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发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他们占有许多人户，如在严实统治的东平地区，诸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凡四百所”（《元史·宋子贞传》）。
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于是，建立十路课税所，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增加国赋，就必须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因此，窝阔台进行了大规模的籍户。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是蒙古汗廷首次在华北地区检括户口。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发布圣旨： “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要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据此，诸王将校寄留在各地州郡的其他俘户生口，被国家收编为“皇帝民户”，增加了蒙古汗廷掌管的人户。元太宗七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胡土虎再次括户，直到次年六月括户才结束，“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这次括户从乙未年开始进行，故称乙未户籍。
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在括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元史·太宗纪》）。这次分封的民户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一户。按当时所括户口一百一十万计算，封户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这年是丙申年，故称丙申分封。
丙申分封确立了汉地五户丝食邑制度。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封户缴纳的丝料由朝廷和领主分享，封户成为“二税户”，其办法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即每一封户缴纳的丝料全额11 两2钱中，8两纳入国库，3两2钱属于领主；在食邑内设立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元史·太宗纪》）。元代的投下户，按照规定，除负担朝廷的兵、站诸役，及提供部分丝料国赋之外，还需向投下领主缴纳五户丝，蒙古语称之为阿合答木儿。五户丝制构成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户丝制不可能彻底贯彻执行。因为这一制度触犯汉人世侯和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蒙古诸王贵族横征暴敛，对分地民户勒索更甚。拔都汗对其分地平阳路民户的剥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还规定不收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则十倍其费”。许多民户倾家荡产，转而逃散。
但是，五户丝制比起那种“一社一民，各有所主”的状况，却是很大的进步。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诸王贵族的权利，对中央集权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