《电学测算》。该书共十一章，分别论述定义、欧姆定律、电阻与电导、分电阻与总电阻、导线截面积、电路连接、功与功率、电池、发电机与电动机等内容。书中附有关于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及功和能的单位换算表，金属的电阻率与电阻系数，液体与溶液的电阻率，纯铜在各温度的相对电阻与电导，线规，化学与热化当量，化学与电化当量，磁化强度，导磁率，磁阻等共15个物理数据表。该书的原著者与所据底本亦不详。
以上所述，是物理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引进近代知识的大体情形。晚清时期，除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物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普及读物，它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吸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格致启蒙·格物学》、《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等，都甚有影响。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格物测算》不仅阐述物理学原理和规律，而且注重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该书在我国最早介绍了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通俗读物介绍一些简单的物理仪器。
应当归类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有些也涉及物理学知识。《金石识别》是一部矿物学著作，译自美国著名地质与矿物学家戴纳（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的《矿物学手册》（Manual ofMineralogy）。书中包含晶体物理学和晶体光学的一些内容，如介绍各种晶系，晶体的几何形态与构成，晶体的硬度，光在晶体表面或通过晶体时所发生的反射、折射、双折射等现象，以及利用分光计鉴定分类矿物等。这部书首次将近代晶体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此外，讨论大气各种现象的《测候丛谈》，叙述气象测量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和应用的《测候诸器说》，也都包含许多物理知识。
虽则近代物理学逐渐在我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然而总体上说，所介绍的大多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与同时期物理学本身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这种情形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与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几乎唯一的例外，是有关X 光的知识。山东登州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光学揭要》（1898）一书，末尾有5节简单介绍了X光的发现、特性及用途。《通物电光》（1899）一书，译自美国人莫顿（W.J.Morton）与汉莫尔（E.W.Hammer）合著的《X射线，不可见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术的价值》（X-ray，or Photography of the Invisible and Its Value in Surgery），原著者是美国最早将X射线应用于医疗的医生之一。译者用“通物电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X光的特性。该书叙述电学基本概念，X光机装置的各个部分，各部件的制作和连接，X光的发现及其特性与实验研究，X光照相方法，X光在医学上的应用等。除这两部书之外，在此前后，一些报刊亦载有关于X光原理与应用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有关X光知识的介绍，还是比较及时的。
物理学教育
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
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 Ganot， 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 de 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 “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发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0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0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09）、本多光太郎（1870—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0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 David Everett，1831—190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A.P.Deschanel）著的《初等物理》（Traite Elementaire de 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0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lip 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年第17版，并据其1896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0），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R.A.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02）、《最新理化示教》（1904）、《初等理化教科书》（1904）、《理化示教》（1904）、《格致教科书》（1904）、《物理教科书》（1907）、《物理学讲义》（1908）、《初等物理教科书》（190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
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
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发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 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年后由欧礼斐（C.H.Ol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05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发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16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首批大学毕业生。1918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
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 —？），他于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07年获德国波恩皇家大学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清代末年，出国学习物理学的还有何育杰（1882—1939，1903年赴英）、张贻惠（1904年赴日）、吴南薰（1905年赴日）、夏元瑮（1906年赴美，1909年转德）、李耀邦（1884—？，1909年赴美）、胡刚复（1892—1966，1909年赴美）、梅贻琦（1889—1962，1909 年赴美）等。民国初年，出国学习物理学比较著名的如赵元任（1892—1982，1914年赴美）、颜任光（1888—1968）、李书华（1889— 1979，1913年赴法）、饶毓泰（1891—1968，1913年赴美）、孙国封（1890—1936）、丁燮林（1893—1974，1914年赴英）、桂质廷（1895—1961，1914年赴美）、叶企孙（1898—1977，1918年赴美）等。以后，留学人员数量增加很多。
早年留学国外的人员，大都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有所建树。1919 年以前获博士学位的有：李复几因光谱学的实验研究而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1907）；李耀邦进行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4）；胡刚复以X射线的实验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颜任光研究气体离子的迁移率和气体的粘滞性，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8）；等。留学国外的人员，为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几乎都是学成之后立即归国，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近代物理学日后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