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卷、《定盦外录》12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00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