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命石敬瑭
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
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 ‘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
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
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
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是有道理的。