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的河道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 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

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雄剧，人物昌阜。”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

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和德宗建中元年（780），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文宗开成三年（838）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

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