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以8万军队于1月6日将9000余人新四军包围于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

14日晚,叶挺军长前往敌营谈判,遭到扣留。当晚国民党军队发动总攻,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奖、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只能留在皖南山区,待机北上。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项英等十余人隐蔽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

3月23日夜,项英、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宿于石洞中,其余数人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副官刘厚总于1941年3月24日凌晨2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也中弹负伤。刘厚总杀人后劫走项、周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逃下山去,投弃国民党县党部报功请赏。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被部下发现后掩埋于牺牲处,解放后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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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项英在转辗隐蔽的日子里,被睡在身边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反动派用重金悬赏缉拿项英,也化为泡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也没能得逞。而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同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除项英外,还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副官)住在这里。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

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弄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