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林则徐（1785 —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 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林则徐从4岁起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3岁获府试第一，14岁便考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7年，20岁中举人。
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0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期的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4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譒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0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中，英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二十五年（1820），鸦片输入量还是4000余箱（每箱重100至120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40200箱。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18年中，中国白银外流约达2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为之动色”。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 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 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0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实重2376000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 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尔达）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
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开枪阻止”。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 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9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6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 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40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专制君主的淫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八月二十九日（9 月24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应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硃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遣戍伊犁
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们拥戴的心情。就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52面之多，其中题词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敷五岭”等等。这些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这一情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尽管林则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
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都没有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年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8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从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发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英舰长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发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10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
林则徐在新疆整3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弃瑕录用”。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后将近1 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70万亩。在此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发“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新疆边防的巩固。
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
在度过3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1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
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月4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