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义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他妈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疏给崇祯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做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辞，但崇祯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杀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闻名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后人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歌所说的那样： “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对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敝，整个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这个文盲的生祠建得富丽堂皇，直到称颂他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么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苗棣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