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的海岸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

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这都是明显的例证。

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

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起点，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

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